从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观察，山东省党建扶贫发展成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提升减贫路径的实施可行性

第一，探索出一套“第一书记机制”，使好政策得以较精准地落地，突出表现为从政策精准到位入手，解民忧办实事。干部联系农户制度不仅切实帮助困难户、贫困户解决了难题，更重要的是让群众在遇到困难时有了“主心骨”，在干部和农户间建立起一种天然联系，“有事打电话”成为农户的共识，存在于基层的各种矛盾也随之减少。在济宁市下派办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村民回答“本村出现较大矛盾纠纷主要依靠哪种途径解决”时，15.45%的被调查农民选择了“驻村帮扶干部调解”，这个比例高于“基层司法干部协调”和“宗族关系解决”。通过全面实行干部联系农户制度，济宁市真正做到了将基层工作下沉入户，解民忧、疏民意，办实事、解难题，密切了干群关系，加强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二，以基层党建为中心的体系化贫困治理框架已现雏形，以第一书记为载体的村庄外部输入的扶贫资源整合及向村庄落地的平台创新路径基本定型。山东省扶贫资源来自3个部分：（1）专项扶贫资源；（2）24项行业系统的涉农资源；（3）社会捐赠、企业众筹等扶贫资源。过去这些资源量较少，且在村庄缺乏进入路径和承接平台。第一书记的组织渠道及扎根要求，为外部的扶贫资源公平、公正、公开有效落地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障，如各地出台非常细致、体系化的项目监管评估机制。

第三，抓住与土地相关的经济利益这一根本“牛鼻子”，以党的服务型基层组织建设为基础，普遍建立集体经济实体。如扶贫车间、扶贫大棚、扶贫园区、电商扶贫等，是能够自己“造血”的村财政减贫经济载体。为此，先由外来资源在乡镇整合后，以村第一书记和村庄基层组织的服务型建设为根据，按照治理原则使用和管理集体经济，形成村庄贫困治理的内部财政源泉，外部监管也形成了一套共嵌的有机连接，从而凸显出政治、经济及社会的体系化共建，在村庄层面撬动了内生活力和动力的有序生长。此类创新探索形式多样，内涵本质相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实现村级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第一书记抓好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要务。曲阜市姚村镇庙东村昔日是累计负债70余万元的集体经济空壳村。曲阜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驻庙东村第一书记翟德军通过实践与摸索，逐步确立了“输血—换血—造血”的工作思路。“输血”即引入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换血”即转变村“两委”班子、农村党员与群众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造血”即走产业扶贫道路，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社，通过“支部引路、党员带头、村民参与、贫困户受益”这一联动机制实现村民与集体的共同富裕。在新思路的指导下，第一书记翟德军带领3个自然村的党员群众建立起生态莲藕、养生木耳和出口蔬菜等“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支部+党员+农户（精准扶贫户）”的农村合作社组建模式，合理配置农村资源，提高农业合作社生产效率，提升村民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致富能力，使庙东村2016年上半年的村级集体收入较2014年同期翻了四番，村集体负债和贫困户数量逐年减少。

以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村庄多种生产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等功能性组织萌生及成长，使在坚持政治目标下的扎根于本土的村民参与的动态型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评估的贫困治理机制破土而出。在经县、市、省的自下而上创新经验发现和理性总结中快速拓展为全省实践，如扶贫理事会的创新、党建“1+N”结对帮扶模式、村民议事会自2016年以来重新焕发生机等。调查中多位被访者谈到，村民参与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减贫社会治理，大大降低了2016年以来山东省和国家日益加大的对减贫政策，甚至惠农政策落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第四，基本解决了驻村工作与村庄党建工作“两张皮”问题，在提升农村党建工作水平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突击队和生力军作用。抓党建工作才能把农村党员群众拧成一股绳，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抓好农村党建工作的基础是提升村级班子凝聚党员、服务群众能力，为所驻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才是第一书记制度的根本任务。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细胞，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团结带领党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堡垒。第一书记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好基层党建工作，使村级党组织成为对周边村有辐射带动力的服务型党组织，让党员能够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创新方法论基础(www.daowen.com)

以贫困治理为突破口，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强力推动下，通过对脱贫攻坚政治目标的坚守和引领，激发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以社会主体性的民主协商路径建设为载体，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创造前提条件和机制拓展。

第一，贫困治理到社区治理的路径明确化。党的第一书记进驻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开展贫困治理的目标落地机制建设工作，使村民深度参与贫困治理。农户中即使有在外经商、打工的，也被家乡贫困治理的社区参与机制和平台所“内卷”，从而成为“有组织、有参与动机、有参与能力”的有机整体。国家主导的资源投入，有序进入村庄，撬动村庄跨越城乡的参与，事实上已经为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平台的民主协商全过程参与，奠定了政治经济学基础。

第二，凸显城乡人才成长与组织建设相嵌合的内在规律。济宁市的调查报告数据说明，机关年轻干部对农村工作的陌生和粗放式工作方式的行使，明显不符合新时期农村复杂的工作要求。因此，通过党建扶贫具体的制度设计的体制机制创新，机关干部新选村干部均在同一个工作创新平台上创造性地工作。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的基础，正是这一套制度设计的题中之义。2012年初山东省某市组织部曾对12个市直部科级及以下年轻干部（45岁以下）做过农村基层经历情况调查，其收回调查问卷4649份，其中，科级干部占17.4%，副科级干部占24.8%，副科级以下干部占57.8%；30岁以下干部占18%，30—35岁的干部占21.7%，36—40岁的干部占27.3%，41—45岁的干部占33%。调查显示，64.6%的调查对象没有工作后驻村工作或调研经历；29.3%的调查对象没干过农活；35%的调查对象没走访过普通农村家庭；44.8%的调查对象一年内没有因工作需要去过农村。因此，该市通过组织全市7.3万名干部与6215个行政村181.4万农户建立直接联系，做到每个干部都有联系户、多个农户都有联系人的“两个全覆盖”。

仅仅通过2013—2015年三年时间构建了联系服务群众新模式，该市实现由少数人驻村到机关干部全员参与的转变；坚持既办实事，又“解心结”，实现从修桥补路到修补干部关系的转变；通过工作重心转移，实现由送钱送物到送政策送服务的转变；注重培养锻炼干部，实现干部下基层由“要我下”到“我要下”的转变。

第三，奠定了保障型、发展型和生存型政策整合及发展体系的精神基础。减贫政策与“三农”政策的体系无法融合及落地扎根，是长期以来我国扶贫体制与发展体制存在机制错位、内在缺陷的问题之一。即原有扶贫政策注重项目化操作，因而对项目的精神性因素有较大遮蔽。如自力更生、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对敢于担当的制度创新探索，缺乏制度激励和有效的精神性动员和鼓励。特别是在“最后一公里”的贫困治理上，缺乏精神高位的统领，仅仅限于就事论事的解困。山东省将减贫与发展的理念与精神相整合，聚焦沂蒙红色文化、孔孟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基础的打造，取得政策高地的精神整合功效。沂蒙红色文化倡导的不忘初心、服务人民，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利益的目标整合，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家国同构的大气与追求，社会主义文化凸显的共享成果的公平与正义发展道路，将社会底线思维与顶层战略整合性形塑，从而使扶贫政策在保障型、发展型和生存型政策供给的制度闭合能有序打开，形成社区平台的新的整合，有效消解原有的体制碎片化风险。

精神文化的整合、政策落地的实操奠定了统一思想，从而达成共识，实现合力的文化统合基础。例如，沂水县第一书记体系化建设中用“红嫂精神”的感动性震撼，纯化干部驻村工作作风，使为老百姓切身利益着想、将扶贫政策精准落户成为干部们的一种精神信仰。曲阜市将孔孟儒家文化用于村庄孝善文化的公益性打造，使人们对微公益、村落和家园建设、电商扶贫等发展型政策资源落地，有内生性的评价共识。社会文化中对公平正义的提倡，对共同富裕的彰显，也从精神共识上同样深化了村庄共同体对村庄发展目标的集体行动能力提升。而这一切，均是乡村振兴所需要的精神性力量。以党建促脱贫，即使这三种文化的嵌合成为理解保障型扶贫、发展型扶贫和生存型扶贫三种政策衔接的共同精神基础，为打破三种政策落地时原有制度碎片化导致的自我封闭性，开启了一扇融通之门，从而也为精神性力量反作用于政策实操奠定了体制基础，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