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同步缓慢复苏阶段，虽然亚太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但亚太区域经济和生产网络的发展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失灵、国际规则与秩序重构、大国间政治经济博弈以及美国单边主义等问题都影响着亚太生产网络的发展和演进。

1.“逆全球化”阻碍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持续深入发展

2008年以来，全球化迈向深度调整期，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风暴迅速刮向亚太地区，冲击着亚太生产网络的持续深入发展。虽然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增加了世界福利，但是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却认为“美国式全球化”背后隐藏的潜在问题也正在开始显现，^[2]如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和国际金融系统中的弊端日益凸现；全球难民潮和人口自由流动给发达国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引发结构性失业不断增加等，总之，全球化引发的利益既得者与受损者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加深，欧美发达国家纷纷质疑全球化的外部性，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收益，而发达国家利益受损更多，因此，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拥有先发优势，而且掌握着国际规则制定权，分享了更多垄断利润。中国学者蔡昉认为，全球化能否使所有国家以及一国全体居民均等获益，在于良好治理全球化以及合理分配“蛋糕”的做法。一些工业化国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输家”，是因为其国内经济社会政策无法适应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步伐，因此产生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收入下降、就业流失和难民问题涌现等。^[3]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逆全球化不断普及就变成了另一种全球化，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4]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反精英主义和孤立主义日益凸现，一些国家以建立新规则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推行阻碍和限制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政策，人为制造各种经贸壁垒和障碍，阻碍了亚太生产网络的深入发展。中国学者张宇燕首次提出了“再全球化”的概念，因为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5]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曾被视为推进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确保由美国而非中国等国书写21世纪贸易规则的制度手段，也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区域经济战略。美国在TPP谈判中对高标准规则制定的全方位主导，以及它要对中国等国家实行制度封锁的意图，无不使得亚太地区内规则竞争意味愈发浓厚。TPP文本有许多新规则都突显了TPP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排斥性，这一点在“原产地规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5年，美国公布的TPP文本中提到“原产地规则”的目的就是“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6]尤其是“从纺纱开始”（Yarnforward）的原产地规则极为苛刻，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必须在TPP成员国境内完成几乎所有的生产环节，包括纺纱、织布、裁剪、加工成成衣等。^[7]而且，只有列在“短缺清单”中的产品才可以使用来自非成员国供应的纤维织物和特定纱线作为原料。总之，美国力图通过制定新的经贸规则，割裂中国等非成员国与亚太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这必将严重影响亚太生产网络的健康发展。其实，在当今时代，国际生产网络的不断发展，使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欠发达国家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各国不断追求的最优准则和国际经济规则发展的主流方向仍然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公平交易原则。^[8]

因此，逆全球化对亚太生产网络的阻碍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逆全球化通过制定新的国际经贸规则，推进贸易保护主义，增加了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壁垒和成本，切断了互联互通的渠道，从而降低了区域内各经济体的整体福利，使交易双方均遭受损失；另一方面，逆全球化通过价值链扩大并加快其国际传导效应，破坏或改变亚太生产网络的现有格局，导致区域内国际经济秩序重构。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碎片化”影响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稳定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是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活跃地区之一，各种层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投资协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一方面促进了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交织和无序竞争，也使得亚太地区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意大利面碗”效应。目前，亚太地区现已形成了东盟、中国—东盟自贸区等“ASEAN + 1”形式、RCEP（ASEAN + 中日韩澳印新），TPP11（CPTPP），中国倡议的AIIB、“一带一路”，澳大利亚倡导建立的APEC等多个地区合作机制，但是亚太经贸合作与地区一体化呈现弱中心和交叉重叠的特点。(www.daowen.com)

亚太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协定的大量而无序的增加，导致各协定之间低效无序、相互掣肘，特别是边境内纷繁复杂的规则阻碍了资源配置。区域经济合作是促进区域生产网络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碎片化现象不仅会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也将增加亚太生产网络的不稳定性，因此如何整合碎片化的区域经济合作，也成为亚太区域经济治理的重中之重。

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曾是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的两条主要轨道。但是，TPP构建的国际经济新规则造成区域价值链的断裂或者产业运行效率的下降，破坏了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因此其他国家应积极利用WTO的多边贸易规则，抵制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国际规则，一起努力捍卫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TPP，RCEP成为亚太地区经济整合的核心。但是与TPP相比，RCEP在关税和服务业等问题上仍存在许多争议，因此这种格局直接影响了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整合。2018年底，日本主导的CPTPP达成，这既可能转化为促进RCEP谈判的外部动力，也可能导致新形式的地缘经济—制度的竞争，即具有不同社会目的和不同领导国家的相互竞争的多边项目，导致制度格局碎片化。在亚太经贸合作和一体化中，RCEP、CPTPP等相互重叠和竞争，既导致合作方案的“冗余”，也造成各组织间相对壁垒的产生，事实上对中国、美国、日本都是不利的。因此，在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的形势下，搭建一个包容各方、利益大体均衡的亚太共同秩序，为不同碎片提供公共物品，形成完备的国际经贸规则，是解决由区域协定碎片化导致区域生产网络不稳定的有效手段。

3. 美国“新重商主义”给亚太生产网络造成的不确定性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呈现“新重商主义”倾向，实行了提高关税壁垒和贸易限制等政策措施。“新重商主义”源自16世纪殖民主义时期“重商主义”，同时又具有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即自由贸易或自由交易原则，人为干扰国际贸易发展，不利于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二是违背新时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潮流，采取逆自由贸易原则，利用关税壁垒等手段限制国际贸易发展；三是继承重商主义“零和博弈”的思想，利用自身包括科技优势在内的国际贸易优势，谋求以损失在科技方面相对弱势国的利益，达到保护本国相关产业、获取本国贸易优势的目的；四是不能正确认识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过度夸大贸易逆差的缺点，不能辩证看待贸易逆差问题。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放弃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Pivot to Asia-Pacific），退出TPP，并利用双边框架推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治经济政策，遵循“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Buy American，Hire American）”的原则^[9]，推动贸易伙伴与美国建立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关系，将导致亚太区域生产网络即北美 - 东亚跨洲网络发生相应变化。2017年美国贸易政策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贸易政策议程中列出了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四大优先，即第一，维护美国的贸易政策主权；第二，严格执行美国的贸易法；第三，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利用杠杆打开外国市场，这里所谓的外国市场主要针对中国、日本和德国；第四，和全球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签订更好的双边贸易协定。在这份“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报告中，USTR特别强调美国并不直接受制于WTO裁决，即便WTO终端解决机构裁定美国败诉，也不会导致美国改变法律法规。这意味着美国将无视由其主导制定的贸易规则，转而走向国内法优先的路线。与此同时，USTR还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美国自由协定的修订草案，这份草案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采取更加严格的原产地规则，进一步限制进入美国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和北美以外商品的原材料含量，如果这个条款引入，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斩断亚太区域生产网络，所以对于零部件贸易和中间品贸易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国。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呈现链条化和网络化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实施“新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显得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格格不入。美国用双边甚至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政策，原有贸易协定的退出或重新谈判不仅增加了区域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还阻碍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无论是美国退出TPP，还是NAFTA和美韩FTA的修正谈判，都充分体现了美国意在用美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的利己主义。而“美国优先”的政策就是利用高关税等贸易限制政策和“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这些政策使得美国由开放变得日益封闭，违反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规律，而且面对美国高昂的生产成本，制造业回流只会使企业承担更高的生产成本，回流企业的利益受损，无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与调整。亚太区域生产网络和深度一体化的趋势已然形成，美国“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切断了亚太生产网络的输出空间，扰乱了亚太区域经济制度安排，亚太其他国家会相应做出政策调整寻找或构造新的区域生产网络延伸渠道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因此，从长期来看，美国“新重商主义”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不仅会增加亚太其他国家的经济成本，而且最终受损的将是美国自身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