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单一转口贸易为主的远东转口港的发展阶段，大致始于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截止于1951年香港跟随英国参与联合国对华禁运。该阶段分为香港转口港起步阶段与香港转口港发展阶段。

（一）香港转口港的起步阶段

香港转口港的起步阶段大致从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岛至1860年《北京条约》。

1841年1月26日，英军在上环水坑口街举行升旗礼，象征英国正式接管港岛，归入英治。其后，英军副司令兼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发表《公告》（又称《义律公告》），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对于华人事务，仅废除传统酷刑，其他如沿用已久的《大清律例》和习俗均被保留和承认。

香港成为自由港，吸引了货物、资金、技术、人才来港，推动了与内地转口贸易的发展，相关邮电、商贸、银行等行业也应运而生。香港自由港最初阶段是以鸦片走私与贩卖苦力为特点的，因而，香港自由港也被称为“黑色贸易”或者“走私贸易”。

扩展阅读　　　　维多利亚城与九龙城寨

1841年中，港府首次卖地，范围涵盖上环、中环、下环，成为开埠时最早发展的地带，时称“女王城”（Queen's Town）。 1843年，港府为彰显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将女王城改称维多利亚城（Victoria's Town）。维多利亚城位于香港岛西北岸，为英国人于1841年占领香港的香港岛后成立，中心为圣公会的圣约翰座堂。维多利亚城分“四环”，即西环、上环、中环和下环（现称湾仔及铜锣湾一带）。四环又分“九约”，即九个行政区。后又扩展至坚尼地城。从香港开埠伊始至今，一直是香港政府所在地和金融中心。190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对维多利亚港是这样描述的：香港或维多利亚港给人一个生气勃勃的印象，在一日之内有多达240响礼炮鸣放，维多利亚城人口超过166000，其中6000人是欧洲或美国人。

维多利亚城与对面的九龙城寨隔海相望。两个城池的建筑风格迥异，一中一西，各具特色。

九龙城寨位于九龙城区的一座古城。九龙城寨占地约2.7公顷，曾是英国割占而中国行使领土主权的“界中之界”，“三不管”地方。香港岛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后，清政府于1847年扩建九龙汛为九龙寨，并将原驻守大鹏湾的大鹏营调动于此，以抗衡对岸的维多利亚城。

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九龙半岛与新界成为殖民地，九龙城寨管辖权归清政府，成为位处英国殖民地的中国外飞地。1899年12月27日，英国曾一度入侵寨城，赶走城内人士。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清政府驻军仍然留于寨城内的衙门及其他建筑物。九龙城寨成为“感受旧中国”的旅游点。 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为了扩建启德机场而拆毁了九龙城寨的全部城墙。1984年，英中就移交香港主权在北京进行磋商。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在移交香港前必须办妥的几件大事之一便是整治九龙城寨。1993年，港英政府出动近5000警力，历时一年，终将九龙城寨夷为平地。

（二）香港转口港的发展阶段

香港转口港的发展阶段大致从1860年《北京条约》至1951年朝鲜战争香港跟随英国对华禁运。

1860年10月24日，英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中英《北京条约》。《北京条约》割让广东新安县（今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给英国；增开天津为商埠；增加中英《天津条约》的赔款至800万两；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容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苦力）。

中英《北京条约》签约对香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英国割占了九龙半岛，完全控制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对香港的占领面积进一步扩大；第二，被禁止的苦力贸易合法化，香港作为苦力贸易中转港的地位被确认。

随着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地位的巩固，以香港为据点来华经商的外商也随之增加，推动了外资在港投资兴业，以及转口港的扩建。

在19世纪60年代，国际环境也有助于香港转口贸易的发展。首先，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对外贸易及对海外劳工的需求出现增长；其次，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这是一条海平面的水道，在埃及贯通苏伊士地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贯通地中海、大西洋到印度洋、西太平洋。从英国的伦敦港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的孟买港的航线比过往经过好望角的航线缩短43%。

在这段时期，在港从事转口贸易的商人也从单一的英商变为“以英商为主，其他为辅”的格局。主要有如下五类商群：第一类是以英人为主的欧美商人；第二类是定居在香港的英籍商人；第三类是以印巴为主来自殖民地的商人；第四类是懂外语、担任外国商人代理的华人买办；第五类是专门从事内地贸易的内地、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商人。(www.daowen.com)

其中，内地贸易又被称之为南北行贸易。所谓南北行，顾名思义就是南来北往，这是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形象表述，也是香港转口贸易的代名词。

扩展阅读　　　　南北行

南北行，顾名思义是经营南来北往的货物。南北行聚集在香港上环文咸东街与文咸西街，将内地土特产品贩运到欧美与南洋，又将欧美与南洋的工业品与原材料运往内地。在香港转口港形成期，泰国潮商是开创南北行的先驱者。在转口港发展期，以潮人为主体的泰国华商是香港转口贸易的积极开拓者。到19世纪末期，以金山庄、南洋庄为代表的南北行发展到300多家，占全港贸易总额的1/4。曾设立“南北行公所”。

南北行也兼营货币兑换、货运保险及汇款等业务。南北行也一度成为香港“转口贸易”的代名词。

1887年，香港设立九龙海关标志着香港转口贸易港初具规模。香港转口贸易的大发展始于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19世纪末，远东局势开始朝着不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节节败退，崛起的日本同样威胁着英国在远东的利益。1895年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掠夺性的《马关条约》，引起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为了防范新崛起的日本，英国加强了对港的控制。英国海陆军联合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以军事需要为由，建议在香港拓展界址。^[32] 1898年6月9日，英国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约定，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英国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及235个离岛99年，1997年6月30日租借到期应归还新界予清政府。

《专条》是一个赤裸裸的掠夺性条约，英国控制的陆地面积较之前扩大约11倍，水域面积较前扩大约50倍。在深圳河以南，清政府仅保留九龙城的管辖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英国在港管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以及香港政局保持稳定，香港的吸引力大增，香港转口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

1911年8月17日，广九铁路通车。铁路的主要设计顾问是詹天佑。广九铁路修通以后，内地更多货物经过香港转口，极大地提升了香港转口港吞吐量。另外，深圳的中心从南头转移到了广九铁路途径深圳的罗湖口岸附近。

在1951年之前，仅一河之隔的深港，两地并不限制人员与货物的往来，深圳的农民农忙时种植，农闲时则到香港贩卖。香港与内地相安无事，互通有无。

在从1842年香港被割让至1951年大约100多年期间（扣除香港被日军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香港逐步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远东重要的转口港。转口贸易占贸易总值的80%以上，香港与内地的转口贸易占总转口贸易的80%以上。内地的商品经香港运往世界各地，也通过香港进口需要的商品。

扩展阅读　　　抗战时期方树泉先生派饭赈济灾民

1942年日军侵占香港期间，香港发生过粮荒，出现“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情形，有的饥民啃食草根、蕉树头充饥，在路边也能偶见有饿毙的饥民。

香港协成行创世人方树泉先生与叶泽、周炳等友人冒险前往广州市，向东莞明伦堂办事处请求拨出米粮救济战时在香港的旅港东莞乡亲。他们在广州市等候约一个月时间始有结果，获发白米500担运回香港派发给各乡亲。 另外，协成行设在港岛筲箕湾的义德芝麻厂，在日占时期坚持每日早晚派饭数大箩赈济饥民，同时也在乡间派米给饥民。

这些救济饥民的善事，却被日军平山部队认定“有协助反日之嫌”，于是查封了他们储存桂皮的货仓，冻结其在汇丰和东亚银行的存款户口。

从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这是香港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最恐怖、最苦难的岁月。战时被日军凌辱使港人丧失了民族尊严，认识到国家积弱才会被欺凌，港人的民族意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