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权退出意味着农民退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具有农民集体成员的身份，也就彻底丧失了农地权益，失去了从农业中获得收入的基本条件。这时，退地农民的唯一出路是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融入城市生活，实现从农民向城市市民身份的转变。

在我国，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身份，还是一个政治身份。这种政治身份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固定下来，并与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紧密相联。改革开放以后，职业身份的转换门槛逐步降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就业仍存在较为严重的身份歧视），大量农民外出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工作，但这种职业身份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政治身份的同步转变，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无权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权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城镇为了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甚至出售城镇户籍指标^[1]。许多农民之所以高价购买城镇户籍，只是看中城镇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城乡户籍存在的价值差异。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了小城市的户籍管制，中等城市的户籍管制也基本放开，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户籍管制仍然非常严格。经过近年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福利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中小城市户籍对外来民工的吸引力严重削弱。同时，由于多数农民工是在跨省区异地就业，而其中的大多数又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和省会大城市。中小城市就业机会不足，是中小城市缺乏对外来农民工吸引力的又一原因。(www.daowen.com)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确立了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战略，但实践证明，小城镇工业化道路的结局通常是污染严重，难以形成产业聚集，经济效益低下等。更重要的是，小城镇服务产业落后，难以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前途也必将走上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道路。然而，就目前来看，这种城市化道路仍面临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诸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