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区域深度一体化的新格局下，中国未来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将要面临诸多挑战，如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均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至今也没有与发达国家签订大型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经验；美国的重振制造业政策将加快美国对外投资的回流等。但是，深度一体化的客观趋势不能改变，它将内化于中国的FTA战略。针对新形势要求我们在推进FTA建设时要有相应的新思路，在具体实施上要有配套的应对措施，如在南北深度一体化过程中积极谋求平等共赢的方案；根据中国与伙伴国的经贸关系及发展前景确定重点合作的领域和深度；注重对外深度一体化与国内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结合，在FTA谈判中实现经济利益或非经济利益最大化。

第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较少。我国已签订的自贸协定大多数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较少拓展到服务贸易或投资领域。近年来，我国在不断探索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与韩国等国家签署了较高标准的自贸协定，但是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相比，我国签署的高标准自贸协定较少，许多已签署的自贸协定也亟须升级，以进一步开放双方市场，适应世界发展趋势。

第二，“意大利面碗效应”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凸现。亚洲金融危机后，亚太国家掀起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高潮，区域内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数量快速上升，各种区域框架性安排层出不穷，而各个自贸协定的差异性和非共享性导致“意大利面碗”现象严重，使得出口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选择合适的优惠规则。

第三，已签署自贸协定的利用率较低。中国政府虽然已和部分国家签署一定数量的自贸协定，但企业实际对自贸协定的利用率却较低。一方面可能是部分企业和行业协会对相关自贸协定一无所知，被动放弃享受相关自贸协定规定的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意大利面碗”效应，企业无法选择适合的自贸协定，为节约精力而主动放弃使用相关自贸协定的优惠条款，造成资源的浪费。

第四，谈判的安全意识有待提高。近年来，区域贸易协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推进。我国在新规则的谈判和实践方面都缺少相关经验，以中美BIT谈判为例，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内容就对我国国内经济体制构成了很大挑战，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积极适应这些新规则，另一方面在谈判中也要提高对外资的安全审查水平和国家安全意识，确保国家政治经济安全。

第五，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经验还未全面推广和应用。为了适应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出现以及出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自贸试验区旨在对照高标准，与国家战略形成联动，对一些难点改革先行先试，积累成功经验后向全国推广。但由于这些自贸区成立时间较短，目前只有上海自贸区在贸易便利化、负面清单和金融支撑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但还未在全国形成成熟的发展模式，成为自贸区谈判的筹码。

由以上分析可知，与美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国家或地区的自贸区战略相比，中国与之既有相像相通之处，也存在鲜明的竞争特性。

第一，自贸区战略是各主要国家或地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工具。中国提出加快实施更加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通过自贸区扩大开放，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促进全面深化改革，拓展开放型经济空间。日本提出积极推进FTA/EPA建设，推行以“高质量贸易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争取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努力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韩国长期坚持“贸易立国”战略，在全球多数国家积极推进FTA战略的时候，其担心经济上被其他国家边缘化，也积极发展FTA。东盟也积极利用“大国平衡外交”，推进FTA战略。美国虽然退出TPP，但是并没有放弃FTA战略，而是通过双边FTA推进经济发展。

第二，自贸区战略在亚太地区出现重叠。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国提出的目标是“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而日本则积极推进包括亚太地区和欧洲在内的经济伙伴关系，尤其是CPTPP、日本—欧盟EPA，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巨型自贸区，也形成了以亚洲周边为主，连接欧洲与美洲的全球布局。韩国和东盟的主要FTA伙伴国都集中在亚太地区，也使得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日趋活跃。

第三，自贸区战略都非常强调规则的制定。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溢出效应的影响，以及全球化利益再分配的需要，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通过FTA战略（如TPP和CPTPP）制定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来促进经济发展，争取国际话语主导权。在经贸规则领域，中国也重视高标准、高水平自贸区建设，积极向投资、竞争政策、透明度、环境、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领域的高标准规则看齐，但目前FTA的规则谈判仍以合作性条款为主，涉及领域也较为有限。这也使得各方在FTA谈判中对于规则的竞争更加激烈。

【注释】
(www.daowen.com)

[1]GARY CH，JEFFREY J S．Strategies for multilateral trade liberalization//FEKETEKUTY G，STOKES B．Trade strategies for a new ensuring us leadership in a global economy，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8：125 - 141．

[2]Presidential Memorandum Regarding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memorandum-regarding-withdrawal- united-stat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negotiations-agreement/.

[3]内阁府．包括的経済連携に関する基本方針［R/OL］.（2010 - 11 - 09）．http：//www.meti.go.jp/topic/data/101027 strategy.html．

[4]平力群．日本调整FTA战略的动因——基于保护与支持产业发展的视角［J］．现代日本经济，2014（3）：41 - 51．

[5]乔乔，袁波，张雪妍. 中日自贸区战略特点、比较与合作思路［J］．国际经济合作，2018（8）：4.

[6]陆建人．简析东盟的区域合作战略［J］．创新，2007（2）：6 - 8．

[7]马勇．李光耀的美国观［J］．东南亚，1996（4）：53．

[8]史本叶，王玉莹．RCEP与TPP经济效应的比较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视角，2016（6）：95．

[9]HONGSHIK L. Economic effects of a Korea-China ETA and policy implications．Policy Analysis，Seoul：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2005，3：7．

[10]MIREYA S．Competitive regionalism：FTA diffusion in the pacific rim［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