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都需要经历一个原始积累阶段。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是指使货币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过程，新兴的资产阶级用暴力的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从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特色。

圈地运动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色。香港的资本原始积累则是通过鸦片贸易与苦力贸易完成的。苦力贸易与鸦片贸易一样，是促使香港经济从19世纪40年代末起逐渐上升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10]

苦力贸易与鸦片贸易的贸易形式完全不同，鸦片贸易的目的地是内地，苦力贸易的目的地是南洋^[11]、美洲、澳洲。在苦力贸易中，内地只是苦力的来源地；但是，两者却有惊人相似之处，首先，鸦片贸易与苦力贸易均属于暴利贸易；其次，鸦片贸易与苦力贸易在当时的内地均属非法。正因利润大，且在内地违法，因而香港扮演了鸦片贸易与苦力贸易集散地与中转港的角色，并通过鸦片贸易与苦力贸易获得暴利，快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一）鸦片转口贸易

从1773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开始，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活动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存在。

对于鸦片贸易，清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禁烟；但是，面对鸦片贸易巨大利润的诱惑，清政府多次颁布的禁烟诏谕徒劳无功，长期以来，中英鸦片走私贸易禁而不止。东印度公司或经过设在广州港外的趸船中转后再走私运入内地，或将鸦片在印度售给英印的散商，经香港走私运入内地。另外，鸦片商人行贿中国的缉私官吏，致使鸦片走私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发展极快。

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猛增，在对外贸易上，大量白银外流，中英贸易失衡，中国从出超变为入超。在国内市场上，银圆大量流失也使其在市场上变得稀缺，银圆和铜钱的比价不断扩大，使得拥有铜钱的广大民众日渐贫困。^[12]鸦片贸易不仅动摇了中国自然经济的根基，而且致使几百万中国人感染恶劣的嗜好，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毒害，鸦片对中国人精神的摧残比对经济的冲击更为恶劣。

对于鸦片战争的评价有两个并行的观点：

第一，站在西方的立场——鸦片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鸦片战争无疑是多种类型冲突的集中爆发，其中包含着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冲突，殖民扩张与闭关自守之间的冲突，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朝贡贸易体系与自由贸易体系之间的冲突。中英在鸦片战争中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较量，鸦片战争不单是中英武器装备的较量，也是官员意识、百姓观念的较量；不单是军力、国力的较量，也是世界潮流、发展趋势的较量。

第二，站在人性的立场——鸦片贸易是人类历史的耻辱。无论何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毒品屠杀同类都为文明社会所唾弃，西方殖民者的鸦片贸易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中国人民对西方鸦片贸易的反抗值得同情与颂扬。

1842年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并未明文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贸易在内地依然是违法的。清政府对鸦片的态度并没有转变。1850年，咸丰皇帝颁发更为严厉的禁烟令，规定吸食者须在5个月内戒绝，否则要判处斩立决，其眷属发卖为奴，子孙三代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实行连坐法，知情不举者和吸食者同等处罪。^[13]

清政府对于鸦片贸易的态度对于经历过虎门销烟的英国商人而言是危险的。许多曾经以广州为据点进行鸦片走私的英国商人，为了减少在内地囤积鸦片而被查封的风险，开始将鸦片集散地从珠江口的伶仃岛迁移到了香港，鸦片被囤积在香港码头的仓库、或者香港海域的趸船，再走私分销到中国沿海各口岸。在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发展成为英国商人鸦片贸易的集散地，香港成为鸦片贸易转口港。

鸦片贸易既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又使得在香港的英国商人通过鸦片贸易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不同利益集团在鸦片贸易中获得利益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鸦片战争之前，主要是英国政府及殖民者通过鸦片贸易获得利益

18世纪以来，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源源不断地出口到英国，英国却始终没有一样大宗商品能够畅销中国，中国在中英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马克思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14]

进入19世纪以来，英国对华走私鸦片增速惊人，1800—1821年间输入（内地鸦片）量约在4000箱上下，1824—1825年增至12434箱，1838年增至35500箱。^[15]在鸦片战争前的18年中，平均每年有1万多箱鸦片输入和1000多万两白银被掠夺。^[16]

随着输华鸦片的增加，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达数百万元，用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白银购买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对华贸易就已经从逆差转为顺差。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香港作为鸦片贸易中心已经长达40年之久。^[17]

第二，鸦片战争之后，主要是港英管治者、鸦片贸易商、走私船、烟馆通过鸦片贸易获得利益

英国建设香港的费用最初主要依靠鸦片战争的赔偿款。港英当局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掠夺性利益，不遗余力地掩护和鼓励鸦片走私。^[18]

1844年港督约翰·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发现，几乎握有资金又非政府雇员的个人（英国人）无不从事鸦片贸易。^[19] 1845年港英政府颁布法例，向鸦片贸易商、鸦片烟馆收取牌照费，承认鸦片贸易在港合法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经香港走私的鸦片贸易量大幅增加。马克思指出，虽然鸦片贸易为条约所禁止，可是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度政府从鸦片贸易上得到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1/6。^[20]

鸦片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可从如下数据的变化显现出来：从印度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在1831—1840年间为2.6万担，1841—1850年间为4.05万担，1851—1860年间为6.8万担。^[21] 1847年香港鸦片贸易（195625英镑）占出口总值（226130英镑）的86%，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鸦片港。^[22]

1858年港英政府颁布法例，准许将香港熬制的鸦片异地销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鸦片贸易转为合法。按照常识，经香港中转的鸦片贸易量会相应下降，而事实是经香港向内地走私的鸦片数额不减反增，这是因为通过合法进口渠道需要缴纳关税，而经过香港向内地走私鸦片可以避开关税。这样，无论生、熟鸦片均以走私方式进入内地，香港鸦片中转走私贸易进一步扩大。

表3-1　输入香港的鸦片数额（1989—1865）　　单位：箱

(www.daowen.com)

注释：鸦片每箱约140磅，单位折算根据来源于Hsin-Pao C.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M］.Mass，1964.
数据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855.

对于肮脏的鸦片贸易，为其涂脂抹粉固然可耻，认为英国国内一致支持鸦片贸易也是偏见。事实上，围绕鸦片贸易的争论从未停息。这场争论反复拷问人类的良知。也正是因为鸦片贸易为人类文明所不齿，英国从事毒品贸易的历史痕迹在伦敦也被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

英国议会对于是否因林则徐虎门销烟而对华开战存在分歧。在1840年4月7日至9日期间，英国议会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即便以“自由贸易权利”为遮羞布的议员，也都知道鸦片贸易的可耻。鸦片主要生产者、东印度公司鸦片代表处经理赛蒙承认，“鸦片产品摧垮了人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议员威廉·格莱斯顿指出，“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们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 站在对面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来没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

然而，利益最终压倒了良知。英国下院辩论表决结果是271票对262票，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就是这9票之差，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轨迹、也改变了世界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宣称的对华开战理由不是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挽回及保护英国商人的损失。这个表决结果有两个含义：第一，这个产生过科学泰斗牛顿和法拉第、文学泰斗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诗人拜伦和雪莱的文明国度，在鸦片战争中成了利益的奴婢；第二，英国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一致支持因林则徐销毁鸦片而对华开战，英国殖民者的无耻并不能抹掉英国人的良知。

其实，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一直比较避讳，一方面英国政府是鸦片贸易的获利者，鸦片税收在英国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非常高的比重，被称为“白色金子”的鸦片是19世纪最值钱的商品，与今天的“黑色金子”石油的地位不相上下；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不愿意明目张胆扮演全球最大毒贩，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需要有道义支撑。这种矛盾的心理导致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既未中断，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在英国也从未断绝。

19世纪末，禁止鸦片贸易的呼声在英国日益高涨，成为英国议会持续多年的争论议题。1891年4月10日，约瑟·皮斯在英国议会上提出了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在下议院以160对130的多数票获得通过。1906年，英国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反对鸦片贸易的力量终于赢得政治上的优势。同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鸦片禁运的议案。清朝政府也立即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将该项议案付诸行动。1907年8月，中英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诺逐年递减鸦片输入十分之一。两国商定用10年的时间，逐步达到完全禁止鸦片贸易和消费的目标。

至此，公开由英国政府支持的鸦片贸易成为历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世界潮流势不可挡。人类的良知，最终会战胜邪恶的撒旦。

扩展阅读　　　　鸦片战争的疑团

鸦片战争留下许多有待破解的疑团。为何泱泱大国、世界GDP老大却被小小岛国打败？为何引领世界潮流几千年的东方大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后一蹶不振。

在经济力量对比上，道光时期清朝人口约4亿，GDP约占世界30%，英国当时还在迈向“日不落”的过程中，GDP约占世界的5%。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清军兵多，有本土作战优势，英军人数仅4000人，且舟车劳顿，远离本土作战，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在海上军力对比上，英军船坚炮利在技术上压倒了清军的木船风帆；但是，在决定战争胜负的陆上战场，英军使用的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尽管也超越了清军；然而，双方的差距也不至于像战争的结果那样“一边倒”。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不胜枚举，鸦片战争却没有出现奇迹。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跟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并受到乾隆皇帝赏赐的孩童——托马斯·斯当东——恰是主张对华开战的鼓噪者。《南京条约》的签署地——南京的静安寺恰是为纪念4世纪前的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与中国的海神妈祖而兴建的。

（二）苦力转口贸易

在19世纪前，全球劳动力的流动形式是贩卖黑奴。随着美洲殖民地的开发，需要大批劳动力，西方殖民者采用奴隶贸易形式将非洲黑奴贩运到美洲。

1814—1815年，维也纳大会禁止奴隶贸易。^[23] 1847年旧金山发现金矿及4年后澳洲发现金矿，引发了全球淘金热。由于淘金利润大，风险高，由于淘金利润大，风险高，殖民者将目光投向了供应有保障、价格低廉的中国劳工。

19世纪，全球苦力贸易的苦力也被称为契约华工，俗称为卖猪仔。这是因为中国苦力主要采用契约形式被贩运到美洲、澳洲及南洋。契约期限一般为3年，在拉丁美洲长达5-8年。工作日长达14小时，多在监工下强制劳动。在契约期间死亡率通常为20%-0，在拉丁美洲高达50%-70%。

清代华工出国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鸦片战争前，主要是自愿结伙出洋谋生，主要前往东南亚地区；从鸦片战争到清末，几乎全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贩卖的契约华工，分布在世界各地。鸦片战争之后，苦力贸易的中心从澳门转移到了香港。

苦力贸易的利润丰厚，主要由如下三类利益集团瓜分：

第一，苦力贩子。一个黑奴的全年工资约1000美元，一个华工的收入却仅200-300美元。香港的苦力贩子从每位中国苦力中获得的利润是200多元，苦力贩子关于从中国到美洲的苦力平均支付117—190元/人，收取350-400元/人。^[24]在1851—1875年的25年中，私人商行从贩卖华工至美洲各地的所获得暴利竟达8400万元，年均近430万元。^[25]

第二，运送苦力的西方船东。19世纪50年代，一艘850吨运送苦力的船，年租金可达8.5万元。^[26]苦力贸易的巨大利润刺激船东添置新船，香港船政厅的报告显示，在1854年11月1日-1855年9月30日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登记的苦力船就有128艘。^[27] 1854—1859年的五年间，香港的远洋航运业平均每年增加船只487艘，增加吨位251350吨，年增长率达到68%。^[28]

第三，港英管治者及相关码头、商铺、餐饮、旅舍等行业。苦力贸易集聚香港，给港英管治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推动了轮码头、仓库、住房、商铺、道路交通的建设热潮，刺激了经济发展。

扩展阅读　　　美国正视19世纪华工对美发展贡献

2014年5月9日，美国劳工部首度将19世纪兴建横跨北美太平洋铁路的华裔工人，列入“劳工名人堂”，许多华工后代对美国政府正视被忽略的历史，感到欣慰与光荣。这是美劳工部1988年设立“劳工名人堂”以来首次载入亚裔人士及华裔劳工。

北美铁路华工的历史至今对美国社会仍然是一个谜，只知道大部分工人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四邑地区。

19世纪中期，数以万计的中国广东移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参与北美首条跨州铁路修筑。1865年，美国首条横跨大陆的铁路由联合太平洋公司从圣路易斯往西修建，以爱尔兰铁路工人为主力，中央太平洋公司从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往东修建。由于美西地区严重缺乏劳力，从中国引进大批劳工，每年人数保持在1万至1.5万，占铁路工人总数的80%，这些华工在在极其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由于华人的勤劳和执着，为美国铁路建设节省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在铁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华人的勤劳聪明、组织性和纪律性得到了美洲大陆移民们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