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新变化,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中国也应尽快调整自由贸易区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12]这不仅是中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深化改革的现实途径,也是全面深入融入全球经济、顺应全球自贸区快速发展、促进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方式。我们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夯实与亚太地区相关国家关系;以北京路线图为引导,加快推进 FTAAP 谈判进程。因此,为避免中国被边缘化,更好地参与到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生产网络的建设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区战略协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推进自贸区网络建设提供难得机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必将使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使得沿线国家与我国建立自贸区的必要性提高。我们在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中,可重点推进一些战略性合作项目,关注沿线一些关键国家,通过项目合作加快与沿线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这些国家既可以是周边国家,也可以是丝绸之路延长线上的国家;既可以通过区域合作,也可以通过次区域合作等磋商机制,来逐步构建“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形成以我国品牌、技术和资本为核心的区域生产网络。在中国自贸区战略调整中,要努力实现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协同发展。首先将自贸区战略谈判重点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样有利于构建以中国主导的亚太生产网络和自贸区网络,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此外,“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将减少沿线国家自贸区谈判成本,提高自贸区谈判的成功率。因此,以开放和包容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第二,将深度一体化内化于FTA战略中。
中国目前虽已融入亚太地区的价值链和亚太区域生产网络,但仍处于相对较低环节,为了进一步融入生产网络,并实现价值链上的攀升,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在依靠密切贸易和投资关系等经济手段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布局FTA网络,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制度设计。首先在部署FTA战略时应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深化合作层次。在选取签订FTA的经贸合作伙伴时,不再以地缘因素为限制条件,而要选择那些与中国经贸往来十分密切,尤其是中间品贸易占比很高的经济体建立FTA。在与FTA伙伴谈判设定FTA的条款和内容的时候,不仅仅考虑贸易方面的利益,应更多地将关注点集中于投资以及服务贸易方面,同时,注重将FTA的签署与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以及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任务相协调,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地融入亚太区域生产网络。FTA的建立应考虑到多方面的利益,不仅通过组建FTA实现贸易方面的收益,还要关注FTA引进外资的相关协定,以及签订FTA是否有利于国内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否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否可以促进中国在亚太区域生产网络中地位的提升。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应避免对区域生产网络的过度融入,防范来自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可能带来的风险,防止国内经济体系受制于其他经济体。所以,从参与亚太区域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中国还需要在实施FTA战略中注重合作的深度和质量的提升。
第三,循序渐进和积极谨慎地参与亚太深化一体化。
由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中国又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考虑到自身经济发展状况,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很难立即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实现,各经济体之间要想达成新的深层协议,需要根据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现实情况进行合作,采取渐进的方式。借助产品内分工发展的深度一体化可以增加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亚太经济一体化深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于需要支付更多的交涉和政策决策等方面的成本,因此,中国在参与亚太深度一体化的过程中,既要积极参与,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又要谨慎地面对深度一体化对中国不同产业开放带来的风险,以便更好地从深度一体化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来自“产品内分工”的经济效益。总之,充分利用中国在亚太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关键地位,增加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筹码。同时,也要避免由于参与区域内生产网络,而受到多方面的牵连,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受制于其他国家。
第四,贸易协定注重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互联互通。(www.daowen.com)
为了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塑造更加完善的亚太区域生产网络,需要通过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亚太区域互联互通的程度。高效、稳定和透明的贸易投资环境,也有利于提高区域内自贸协定的利用率,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亚太区域内部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可促进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依存,追求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实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更多地基于经贸合作层面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加快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亚太地区人才交流,实现信息技术共享,全面提升亚太地区各成员的软实力。许多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在履行相关承诺时缺乏相应的能力,尤其是在改善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的状况方面。为改变这种状况,则APEC以及亚太各经济体应继续推动与落实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Asia-Pacific Model E-port Netwok,APMEN)为代表的港口和边境上的互联互通建设。作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相对集中的地区,东南亚地区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尤其迫切,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发起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并且积极推动RCEP合作进程,这将会对亚洲地区的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关键作用。基础设施以及价值链、供应链的互联互通是亚太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参与FTAAP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
第五,加紧推进与亚太区域经贸伙伴的双边FTA建设。
双边FTA建设能够有效地避免“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困境,从而有效地降低谈判过程中的成本,提高谈判的效率,在当前面临TPP以及TTIP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的冲击的国际环境下尤为重要和紧迫。而且,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日益深化,中国大幅提升了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作为全球经贸合作重要参与方的地位已经确立,因此,其他的亚太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尚未与中国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TPP成员在获取来自TPP的经济收益的同时,可通过与中国建立双边的FTA使得收益进一步提升,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与其他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具有构建双边FTA的经济基础。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对于抵消以TPP为代表的大型自贸协定的冲击,还是强化在亚太地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FTAAP的主动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六,加快与“自然贸易伙伴”的深度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的“自然贸易伙伴”中大多有深度一体化的天然倾向,与这些国家开展以深度一体化为特征的FTA谈判水到渠成。而且,中国的“自然贸易伙伴”中很多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恰好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形成互补关系,相互之间能够较大程度地实现“来自贸易的收益”。以往中国实行的FTA战略或多或少地对国内企业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温室里的花朵终不能健康成长,所以在制定FTA战略中应持有开放的态度,积极与区域内贸易伙伴建立高层次的FTA,引进投资的同时,也引进竞争,以此促进中国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在亚太价值链中的位置。以中美为例,中国和美国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于全球的两个最大经济体,也将是建立FTAAP受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样在建立FTAAP的过程中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要建立真正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FTAAP,必须要实现中美双方在贸易和投资等规则上的认同与一致。中美双方虽然在经济体量、贸易和投资规模上都位居世界前列,但彼此在产业结构、对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规则的
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需要解决的困难和挑战会很艰巨,但若能推动中美的合作进程取得进展,未来的收益也是十分巨大的。如果中美之间能顺利就BIT、BITT以及FTA达成协议,那么就为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对接与融合,最终建立FTA増添了巨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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