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中国农村治理创新体系建设中谱写美丽乡村中国梦

江苏师范大学农村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推出的《农村治理创新研究丛书》即将问世，作为中心主任和丛书主编，我有义务和责任为此丛书的出版写序，正好借此机会写点个人的感想，以供读者参考。

正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和高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创新农村治理体系，一直成为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出现人类有史以来涉及最大规模人口的深刻变动。马克思说过：传统社会根基在乡村，而现代社会根基在城市。2014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历史性地将一个“乡村中国”变成了一个“都市中国”。就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性的制度存在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城镇化。西方经典现代性的历史曾经用“羊吃人”的方式使乡村不断破产，而资本全力发展都市，让乡村服从于城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描述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的事业”那样。这一进程也曾经被全球资本跨空间移植到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原初作为国本的中国乡村在不断遭遇“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中迅速走向衰败。西方注入的大工业不断使男耕女织的乡村家庭工业破产，西方大生产的农产品也以低廉价格排斥中国小农经济，进而导致乡村人口在原有的贫困基础上更加贫困。大批乡村人口出逃，千年乡村凋敝，就是在1840—1949年间在中国大地上所广泛发生的实际情形。乡村的凋敝深刻地动摇了国本，使中国更加积贫积弱。于是，为了扭转这一格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除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用农民革命运动的方法打倒地主阶级、分田地，发动土地革命，解决乡村贫苦农民耕者无田的状况之外，一大批有良心有抱负的中国知识分子搞起了中国民粹运动，出现了所谓的“乡村建设派”。他们脱下长衫，穿起短衣，走入乡村，用文化启蒙、技术启蒙和实业救民的方式来改造乡村，力图把一个封闭、传统、贫穷、凋敝的乡村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文明、现代和富裕的乡村中国。晏阳初开创河北定县模式、梁漱溟创建山东邹平模式以及徐公桥模式、无锡模式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模式。然而，可以想见，这些建设是有效的，然而是有限的。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没有根本触动土地变革必须要打倒的地主阶级。

伴随着新中国的土地变革，乡村从组织起来的初级社、高级社一路走来，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成就，生产和人口稳步增长，但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急于求成的社会发展举措，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不断左倾的社会政策与政治运动的影响，乡村社会发展和治理陷入相对停滞。尤其是城乡二元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乡村发展和农民进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利益分割，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被无形剥夺了若干原本应当是平等国民待遇的权益。价格剪刀差使原初属于农民的利益被计划经济转移到了城市，变成发展工业、养活城市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一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下，乡村和农民几十年来主要依靠自己而不是主要依靠政府和城市来苦苦支撑自己的生活。乡村缓慢地发展着，贫穷和落后面貌几十年来没有大的改观。一直到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之路，才为乡村崛起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可以说，从1978—1984年，乡村与城镇的相对经济关系，才真正出现了百余年来第一次逆转。农民第一次真正吃饱了饭，第一次真正开始有了自己稳定的可卖商品，第一次解决了温饱问题而向小康迈进。然而，1984年以后，随着改革中心进入城市企业之后，在不完全市场作用下，工农业剪刀差再次被拉开，乡村发展速度又远远落到城市后面。乡村经济组织的涣散导致公益事业没有落实，教育、医疗、文化、乡村道路、农田灌溉、设施维护、科技服务等等都存在极大隐患。城市经济借助于开放、改革和市场化的强大优势迅猛地发展起来，随着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开发区遍地开花，出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土地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双线进程。城市化人口从2000年的4亿多（城市化率36%）飞速扩张为近8亿（城市化率57%），十多年间几乎翻了一倍。在城市为大批青年打工者涌进城市而为“人口红利”沾沾自喜时，农村却因主体人口的大量流失而衰败。农村田地撂荒、五业不兴、土地污染、乡村废弃、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问题层出不穷。虽然中央倡导“新农村建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考虑城乡一体规划，但是治理难度超过想象。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我在江苏师范大学任校长之前，曾经在苏州大学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在这个世纪初我当时关注的重点是在城镇化扩展过程中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问题。我们主要研究的出发点在城镇化，研究如何保护“被城镇化”农民利益，不至于有“六失（失地、失居、失业、失学、失保、失身份）”问题，倡导“空间正义”和可持续城镇化发展问题。与这一问题关联十分密切的问题就是大片苏南乡村正在远逝，从我们的视野中不断消失。虽然也为之扼腕长叹，但是总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代价。到地处淮海经济圈中心都市徐州工作，环保的连片乡村地区使我的视野从城市转移到乡村，看到更多的乡村治理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治理这些问题尽管可以借鉴，但绝对无法直接从历史、从国外照搬照抄，因此，需要创新。这时，江苏师范大学农村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在省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苏北、为江苏、为中国探索一条农村治理的新路。尽管我已从校长岗位卸任，但是仍然愿意在这一领域为大家的奋进而鼓与呼。

中国道路在选择现代性路径中不能、也难以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因为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现代性的环境。西方前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与新现代依次衔接的阶段，在时空压缩下共时出场于当下的中国，而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的现代性内在弊端和矛盾又提前高速爆量地呈现。复杂现代性语境要求中国新现代性不能简单平移西方道路，而是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着力重新治理乡村。这就使中国面临一个世界级难题，而要用自己的方式重写答案。中国正在走前无古人的道路。

本丛书的作者大多为江苏师范大学的学者。他们或从小生长在农村，或者坚持长期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对涉及中国人口近1/10的广大淮海地区当前农村状况有深入、持续的了解。他们也与当地干部群众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与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研究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保持着密切的科研合作。我们有苏北农村问题数据库，也有“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和“淮海发展研究院”协同支持。本丛书首批推出的《农村承包权与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机制创新研究》等七本著作，分别围绕农村最为敏感和核心的土地等问题入手来展开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的研究。这些问题如此敏感而重要，相信细心的读者会开卷有益，会为之欣然。(www.daowen.com)

我衷心希望本丛书能为读者打开一扇门，让大家进入这一领域，共同为中国农村治理的创新出力。

是为序。

任 平

2015年11月于徐州

（任平，江苏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师范大学农村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