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公民因城乡身份不同、居住区域不同而享有的社会权利差异，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实施就业地落户政策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大中城市户籍控制仍然非常严格，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类特大城市更是如此。然而，为什么要控制这些大城市的户籍呢？很多人认为原因在于这些城市的人口已经太多了，一旦放开严格的户籍管制，大量人口的涌入将使城市不堪重负。但为什么人们希望将户籍迁往这些城市呢？其原因不外乎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多、福利待遇更好等。由于国家已禁止就业领域中的户籍歧视，不管能不能获得户籍，因就业流入城市的人口都不会减少。目前，大城市户籍管制的唯一功能在于保护其较高的社会福利不被外来人口分享。这种社会福利主要涉及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在教育领域，国家已规定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加以解决，但外来人口子女通常需要交纳昂贵的“借读费”才能入学。^[21]另外，为了避免加剧当地户籍考生的高考竞争，政府总是严格禁止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在社会保障方面，不管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是最低生活保障，在保障水平方面都是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高于农村。这样，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地方化和差异化就形成了一种推动民众向大城市迁移的强大动力。因此，不剥离依附于城市户籍之上的各种特权，就业地落户政策就会驱使民众为获得高福利而设法留在大城市，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也会加剧大城市的管理危机。

剥离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户籍特权并不十分困难，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领域的国家统筹。在教育方面，由于基础教育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提供相对公平的基础教育在世界各国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这导致各地对教育的投入极不均衡。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甚至应该承担起全国基础教育经费的主要责任，并根据生源情况进行拨款。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流入地政府接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杜绝流入地政府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流动人口子女分享教育资源。在高考公平方面，国家应采取措施消除当前存在的高考录取机会的不平等。具体措施可通过改变目前高校招生指标以学校所在地为主的分配模式，将部属院校的招生指标按各省区市生源比例进行分配，而省属院校的招生指标分配则由各地方自主决定。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部属院校是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其经费由中央财政拨款，但由于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以大学所在地为主分配招生名额必然导致明显的社会不公。而省属院校的招生指标分配由地方自主决定则有利于提高各地方兴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增加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国家应鼓励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扩大对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招生名额，尽量减少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分配不平等。

在社会保障领域，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保障标准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个人社会保险在地区间难以转续。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建立多种社会保障模式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不同模式的福利差异极大而人们又缺乏选择权的话，就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在我国，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参加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保障水平差异很大，而且相关人员缺乏自由选择权利，制度性不公平特别突出。另外，特权问题在社会保障领域也异常突出。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已建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近年才开始推广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这些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险所获得的财政补贴及其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另外，目前正在改革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长期以来社会公众的公平期待，但该保障体系与其他类型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兼容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为了适应户籍改革的需要，必须改革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制度性不公平和体制性分割现象，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建立全国统一的可跨地区转续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社会保障支出与地方财政责任的脱离。首先，打通不同社会保障体系间的壁垒，建立公民可自主选择参加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以身份证号作为公民的社会保险号码，实现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全国统筹，公民可在全国任何地方缴纳保险费，领取保险金，而不受户籍迁移的影响。再次，各地方政府可根据地方实际需要建立具有地方特点的补充社会保障制度，以满足当地居民的特殊需求。最后，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类商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www.daowen.com)

通过这种改革剥离在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城市户籍特权，不仅有助于扫除就业地落户政策实施的障碍，降低城市政府和城市市民对户籍改革的抵制情绪，也有助于减弱城市户籍的吸引力，降低户籍改革可能对城市人口管理产生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