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的波动，除了受到外部经济周期及突发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之外，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因素对于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的影响最大，构成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波动的特殊性。

外部冲击与政策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自香港开埠以来，政策因素对于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的影响就非常明显。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香港与内地之间重大政策的变动。对于太平天国与香港之间存在的关系，向来极少有人关注。

长江流域尤其是江浙一带向来是清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地，随着太平军定都南京，江浙战事不断，清政府失去了太平军统治地区的税收。在税源枯竭及军费开支增加的情形下，抽取鸦片税——其实是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一敏感话题被提上了日程。1856年，浙江巡抚何桂清开始在上海抽取鸦片税，规定每箱抽税24两，每年可获得百万银两。1857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上奏请求从进口鸦片中抽税以解军费短缺的燃眉之急。以务实态度推动鸦片贸易合法化而收税成了清廷各界的主流意见。对于英国人而言，利用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形成的压力，迫使清政府取消禁烟，推动鸦片贸易合法化，自然就成了英国殖民者的政策目标。双方利益不谋而合，中英便于1858年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在海关税则第五款中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叁拾两，唯该商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6]。值得注意的是，鸦片贸易合法化只是意味着鸦片贸易正式被纳入清政府征税范围内，并未消除为了逃税而进行的鸦片走私。

扩展阅读　　　太平天国运动与香港

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从1851年从广西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5年之久。

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与香港还间隔着广东省，太平天国运动也主要活动在长江流域；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与香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历史学家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大背景下认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是反封建反侵略的。香港与太平天国运动能够联系起来的是如下客观的历史片段。

洪秀全曾两次接触基督教都与香港有关。第一次是拜读《劝世良言》，第二次是到广州随牧师罗孝全学习基督教，这两次都是受来自香港的传教士的影响，洪秀全由此创立了拜上帝教。

最早提到太平天国运动“似乎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是香港《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 1851年3月的报道。1851年5月23日该报援引传闻，称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明朝后裔，信奉基督教，正在所到之处大肆破坏偶像和寺庙，并评述称“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可靠性，但也不排除清廷构陷可能，因为在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会被认为是汉奸”。

有着太平天国改革家之称的洪仁玕，未参加金田起义，而是在1852年4月到达香港。在香港，他结识瑞典巴色会教士韩山文（Hamburg theodore），受洗入教。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口述整理出版的《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ion of HUNG - Siu-tshuen and Kwang-sio Insurrection），帮助西方了解拜上帝会和太平军。英国在得知拜上帝会具有“新教”性质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洪仁玕在香港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思想认识达到了新的飞跃，逐渐形成了用资本主义改造中国的方案，这就是日后《资政新篇》的思想基础。 1858年离开香港，次年到达天京。

1854年，英国圣公会教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Rev. George Smith）在新年祝词中为太平天国运动祈福，盛赞洪秀全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和领导气魄”。英国传教士觉士（Josiah Cox）将太平天国比作“出现的曙光”。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被封为瑛王的洪秀全族侄洪全福，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往香港，当年曾匿迹充当厨师。不少太平天国后人经香港辗转流亡海外。

涉及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由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分别是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来，不承认香港地区的如上三个不平等条约。1942年，民国政府与英美开始谈判它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布雷南（John Brenan）认为，英国在香港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牺牲一些主权，在香港实行一种联合托管制度。^[7] 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向中国驻美国代表宋子文表示，他会向英国建议自愿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但中国要把香港岛及九龙半岛一部分或者全部列为自由港，以保障英国人在香港的部分利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并未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发表过任何正式声明，但就透过亲中的《香港文汇报》，在有关香港的报道与评论中透露出暂时维护香港现状的信息。1949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的先头部队抵达深圳。10月19日，解放军陆续接管南头、沙头角等地方。当时英军虽已在罗湖桥南侧重兵防范，按照四野的实力，一举拿下香港势如破竹、易如反掌。出乎英军意料，解放军抵达深圳河就停止了推进。随后，中央为了降低深港之间的紧张关系，撤离野战军而派驻边防军。1951年1月，边防军正式进驻深圳，边界拉起铁丝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制定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这也是20世纪40年代对香港工作方针的延续。关于香港问题，中央公开的表述是“我们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8]。

对中方来说，首先，保持香港现状不变的目的是保留与西方沟通的渠道，打破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利用香港转口港地位，发展进出口贸易，赚取外汇，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其次，“保留香港作为新中国与西方大国对话的国际通道，也不排除对苏联大党、大国、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的深远考虑”^[9]；再次，中国要在时机成熟时收复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就要与英国打交道，与英国建立良好的联系同样是必要的。

对于英方来说，香港是远东主要的国际贸易港，是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的重要基地和英国远东战略的核心。英国希望缓和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保证英国在香港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害。出于保护其在香港特殊利益的考虑，英国较之其他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更友好。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政权的西方大国。1950年，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英国外交部档案显示，英国外交政策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始终紧随美国，其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英国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讨论”^[10]。

正因为中英在维持香港的稳定方面有共同目标，所以，中英在香港问题上长期以来“合作压倒冲突，默契大于分歧”。

第一，在经济上，优先保障向香港供应副食品及供水。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4天才能供水一次，每次供水仅4个小时，300多万人生活陷于困境。当年，香港的楼房基本是3、4层的，自来水管是由下而上连接的。一旦遇上限制供水，楼上住户的水龙头因水压不足而没水流出，或只是细如丝线般，于是便向楼下住户大呼“楼下闩水喉”——成了香港当年最流行的一句囧语。为了解决香港“水荒”，1964年2月20日启动了东江供水工程建设项目，1965年3月1日正式对香港供水。仅在1965年，对香港供水就达6820万立方米。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供水量不断增加，工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进行3次扩建。

第二，在政治上，尽量不干预干涉香港内部事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港英当局采取敌视政策，解散左翼社团，逮捕亲中人士，中方采取现实及克制态度，仅限于在报刊上“口诛笔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极左思想占了上风。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劳资双方发生冲突，工人们进行游行示威时遭到港英警察的武力镇压。中国外交部对此事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要求港英当局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5月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群众大会，抗议港英当局的暴行。《人民日报》以“血腥大屠杀”为题，有意将港英警察开枪打死1人夸大为打死打伤二三百人。6月3日发表社论，号召香港市民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推翻港英当局的反动统治。中国与港英当局矛盾空前激化。周恩来总理针对这一系列事端，立即召开了外交部、外办、港澳工委等单位的会议，批评在香港问题上过左的做法是无政府主义，强调同港英当局斗争要严格遵守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不赞成香港工作照搬国内红卫兵做法。为此，对港工作中短暂的“左倾”苗头被压制下去了。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着世界和平。1970年，毛泽东在接见英国驻华代办约翰·谭森（John Denson）时，请谭森转达他对英国女王陛下的问候。英国首相、工党领袖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也期望中英关系尽早实现正常化，维护香港的和平与繁荣，增加英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1971年4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在英国外交部会议上表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比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更重要。因为香港的地位很关键，我们与北京政府关系越融洽，处理香港问题就越容易。1972年1月，英国驻华代办谭森卸任，新任驻华代办约翰·艾惕思（John Addis）到北京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继续谈判。1972年3月，中英两国正式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从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到1972年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建立，中英全面建交谈判持续了22年。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再次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际，美国与苏联国际利益之间的矛盾加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对抗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在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全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

随着1997年租借新界归还时间的临近，香港商界开始忧虑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可否跨越1997年，以及港府涉及新界的土地契约在1997年以后是否生效。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爵士首度访问华试探中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邓小平对来访的港督麦里浩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香港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www.daowen.com)

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三大任务。香港九七回归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步骤。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及香港地位问题时，第一次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那个问题。邓小平表指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对于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不容置疑，不容谈判；但是，对于如何整理香港则可商议。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坦率地讲，英国是极不愿意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的；但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英国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谈判。在1982年4月至6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战争最后虽然以英军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此时的英国早已失去了昔日大英帝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风。

1982年9月24日，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硬碰邓小平。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并断言由中国取代英国在港的管治，香港就会崩溃，就会危及中国的“四化”建设。针对英国的态度，邓小平明确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同时补充道，“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了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还说：“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依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撒切尔夫人在“矮个子硬汉”邓小平面前无计可施，离开人民大会堂下台阶时，精神恍惚，突然向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方向跌了一跤。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建立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即“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为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3年10月14日，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立场，但还想在香港九七回归后保留一名英国总督。中方严词拒绝了这个主张。最后撒切尔夫人不得不让步。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漫长的13年过渡期内，中英双方为落实联合声明、履行彼此的承诺，还在众多领域进行了艰苦的外交谈判。除政制问题外，中英双方的谈判最终取得了积极成果，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香港人心不稳。1983年9月，谈判可能破裂的消息一度导致香港物价飞涨，港元汇率暴跌，香港恒生指数大跌，港府采取紧急措施实施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7.8港元对1美元的官方定价），确保香港经济金融秩序稳定。

1983年，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居然表示，中华民国为满清法统的继承者，拥有《南京条约》等几项条约的正本，中华民国才应是香港主权的合法继承者。这一意见成为中英谈判的插曲。

1984年10月，《瞭望》周刊刊文《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首次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全面阐述。

中英双方历时两年之久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从1983年12月至1984年4月，中英双方举行了第7轮至第12轮谈判，主要议题是1997年以后的安排以及过渡期的有关问题。从1984年5月至9月，双方举行第13轮至第22轮谈判，主要议题是讨论1997年前过渡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所有问题都经过交锋。譬如，中方建议特区政府官员实行“港人治港”，英籍和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但是英方则提出外籍人士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到最高级的官员。又如，中方主张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在港驻军，而英方则一再提出香港无须派驻军队。英方的这些主张直接违背了中国主权的原则，理所当然地为中方所拒绝。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英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从1985年7月1日开始，历时5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落实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定，确定了香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诸方面的发展方向。对于香港而言，《基本法》是仅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最高法。

1997年6月30日，中英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从1997年6月30日开始，香港境内持续狂风大作，倾盆暴雨，似乎喻示着香港洗尽尘埃，凤凰磐涅，走向新纪元。

1997年7月1日，英国将香港全境的主权移交给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取代了英国总督政府，香港立法会取代港英的立法局。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带有的“皇家”字样的组织被改为“中国”，女王寿辰、香港重光纪念日等假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特区成立纪念日等代替。香港独立关税区、独立司法制度、签证待遇等保持不变。

中央香港九七回归后的政策，可以概括为16字方针——收回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对港政策以维护香港繁荣与稳定为首要目标。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港澳发展以“专章”单列，表示支持香港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香港转口港及转口贸易的发展需要内陆腹地的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对港方针政策理性而务实，支持香港繁荣稳定始终如一，这是香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

扩展阅读　　　面向香港的邓小平塑像

邓小平塑像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2000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塑像落成。这是全国第一座由中央批准，以城市雕塑形式竖立的小平同志塑像。

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最后一次眺望香港，并发表了有关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辟论述。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他全程跟随了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的活动，并于当年3月2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著名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样深情地写道：“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退休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稍事轻松一下了。他曾说过，退休就要真正的退休。我们也真心希望他度过一个幸福、安详的晚年，希望他健康、长寿。但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要踏上祖国的这块土地。他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但是邓小平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去世了。

主体塑像为小平同志身披风衣，气宇轩昂，步伐坚实，大步向前行走形象。塑像面向正南方，也即香港的方向，寓意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