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的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苏州人口持续增长，1952年苏州地区总人口为352.3万人，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苏州全市常住人口则已达到530.2万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苏州人口为561万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苏州人口为578.2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苏州人口为1045.99万。2011年以来，受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婚育观念转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苏州人口增长缓慢，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1074.99万人。

近30年来，苏州市人口增速快速增加，人口规模快速膨胀为特大城市。1982—1990年全市人口增速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0.85%，市区人口增加较快，年均增长率为2.03%；1990—2000年，全市人口依然表现为低速缓慢增长，年均仅为0.68%，但市区人口增速达到年均4.3%；2000—2010年这10年间，苏州全市人口增速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4.42%，市区人口由于2000年行政区划调整，吴县市并入市区，表现为市区人口跳跃性增长，年均增速为13.34%。从整体上看，1982—2010年近30年里，苏州市人口增长量为519万，年均增长率为2.48%，为中速增长，市区增长332万，但市区增长率年均达到6.22%。即使不考虑行政区划调整因素，市区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全市人口增速。除了行政区划原因外，苏州市经济快速增长是人口快速增加的主要因素。

（二）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

历史上，苏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稠密，土地相对不足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州人均占地面积要小于全省平均数。自1976年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耕地进入了急剧递减阶段，人地矛盾日益严重。耕地占土地总面积比重由1980年的44.09%下降到2011年的26.21%。1980—2011年间，苏州的耕地从374.29千公顷降至222.50千公顷，减少151.79千公顷，减少40.55%，年均减少1.7%。从粮食播种面积来看，播种面积锐减的程度更为严重，1980年苏州粮食播种面积600.83千公顷，到2019年时下降到118.86千公顷，下降80.22%，年均减少4.1%（见图4-1）。苏州人多地少，耕地的后备资源十分有限，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挤压下，耕地和粮食进一步减少的潜在压力较大。目前苏州的人均耕地以2019年722.6万户籍人口计算，仅0.33亩，大大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最低人均0.8亩的国际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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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苏州市1949年以来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1949—2019）单位：千公顷

（三）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

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农业依靠精耕细作，加大科技投入，粮食单产稳步上升。20世纪50年代粮食10年平均单产为2327.5公斤/公顷；60年代粮食10年平均单产为3613公斤/公顷；70年代，苏州粮食单产波动较大，10年平均单产为4044公斤/公顷。1980—1985年，苏州粮食单产6年平均为4580.2公斤/公顷。1986—1989年4年间，粮食平均单产为5565公斤/公顷，比前6年粮食平均单产又有提高，增长率达21.5%。90年代以来，苏州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大了农业科技的投入，使苏州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1996年达6893.58公斤/公顷，2000年为6749.89公斤/公顷。

由于耕地流失，复种指数下降，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致使粮食总量年际增幅较小。1971年粮食播种面积为644.56千公顷，而1995年为393.73千公顷，平均每年递减率为2%。与此相对应，1971年粮食总量为258.14万吨，1995年为265.67万吨。1971—1995年间，粮食总量最高的年份是1979年，为313.98万吨，其次是1984年，为310.14万吨；可以说，24年间粮食总量几乎没有增长。但是，1971—1995年间，人口持续增长，由此导致人均粮食占有量呈波动状态。70年代人均粮食占有量曾在500公斤以上，而1994—2000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411公斤左右。从苏州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看，苏州粮食生产在逐渐滑坡。60年代苏州是我国著名的商品粮基地，商品粮率为25%；至70年代，区内所生产的粮食只能维持区内供需平衡；而至80年代，区内粮食供给出现缺口，有的城市已动用少量库存或购进饲料粮。90年代初至今，尽管粮食单产大幅增长，但耕地递减幅度较大，粮食总量增长不大，目前，苏州商品粮率已很难恢复到60年代的水平。

苏州地区人口多、耕地少，农业收入总量不能满足需要。充分利用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劳动力密集优势，发展商品性家庭工副业和经济作物，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就成为苏州地区农民的必然选择。自明代以来，这里就成为全国蚕丝、丝织品、棉布的主要产地之一，棉花的种植亦极普遍。农业与发达的家庭工副业密切结合，是明清以来苏州农村经济形态的主要特征。此外，在缺乏其他就业门路的情况下，努力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副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为家庭增加收入，也自然成为当地农民的一种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