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转口贸易在香港开埠以来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处理外贸与经济的关系,摆在转口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位置,这不仅涉及外贸发展本身,而且关系香港经济发展及转型。
(一)转口贸易推动两次经济转型
在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转口贸易与本土工业呈现“此消彼长”态势。但转口贸易与本土经济这对矛盾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本土工业与转口贸易可以互为补充,互为促进。香港前两次经济转型成功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正确处理了转口贸易与本土工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用贸易取代工业,或者用工业取代贸易,而是将贸易与工业结合起来,采用以贸易牵头工业的发展模式。
第一,香港经济第一次成功转型
香港早期产业结构以转口贸易为主。1951年香港跟随联合国对内地实施禁运,这反而沉重打击了香港与内地的转口贸易,香港经济遭遇严重冲击,被迫转向发展本土工业。经过大约3—5年的产业转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建成了以出口导向的工业体系,实现了从单一转口贸易为主转向以港产品出口为主兼顾转口贸易的转型。
在20世纪60—70年代,香港经济迅猛发展,跃升为发达经济体,跻身亚洲四小龙。这一时期,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在香港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对于内地经济所发挥的作用确实巨大的。香港转口港成为内地打破西方经济封锁的主要通道,内地与香港贸易长期以来高居内地进出口的榜首。随着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西方关系逐步缓和,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额也随之逐年增长,香港转口港功能逐步恢复。中西方关系缓和的国际大背景为香港转口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香港经济第二次成功转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香港土地成本与劳工成本的上升,香港本土加工工业增速放缓,利润降低,同时,在国际产品竞争的压力下,香港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这一时期,恰值内地提出改革开放,开始打开国门做生意。香港与内地生产要素价格的巨大差额,推动大批香港企业北上设厂,内地沿海加工工业随之迅猛发展,带动了来自内地货物的转口贸易增加,香港转口贸易额逐年增加,最终超越港产品出口额,香港转口贸易成为最主要的贸易方式,香港成功实现第二次经济转型。
综上所述,第一次经济转型开启了香港工业化进程,第二次经济转型开启了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进程,这两次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证明,转口贸易与香港经济转型关系密切,对转口贸易的重视实质上是对发挥香港要素禀赋的重视,始终围绕更好地发挥香港要素禀赋进行发展与转型,这既是在实践中成功运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说与要素禀赋说,也是香港前两次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
扩展阅读 亚洲四小龙与亚洲四小虎
亚洲四小龙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亚洲四小龙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耀眼的经济明星。
亚洲四小虎是指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如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出口导向型战略推动经济腾飞。
(二)对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分析
香港前两次成功经济转型,并不意味着第三次经济转型必然成功。
香港前两次经济结构的“华丽转身”耗时大约3—5年,而始于1997年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截至2012年仍未画上句号。
如下两组数据较为准确地反映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的现状。第一组数据从时间纵轴进行比较,第二组数据从空间横轴进行比较。
第一,1997年前后香港GDP按年变动率的比较分析。香港第二次经济转型的时间起点在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的时间起点在从香港九七回归。对1985—1996年与1997—2011年前后两个阶段香港GDP按年变动率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如图6-3显示,1985—1996年期间香港GDP按年平均变动率为13.9%,1997—2012年期间则大幅度跌至3.3%。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时期的GDP增幅低于第二次经济转型时期的GDP增幅,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
图6-3 香港GDP按年变动率(1985-2012)
根据数据整理:香港特区政府统计署GDP数据。
第二,香港与新加坡主要经济指标的比较分析。表6-8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虽然香港拥有与内地签署CEPA (2003 )的优势;但是,与同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新加坡比较,无论GDP实质增长率、通胀率、还是失业率,香港的表现均差过新加坡。2004—2010年,新加坡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值(7%)超过香港(5.1%),新加坡平均失业率(2.7%)低于香港(4.9%)。
表6-8 香港与新加坡主要经济指标比较(2004—2010) 单位:%
数据来源:薛凤旋.香港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1.。
另外,新加坡不仅GDP增幅率超过香港,而且抗冲击能力强于香港。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2009年香港GDP跌幅( -2.7%)大于新加坡( -0.8%)。在2010年的回复反弹中,新加坡GDP增幅(14.5%)超过香港(7%)一倍。
(www.daowen.com)
图6-4 香港、新加坡GDP实质增长波幅比较(2004—2010)
单位:%。
根据表6-8数据整理。
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之所以不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第三次经济转型的方向模糊
香港九七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确定了发展高科技的方向。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施政报告公布伊始,即遇到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经济虽未直接受到冲击,但是,随着华尔街科网股泡沫破灭,以及香港楼价暴跌形成了特有的“负资产”阶层,香港高科技发展计划胎死腹中。
2005年,董建华的继任者曾荫权开始为科技热降温,政府转向金融,鼓励吸引内地企业来港上市。 自此内地来港上市企业不断增长,香港金融业获得持续增长动力,但是,金融的发展对于就业的促进并不明显。根据对香港四大行业带动就业的分析,香港金融业对就业的贡献不及贸易与物流业。因而,一枝独秀的香港金融,不仅难以推动香港经济整体向前,而且无法改善就业,致使贫富差距扩大。
表6-9 香港特首施政报告主要内容
续表
根据数据整理: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
发展金融方向未错,问题是以转口港为要素禀赋的香港,不能以放弃转口贸易为代价而孤立地发展金融业。金融与实体经济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与新加坡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后,反而迅速恢复,持续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与新加坡在重视推动高科技发展、金融发展的同时,不放弃实体经济发展。其实,香港并没有“放弃”转口贸易,分析九七以来香港对于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物流、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与现状,可以看出“港口没有扩容,高铁没有修建”,香港转口贸易依然在“吃老本”,因而,虽然不能言之“放弃”,却能肯定“停滞”。面对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停滞”的结果就会“落后”“不作为”的实质就是“放弃”。
其次,第三次经济转型的动力不足
香港前两次经济转型升级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在那个时期,香港转型升级的压力大,不转型就只有死路一条。第三次经济转型在香港九七回归之后,香港转型升级的压力小。每当香港遭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首先想到的是向内地要更多的“惠港措施”。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政府毫不吝啬地全力挺港。香港再无“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压力。没有压力的另一个注释就是没有动力。
如上研究也引申出另一个议题,即如何评价“惠港措施”。首先,“惠港措施”出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出发点值得肯定;其次,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及2003年“非典”严重打击了香港经济,“惠港措施”发挥了稳定香港经济形势的重要作用,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再次,“惠港措施”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并未惠及所有港人,未能发挥最理想的效果,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至少有两方面的启示:
第一,“惠港措施”适宜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推出,而不宜随意、轻易、经常推出。“惠港措施”终究不过是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不会“自动”内化为香港经济的动力。
第二,“惠港措施”的目标与实际效果存在差距。要深入研究为何在执行过程中偏离目标,要深入研究如何发挥其最优效应。“惠港措施”的最优效应不仅体现为经济效益,而且体现为社会效应——让更大多数港人从“惠港措施”中获利。
表6-10 香港九七回归以来中央“惠港措施”(部分)
根据资料整理:1997—2012年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及措施。
扩展阅读 香港自由行
自由行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由旅行社安排住宿与交通,但自由行没有导游随行,饮食也由旅客自行安排。2003年7月,国家开放了公民个人去香港旅游,去香港玩一下子变得很方便。这就是“自由行”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步。
开启香港自由行的思路发端于2001年美国911事件对香港经济的冲击。由于911事件冲击了美国经济与股市,与美元挂钩的港元体系及香港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
从2001年11月开始,香港商报发挥沟通两地的优势,策划刊出了一系列探讨“香港游”的专题报道。此举受到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赞赏与支持,专门为《香港商报》题词“香港游”专版。他希望,通过大力宣传香港旅游,吸引更多内地游客来港。
2001年12月7日,深圳特区报业集团、香港商报社联合广东省旅游局、深圳市旅游局举办“香港游高峰研讨会”,《香港商报》“香港游”专版同步正式推出。香港旅发局主席周梁淑仪发来贺词。《香港商报》提出了香港开放内地游客个人游的前瞻性建议,并就内地旅客的需求、本港旅游设施的改进、两地旅业的合作、港深延长通关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报道,配发了“迎接游客高峰,必须早作准备”“开放香港游,管理要加强”等多篇社评。有关报道在香港及内地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及决策部门的积极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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