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的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基础，作为一种不可选择的自生性因子对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历史形成的社会生产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可超越性，要求区域的生产力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滚动发展。历史所形成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和传统意识将扎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延续惯性，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这种情况往往使很多地区呈现出很强的区域经济个性，要求区域经济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1.苏州地区是古代江南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苏州地区的文化类型，在汉文化大家庭中属环太湖的吴文化范畴。据《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载，公元前11世纪，黄河中下游为文化发达地区，而苏南则相对较为落后。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商代末，相传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为避让王位，由陕西周原“奔荆蛮”，将中原文化与江南的土著文化相结合，由此而开吴文化之源头。黄河流域曾经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自春秋战国以来，诸侯争霸、战乱频仍，而江南则由于距北方游牧区较远，有长江为天然屏障，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并经历多次北方人口的南迁，接受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成就，逐步代替黄河流域，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和人文素质最好的地区，形成“五方杂处，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发展传统。

苏州的开发不仅发轫于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汇聚，而且还赖于华夏文明与海外文明的交融。苏州城镇自古傍水而建，秦汉以来就是进出口岸，海外来人的登陆点。得地理之便，苏州地区较早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南北朝时期受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明代中叶罗马教廷向东扩张宗教势力，苏南士大夫又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浪潮。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为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国际性的文化视野和参照坐标，吴文化不仅从中取得了发展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培植了它突破民族文化传统束缚，“博采外域之长，以图超胜”的精神力量。至明、清时期，吴文化在总体上已在全国居于领先的地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鸦片战争之后，吴地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化传入的前沿，在激烈的冲突和筛选融合中，孕育了大批爱国者、革命者、企业家、科学家和文化人。苏州人冯桂芬较早地提出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的变革思想，主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吴地的人民通过消化吸收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融中西文明精粹于一体而“经世致用”，率先从手工操作向机器工业过渡，奠定了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基础，使苏州成为我国经济转型较早启动的区域。

苏州地区的文化是在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多次撞击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背景造就了苏州具有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亦即外向性、开放性是吴文化最为重要的特色之一。也使苏州地区具有了发育较早的商品经济氛围。8世纪的中唐时期，苏、锡、常等地已成为内外通商重地，唐诗“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合沓臻水陆，骄闻会四方”，生动描述了当时的商贸盛况。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中亦有“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的记载。太仓因创潜运而成为苏南繁华的对外贸易港口，号称“六国码头”。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以刘家港为基地七下西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末清初，苏州兴起私营航海贸易，俗称“漂洋船”，进一步繁荣了内外经济贸易。苏州近郊浒墅关成为“十四省货物辐揍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古代，苏州劳动人民勤于农桑，善于管理，将苏州建设成人间的“天堂”。改革开放初期，苏南人率先发展乡镇工业，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加快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目前中国已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市场竞争空前激烈，苏南人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2.苏州水文化富有了苏州人像水一样的性格和灵性。苏州人在长期活跃的经济环境中，形成的一些良好素质：如灵活的经营头脑；吃苦耐劳的劳动、工作习惯；较为开放的经济眼光等，都对当地农业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率先发展乡镇企业，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以工补农、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碧溪之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苏州乡镇企业又紧紧抓住了浦东开发开放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乘势而上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先后建立了大批的工业园区，瞄准国际一流技术，积极引进外资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排头兵。至1997年前后，苏州乡镇企业在面临着外资企业、个私企业和转制国企的三面挑战而陷入困境下，苏州乡镇企业自觉地开始了转换经营机制，积极探索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苏州乡镇企业重新塑造了自身优势并焕发了新的生机。改制后的苏州乡镇企业在资本结构、所有制结构、管理和运行结构以及产业、行业、技术和产品结构等诸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格局，初步创造了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初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初步重建了新的政企关系，初步创建了新的集体资产运行和管理体系。到世纪之交，苏州乡镇企业已步入提速增效的快车道。其运行情况可以概括为“一快、二高、三强”，即发展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提高，发展后劲增强，不仅在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是“十分天下有其八”，在全市工业经济总量中也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为稳定农业、致富农民、繁荣农村作出的贡献正进一步显现。乡镇企业支援农业和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因效益的提增而日益放大。苏州乡镇企业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农业发展、加快城镇建设、稳定农村社会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不可替代和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2年4月召开的“重庆直辖与西部大开发研讨会”上对苏南乡镇企业的成功转制作出了如下的评价：苏南各地不耻下问，纷纷向浙江学习，两年时间，“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都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制度的改变马上见效。从2000年开始，苏南就重现辉煌。善于创新、改善投资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苏南模式”值得西部学习。(www.daowen.com)

3.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苏州文化中的创新创业的特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苏州除了具有尚文崇教的乡风民俗外，吴地文化中还流淌着一种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勇往直前的奋进精神，抢抓机遇，争先发展，“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就是这种精神的突出反映。同时，这种“不露也锋芒”，有深度的闯劲、韧劲也是苏州人一贯的追求风格。

今天的张家港市是20世纪60年代由原常熟和江阴划出的20多个小乡镇组成的沙洲县，改革开放初期张家港被称为“穷沙洲”，长期在苏南地区经济垫底。到1994年底，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江苏省考核统计的数据表明，张家港在经济总量、税收入库、外贸出口、外资引进等方面都在苏州各县市中领先，在全国取得了很多第一，成功实现了“三超一争”的奋斗目标。张家港在全省率先组建了社会保障局，新建了全国县级市第一条高等级的张扬公路，建设了全国第一个城市步行街，创下了28个全国第一。1995年，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在张家港市召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十六字“张家港精神”走向了全国。

昆山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从1985年自费创建开发区以来，走出了一条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特色的“昆山之路”。靠“不等、不靠、不要”的志气和“敢想、敢当、敢为”的魄力，昆山人硬是白手起家，在城东农田辟出3.75平方千米的“工业小区”，掀开昆山开发区一路逆袭而上的奋斗序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昆山开发区的新闻屡屡登上《解放日报》，“一无国家投资，二无省里贷款”的开发区，在1989年工业产值超过5亿元，在全国各类开发区中，仅次于广州和上海闵行开发区，仅用了4年经济效益便超过基础设施全部投资。凭着“第一个吃螃蟹”，昆山从一个典型的农业县，跃升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领头羊。

在过去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程中，昆山市率先改革，率先开放，率先发展，在各个方面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昆山之路。2019年底，昆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4045亿元，比上年增长6.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7.3亿元，增长5%，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5.97万元，增长8.3%，位列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创新创业百强县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四个第一，连续15年位居全国百强县首位，蝉联《福布斯》中国最佳县级城市30强第一。昆山过去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同时也得益于昆山人的精神气质。

1994年2月由中国、新加坡两国领导人直接推动、共同决策，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诞生。园区坚持“规划先行”，迈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第一步。按照“产城融合”理念，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以绣花功夫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更为可贵的是园区借鉴新加坡的亲商服务理念，让园区开发建设者实现从“管理者”向“服务员”的角色转变。在垦荒、开园、辟城的历史进程中，园区坚持产城融合，走出了以产聚人、以人兴商、以人为本的园区开发之路。一大批外资企业、国际研发机构入驻，一大批企业在这里发展壮大、走向全球。这里是“世界工厂”，更是创新高地，全球高端人才在这里碰撞，全球创新资源在这里汇聚。1994年创立的苏州工业园区，虽比我国首批开发区“晚出生”10年，却能够后来居上，并且仅用10年时间就再造了“一个新苏州”，在全国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苏州工业园区已连续多年在综合实力排名中名列第一。经过20多年发展，苏州工业园区实现了新加坡经验本地化、借鉴成果制度化，形成了“借鉴、创新、圆融、共赢”为基本内涵的园区经验。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相互激荡，点燃了干事创业的“熊熊烈火”，也成就了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