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都市型现代农业是否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做后盾，决定了当地社会各界在都市型农业发展上的资源投入量，包括人力、财力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的资源投入的可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总体水平的高低客观上也决定了都市型农业发展潜能，决定了都市型功能的开拓状况和居民的消费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苏州加快了发展脚步，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背靠上海的苏州，依托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吸引大批外资、台资入驻高新产业园区。和很多城市GDP集中在市区不同，苏州经济呈现各地区均衡发展的态势，下辖四个县级市均入选了全国百强县名单，其中昆山、张家港、常熟更是名列百强县前五名。县域产业集群是苏州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也是全国此类城市的典范。这种形式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形成，也为日后苏州发展成经济强市奠定了基础。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富裕程度，是国际化划分工业化阶段的最基本且最为重要的指标。一般而言，人均GDP水平与工业化程度成正比，人均GDP水平越高，工业化程度就越高。从经济规模看，苏州2019年GDP总量19235.8亿元，比杭州的15373亿高出近3862.8亿；人均GDP为17.92万元，在长三角城市排名第一。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高级阶段人均GDP为4800—9000美元，21世纪初，苏州已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这为都市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见图4-2、图4-3）。

图4-2　苏州市2001—2019年GDP值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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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苏州市2001—2019年人均GDP值增长情况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不断实践与发展，苏州已经成为江苏全面小康建设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军。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85年至2019年，苏州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3.8倍，由1985年的918元增长至2019年的68629元，年均增长13.5%，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6.6倍，由1985年的739元增长至2019年的35152元，年均增长12%。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居民收入的来源主要靠工资及养老金收入，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几乎为零，财产性收入也少得可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就业渠道拓宽、家庭财产日益殷实，收入来源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工薪收入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来源发生了很大变化，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断提升。改革初期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都非常低。农民从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养老保险，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推开，享受农保，再到2009年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作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农民转移性收入快速提高，2011年占比达6.5%，2019年占比达12.5%。另一方面，农民经营性收入也快速增长，2019年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比达到18.2%。成为除了工资性收入以外的最大收入来源。从城镇居民的收入来看，2019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63.8%，经营性收入占比7.6%，财产性收入17.4%，转移性收入占比11.2%。财产性收入成为城镇居民除工资性收入以外的最大收入来源。

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人均总值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时候，以市民到农村观光旅游为特点的休闲农业会迅速发展起来；在达到7000美元的时候，就会上升到名副其实的休闲阶段，市民不仅到农村旅游，而且会在农场食宿；在达到13000美元时，开始进入休闲娱乐内容更为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更长的度假农业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苏州市总体上完成了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的转变；21世纪，苏州居民消费将逐步向富裕型迈进。到2019年底，苏州市户籍总人口达722.6万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29元，人均消费支出为39648元，恩格尔系数为0.249；人均农民可支配收入35152元，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3012元，农民恩格尔系数为0.253。其中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发展和享受性消费支出增幅最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改革开放为人民带来利益的切实体现。生存类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下降，发展和享受性消费支出比重逐年上升。

苏州市2019年GDP按可换汇率算，人均已达2.6万美元，居民的生活收入水平也随之显著提高（见图4-4），不仅能满足日常丰衣足食的需求，而且有相当剩余。这种经济的提升，使人们具备了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娱乐享受的经济基础，是苏州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社会经济基础。

图4-4　苏州市2001—2019年居民人均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