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试图揭开经济增长之谜。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分工的深化导致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经济增长。^[23]新古典增长理论把知识和教育引入生产要素之内，认为知识促使经济增长。马歇尔说：“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Solow（1956）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25]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库兹涅茨曾说：“一国的经济增长可定义为对国民提供日益增长的不同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这种增长的能力以技术进步及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为基础。”^[26]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还要受到一定制度因素的约束”。^[27]正如菲尼所指出的，“光有三大传统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还不够完备。第四大柱石，而且也是不言而喻的柱石就是制度……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制度至关重要。”^[28]而产权制度显然是最核心的制度因素之一。

产权制度之所以与经济绩效关系密切，与产权自身的特性紧密相关。不同的产权结构意味着权利主体间具有不同权利关系，也就意味着可能具有不同责任和收益。这样，对财产的控制结构差异就意味着对财产具有不同的控制权。Hart & Moore将“控制”分为特定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前者指在契约中已经做了明确规定的契约方对资产的权利，后者指决定资产除最初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以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利。^[29]这两种控制权中以剩余控制权最为重要。“不同的剩余控制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进而形成不同的制度绩效。”^[30]实际上，任何一种财产权利都要求在收益上得到体现。柯武刚等指出，个人或者组织的受保护的权利束，他们使所有者能通过使用、抵押和转让资产等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某些资产，并占有在这些资产的运用中所产生的效益，产权决定着财产在运用上的责任和收益。^[31]这就意味着，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32]

产权结构通过构造不同的激励结构对经济绩效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产权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复杂，人们对何种产权结构更为优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在现代社会，产权结构越来越复杂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趋势，这种产权结构的复杂化带来了两方面的经济效果：一是通过产权权利的分解和重组，促进了产权权利的交易和流动，进而有助于提高产权的利用效益；二是产权权利主体的多样化容易导致各主体对于各自产权权利与责任的划分不够清晰，从而导致权利利用的机会主义倾向和相互监督成本的上升。虽然明晰的产权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经济绩效的增进，但模糊的产权边界显然不利于厘清相应的责任与收益，从而给经济绩效带来不利影响。菲吕博腾等人指出，竞争的逻辑（即对可供选择的使用的注意）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33]

从产权主体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大致将产权分为三类：一是私人产权，二是国有产权，三是共有产权。但这种区分在很多时候是模糊的，比如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仍能够通过控制土地使用方向和征税等方式行使对土地的管理和收益权，表明这种私有产权并不完整。而在英国这样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国家，由于国王只有形式上的所有权，其与土地私有制基本没有区别。“一种资产的所有权是属于私人团体还是属于国家，这可以从使用它的权利、它的形式与本质的改变以及对资产的全部权利（如出售）或部分权利（如出租）的转让的构成来理解。”^[34]虽然私有产权和国有（公有）产权都是能够清晰界定的，但由于公有产权的特殊性，导致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矛盾。陈伯庚认为，这些矛盾包括：“首先，作为个人的公有制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与以集合方式共同占有资产的集体利益的矛盾。其次，公有制成员集体行使权利的特定要求与这种行使方式费用过高的矛盾。再次，所有者目标与代理目标之间的矛盾。最后，是公有制成员的产权责任与资产关切度低的矛盾。”^[35]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无疑是推进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课题。(www.daowen.com)

共有产权的情况也是普遍的，这种产权又可以根据产权是否能够分割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两种类型。在公有产权条件下，困难之处在于如果不能够清晰地界定成员的贡献并据此给予相应激励，公有产权就可能导致效率的降低。这与“队生产”的情形类似。“由于队生产的相对效率依赖于企业将报酬的变化与应对产出的变化负责的人联系起来的能力，因此必须对它们做出准确的评估。在缺乏灵敏的报酬制度的情况下，合作性投入的生产率水平将会低于潜在的可能水平。”^[36]但共有产权并不总是低效的，“产权形式是与特定的历史阶段以及特定社会环境相一致的，在某些环境中，共有组织也许比市场组织更有效率。”^[37]也许，共有产权本身并不一定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种产权体系下如何让人们承担责任并形成有效激励。哈耶克认为：“责任必须是个人的责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不可能有某种一个组织成员的集体责任，除非他们通过协调行动已经使每人都各自负责，共同或分别承担责任都要求个人同他人相一致，因此也就会限制每个人的权力。如果让人们共同承担责任，而不在同时规定一个共同的义务和协调的行动，结果便经常是无人真正负责。每人都拥有的财产实际上是无主财产，那么每人都承担的责任就是无人责任。”^[38]在哈耶克看来，共有产权制度下责任机制很难建立。德姆塞茨认为，责任的建立需要让监督者获得全部剩余索取权，如果企业的总监督者得不到全部剩余索取权，就一定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39]显然，让监督者获得全部剩余索取权与共有产权的核心价值相冲突。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够因此得出私人产权优越于国有产权或共有产权的结论，正如莱宾斯坦因所指出的，“问题不在管理者是否是剩余索取权的获得者，从而会进行高效率的监督，而在于管理者与其他雇员间（以及两个团体内部同等地位的成员之间）相互作用是否带来了最佳的工作态度。”^[40]

总之，产权的性质和结构会对经济绩效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最优的产权结构模式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共识。在现代产权结构日益复杂化的今天，产权结构问题的探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