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如何设计一带一路制度?

如何设计一带一路制度?

时间:2023-06-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 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 000亿元人民币。

如何设计一带一路制度?

1.“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工具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关键在于能否给沿线各国创造财富,带来发展机遇。大通道共建共享,大市场互联互通,这是激活“一带一路”潜力的关键抓手。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拟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甚至一些国内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都将是“一带一路”实施的工具,是合作振兴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引起全球关注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这是撬动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的两个关键政策工具和手段。

(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4年10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为“亚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缩写为AIIB)正式成立,它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中方倡导亚投行遵循开放的区域主义,欢迎有意愿的亚洲国家参加,并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逐步向域外国家开放,其创始成员57个(其中亚洲34个,欧洲18个,大洋洲2个,南美洲1个,非洲2个),2017年和2018年批准36个新成员加入,目前其成员达到97个(截至2019年4月)。“亚投行”的法定资本预计为1 000亿美元,由各成员分期缴纳。“亚投行”的主要任务是为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等多元方式作为其融资模式进行间接投资(FII),如对成员方进行直接贷款或者参加贷款等。“亚投行”采用股份制银行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其组织框架董事会、理事会和银行管理层三部分构成。

作为新成员,“亚投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伟大创举。在业务重点和定位方面,“亚投行”不同于其他国际开发银行,它更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以减贫为主要宗旨,而“亚投行”更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主要成员和投票权上,“亚投行”中中国的地位也明显高出其在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中的地位(具体区别详见表9.1)。作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股东国,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和减贫事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亚投行”筹建以及未来运作过程中,中国也将在知识共享、人员交流、能力建设、项目融资等方面开展与各多边银行合作,建立稳定的融资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融资水平,促进本地区的经贸发展。

表9.1 亚投行与亚开行、金开行、世界银行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汇总而成。

(2)丝路基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政府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4年12月29日,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标志着丝路基金正式启动运作。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 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 000亿元人民币。

丝路基金成立的初衷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寻找投资机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但此投融资支持和服务不同于优惠贷款,并非旨在“援助”,而是原则上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设立的寻求盈利的支持和服务,强调与沿线各国“互利共赢”,获得中长期投资回报。

丝路基金的资金来源对各国持开放态度,以股权投资为主,经营范围包括债权、基金贷款等投资。丝路基金目前的设立是以外汇为主的对外投资基金,为便于国内外投资者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入其中。其初期涉及规模为400亿美元,由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外汇储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出资。2017年中国再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 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 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 500亿元和1 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

对比世界上的其他基金组织,丝路基金同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非洲开发银行的共同发展基金、中国的中非发展基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基金来自少数若干出资者,而非向公众公开募集资金;没有太短期的需求,偏重于较为初创和未上市的项目,以追求中长期的合理回报。但丝路基金不谋求成为多边开发机构,也绝非所谓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其将在“一带一路”和亚洲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巨大作用,惠及亚洲及各国。

2. 与中国国内自贸园区的关系

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共同联动的关系,是推动我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支撑。前者侧重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贸易门槛和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后者侧重沿线经济体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为了对接“一带一路”建设,11个自贸园区均以上海自贸园区试点内容为主体,但又结合地方特点,充实了新的试点内容,各有侧重:上海自贸园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切入点是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价值目标,建立健全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天津自贸园区主要面对东北亚市场,其中天津港不仅位于“一带一路”的连接点,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大主角,在金融租赁、航运等方面有较强优势。广东自贸园区主要加强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起点较高,在高端服务方面有较多投资机会。其中,前海在金融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肩负重任。横琴新区发展定位于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南沙发展加工制造业、物流业、贸易、港口教育、旅游等产业,白云空港则在“境内关外”、保税展示等方面享有税收优惠的政策。福建则应注重发展台海贸易,加深与我国台湾企业在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优势。辽宁省设自贸试验区的主要任务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结构调整的要求,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浙江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要求,就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探索;河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湖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重庆市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发挥重庆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四川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以及建设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的要求,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陕西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1]自贸区是我国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切入口,也是“一带一路”内外联动的重要抓手,其与“一带一路”联系如下:

第一,自贸园区是“一带一路”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先行先试的载体。(www.daowen.com)

“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需要若干沿路港口经济区作为支撑,而自贸园区的建设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先行先试的载体。上海自贸园区在全国率先尝试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我国其他地区可通过总结和复制上海的经验,探索和建立高标准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我国可通过自贸园区与“一带一路”的联动消除现有开放领域中的体制机制壁垒和障碍,推动重点领域对外开放,扩大市场准入,从而实现在更大领域、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第二,自贸园区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内外联动的抓手。

“一带一路”建设主打开放型经济,现有的11个自贸园区各有侧重的开放特点将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内外联动的重要抓手,上海、天津、广东、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1 + 3 + 7”自贸区构建完成后,我国甚至未来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更多自贸园区,以港口和延边省份为枢纽,打通东南亚、东北亚,通过南太平洋、印度洋连贯欧亚大陆,实现互联互通及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第三,自贸园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的对接成为深化改革的有力支撑。

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可加强与中亚、南亚和西亚以及欧洲国家的经济联系,实现更加便利的互联互通,为进一步与该地区构建自贸区奠定坚实基础。中国的自贸园区战略规划的扩大,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尝试和总结经验的机会,也为与当前和未来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加强合作,提升资源跨境配置效率、增强双边经贸活动能力提供更为重要的平台。2013年9月以来,国内相继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河北、云南、广西、黑龙江18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自贸园区,这些自贸区各具特色,通过开放倒逼改革的战略建设国内自贸园区大棋局,以促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改革,为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提供重要支撑。因此,自贸园区和“一带一路”的联动,将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有力支撑。

3. 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关系

近年来,发达国家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将中国排斥在外,对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设置重重障碍,并涵盖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使中国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东盟推出了RCEP对发达国家主导东亚经济进行了有力回击,而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性政策,构建国际合作新架构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以应对TPP和TTIP所带来的挑战。TPP、TTIP、RCEP具体情况如表9.2所示。

表9.2 “一带一路”与TPP、TTIP、RCEP基本情况表

注:美国于2017年1月退出TPP。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①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表9.2显示,“一带一路”包含66个国家,涵盖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TPP除4个发起国和美国外,另包含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国,总共12个国家,横跨亚太地区;TTIP则跨大西洋,由欧盟28国与美国签订。从中看出“一带一路”与TPP、TTIP的合作主体均是多元的,跨境广、合作国家多、合作路线长,但不同之处在于,“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更具多元性,合作过程更具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合作制度、合作地位和合作目标三个方面。

从合作制度来讲,“一带一路”的合作制度既有正式合作机制,也有非正式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既可以是双边投资协定合作、双边自贸区合作,也可以是经济走廊的合作、互联互通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与各种区域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协调的合作平台。它不仅局限于自身的发展,还需要依靠中国—东盟“10 + 1”、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 - 海河会战略对话等区域性多边机制,并将其建设议题嵌入现有各类相关多边合作机制中。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和TTIP则完全独立于其他制度之外,意在建立新的贸易秩序,恢复其在世界的主导地位。

从合作地位来讲,“一带一路”注重参与国权力的平等和集体行动共建。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其建设理念的阐述者,但中国并不寻求“一带一路”的主导权,而是秉持“一带一路”经济、人文、商贸的千年传承,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只要有意愿参与均视其为平等的建设者,不具有排他性,不限国别范围,不搞封闭机制,大家共同商议、共同受益、共同建设。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参与国权力共享、利益共享的平台。在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的合作过程中,则更倾向于大国独裁,美国占支配和霸主地位,“核心和边缘”“依附与被依附”的不平等经济关系明显。

从合作目标来讲,就其综合性而言,“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多重的。“五通”中“政策、贸易、道路、民心、货币”的互通和连接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各个方面。其建设,对中国来说,可以盘活周边外交、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能力,对世界来说,可以维护地区经济秩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无疑为双赢的合作。至于TPP和TTIP,美国的主要目标较为单一,即意在通过拆散东亚现有合作架构,重新建构有利于美欧的贸易版图,分享全球特别是亚洲等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的红利。

总体来讲,从公共产品的角度衡量,TPP和TTIP更多地体现了俱乐部特性,而“一带一路”倡议则表现出更多的公共产品特性。与TPP和TTIP相比较,“一带一路”的合作更具多元性和开放性。其多元性表现在合作制度和合作目标的多样性,其开放性表现在强调追求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型”新型经济关系。与此相对照,美国在TPP和TTIP中具有非常明显地超越经济意义的战略意图,其高标准的特征所表现出的排他性也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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