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香港九七回归前夕，“香港”一度成为新闻高频热词。那段时间香港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香港九七回归以来，香港的大学在港府庞大财政资源的支持下，通过引入诺贝尔获奖者及国际高端人才，在全球大学排名长期保持前列。问题是香港的大学的高水平并没有体现在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上，转口贸易研究并未进入香港的大学学术研究视野。

因此，对香港学术界研究香港转口贸易进行文献综述的搜索结果显示，首先，香港学术界研究香港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献不多；其次，香港学术界研究香港转口贸易的文献更少。

当前，研究香港与内地贸易的中文文献有三个特点：

第一，从研究群体观察：研究主要来自内地学术界。

第二，从研究时段观察：研究主要集中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后、2003年CEPA签署前后这两个时段。随着香港GDP在国家GDP中的份额下降，对于香港的研究也由热转冷。

第三，从研究范围观察：从宏观视角研究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的文献多，从微观视角研究香港转口贸易、以及香港在与内地转口贸易中的利益的文献几乎为零。

为此，围绕“香港转口贸易”的中文文献综述，无法直接针对“转口贸易”进行综述，只能采用“迂回方式”，从与香港转口贸易相关的领域进行文献综述。

（一）转口贸易及香港与内地贸易

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研究，多数文献是从香港转口贸易在香港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多数研究结果停留在对转口贸易、香港与内地贸易重要性及必要性的论述层面。

许涤新、吴承明（1985）^[61]对“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五口通商时期的对外贸易”“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香港转口贸易形成的历史原因。

岳咬兴（1991）^[62]认为，香港的转口贸易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香港经济的支柱。1949—1950年，转口贸易曾占香港总出口值的90%。香港的转口贸易维系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近40年来，香港转口贸易地位的沉浮充分反映了内地与香港这种密切联系。张晓辉（2000）^[63]认为，近代香港的发展主要依靠转口贸易。余绳武、刘存宽（2007）^[64]全面研究了19世纪的香港，从历史学研究的视角梳理史料，分析研究认为香港转口港地位的确立，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在1861—1900年之间。

这些研究的结论显示，转口贸易自香港开埠以来，对于香港发展意义重大，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香港与内地转口贸易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何有的研究将1861年确定为香港转口贸易港迅猛发展的开始年份？1861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美国内战爆发，林肯就任美国总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废除农奴制。1861年，咸丰帝逝世，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中国开始洋务运动，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

对于主要在长江三角洲兴建兵工厂、发展重工业的洋务运动，如何与靠近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形成关联，这方面研究的意义重要，却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且不是从整体而是针对与香港有关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研究。东渔（2013）^[65]提到，清朝同治十一年间在香港设立了轮船招商公局（今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唯一延续至今的企业，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民用企业。马博忠（2011）^[66]研究指出，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政府派遣的留英学生团队成行，除了赴日、美、法、德留学，也赴香港留学。廖乐柏Robert Nield （2011）^[67]研究了香港在转口贸易中的作用。

改革开发以来，香港与内地贸易变成了研究热点。香港担当起了内地对外开放的火车头。学术界对于香港与内地贸易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指导意义。

廖尧麟（1991）^[68]对香港转口贸易数据研究的结果是，香港转口贸易在80年代的重新振兴和中港转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已经对香港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张松涛（1992）^[69]研究1978年以来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认为内地经港转口占有重要的地位。王世伟（1997）分析了香港的转口贸易及其与内地的贸易关系，认为转口贸易的作用明显。许承明、胡荣华（2000）^[70]研究认为内地与香港进出口贸易中的转口贸易份额持续增加。

除了从香港与内地经济的重要性进行研究，萧琛 （1995 ）^[71]对港资在华南经济圈动向的研究具有前瞻性，他准确预测了香港厂商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人力、土地资源充裕的珠江三角洲，指出香港与华南经济结构的变化将进一步推动香港转口贸易的发展。

除了宏观研究视角，有的文献则深入到某个具体领域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严中平（2001）^[72]研究了印度、锡兰、日本茶叶与中国茶叶的竞争，分析了香港作为茶叶转口贸易港的原因。仲伟民（2010）^[73]研究茶叶与鸦片在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指出茶叶与鸦片贸易推动了香港转口贸易。王绵长（2003）^[74]主要研究了南北行对香港转口贸易形成机制的贡献。

另外，有的文献也运用经济学模型研究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田贞余（2005）^[75]用引力模型研究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王怀民（2007）^[76]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研究香港转口贸易，认为内地加工装配活动对香港中间人的依赖有其历史原因，内地对外贸易的发展可增进市场信息的流动，减轻对中间人的依赖，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内地加工工业需要香港中间人。黄庆波、姜丽（2008）^[77]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香港是中国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和重要的转口贸易地，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内地支持，双方贸易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

许承明、胡荣华（2001）^[78]在2000年研究的基础上，在研究中注意到转口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另外，对于香港转口贸易的研究领域也不再只是关注其重要性与必要性，而逐步向其他相关领域延伸。萧怡钦（2003）^[79]认为，由于中国加入WTO对外进一步开放，内地企业出口方式转变，由于香港码头费用居高不下，香港的转口贸易将受到冲击。研究香港转口贸易及统计标准，认为美中双边贸易长期逆差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统计上的差异是其主要根源。王方方，李光生（2013）^[80]针对内地与香港贸易异常增长的现象，深入剖析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套利贸易，认为这是利率和汇率差异，以及监管体系不完善引起的。

（二）贸易利益及转口贸易利益

关于贸易利益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贸易利益的来源、形成以及分配。

黄卫平（2003）^[81]的研究不回避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利益，并且明确指出推动香港贸易增长需要从港人利益出发。越是从香港自身的利益出发推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贸易，越是有利于增进香港与内地整体贸易利益。这种观点渗透着古典经济学精髓。同时，研究注意到了香港贸易利于与香港与内地贸易结构的关系。

秋玲（2009）比较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国际贸易理论，指出以李嘉图比较利益说、H-O模型为代表的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王张银（2010）^[82]认为，贸易利益的研究视野将由最终产品层面扩展到产品的生产环节与工序的层面。

喻旭兰（2010）^[83]认为，香港与内地经济逐步融为一体，经济发展周期将趋同，这也反映了香港与内地的利益增减趋于同步。

杨青龙（2012）^[84]认为，对比较利益说的拓展实在有必要，提出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概念，将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归为生产成本，制度要素归为交易成本，生态环境要素归为环境成本。

郭界秀（2013）^[85]认为，应该重视从制度因素入手研究贸易方式和贸易利益，制度因素与福利效应存在关联。

任志成、巫强、杨帆（2013）^[86]认为贸易利益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用实证方法测算国际贸易利益的重要性，但是，至于如何测算则没有更多的论述。

（三）贸易对经济的传导及贡献

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涉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技术及制度的传导及影响。其中，对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传导的研究主要借鉴国外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关贸易与香港经济结构的研究覆盖的范围广泛，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对香港经济定位及发展方向的探讨。

关于贸易与增长的研究。彭斯达、陈继勇、杨余（2008）^[87]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中国进出口贸易，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性；但是，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超过加工贸易。

魏君英、陈银娥（2010）^[88]通过实证研究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进口与出口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

张光南、陈广汉（2009）^[89]对1997—2007年香港经济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香港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形成互为因果与促进的关系处于较好的经济运行状态。

肖红、杨凤美（2010）^[90]的研究认为，香港与内地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有很强正相关性，进口比出口对香港经济的增长贡献更大。

关于贸易与经济结构、定位及发展方向的研究，黄卫平（2002）^[91]在对香港产业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香港的动态比较优势不在一般的大工业，香港经济除了房地产应该发展其他支柱产业，应该在以金融为龙头，以物流为中枢，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趋势中盘活香港经济，辐射亚太。

冯邦彦（2002）^[92]从香港产业结构演变去探讨香港的贸易转型问题。

黄卫平（2003）^[93]建议，将香港塑造成高起点、高层次的地区乃至世界的物流、营运及金融中心，依托内地，服务全球。

许统生（2006）^[94]经过实证分析认为垂直差异性产业内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促进作用，而水平差异性产业内贸易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阻碍作用。

苏志欣（2006）^[95]认为，内地沿海城市的发展和港口基建落成将挑战香港转口贸易港，香港应该将发展高增值的离岸贸易作为发展方向，构建新的贸易中心地位。

张光南、陈新娟（2010）^[96]认为，服务贸易优化了香港就业结构，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推动香港制造业向外转移。

耿昊裔、张斌（2013）^[97]比较了香港与上海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认为香港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明显，香港转口贸易作用大，转口贸易促进了香港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般贸易提高了第二产业的增幅，降低了第三产业的增幅，而上海则不明显。(www.daowen.com)

陈鸿文（2013）认为，香港由于缺乏积极的工业政策，从而导致只剩下金融与房地产，以及日趋单一的经济结构。关于贸易与技术、制度的研究。

史达（1996）^[98]认为，香港积极不干预政策建立在健全的贸易促进制度基础上，香港贸易促进机构包括官方、半官方、工商团体三个层面。

沈坤荣、李剑（2003）^[99]认为，国际贸易对于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推动制度变革、提高人均产出与收入具有正面影响。

赵春明郭界秀（2010）^[100]认为，进口贸易是带动技术进口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进口贸易主要通过进口总量效应、进口方式效应和进口竞争效应对一国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何其春、孙萌（2012）^[101]通过对技术扩散模型的阐释，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技术进口过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四）CEPA与区域经济合作

早期关于香港与内地区域经贸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货物贸易而不是经济合作，也即关注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转口贸易等合作形式，而对于香港与内地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研究并不多。

值得关注的是有的文献具有前瞻性，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桑百川（1997）^[102]在研究中首次提出深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这不仅可以配合香港的发展，而且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双向开放的必然要求。

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发展自然要求更紧密区域合作。更紧密区域合作的成果具体就体现在CEPA。 CEPA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的英文简称。CEPA是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内容丰富，领域广泛。CEPA是内地迄今为止商签的内容最全面，开放幅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香港实际参与的唯一的自由贸易协议。其内容质量高，覆盖面广，在短时间内结束谈判并付诸实施，为内地参与其他双边自贸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CEPA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一国两制”的方针。

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合作的相关研究也就逐步增多了。

关于CEPA对香港贡献的研究。张燕生（2003）^[103]认为，CEPA在于把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层面，使香港与内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可朝自由化与一体化的方向稳步发展，香港与内地金融合作随着经济日趋融合进入新的阶段。

林江、郑晓敏（2003）^[104]认为，内地与香港签订了CEPA提早向香港开放服务业市场，双方均能从中获得比较利益，实现增长，推动就业。

余佩琨（2007 ）^[105]在实证的基础上认为，内地与香港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路径是“分工性合作→竞争性合作→融合性合作”。

蔡宏波、杨晗（2011）^[106]认为，CEPA及其附件和6个补充协议有关服务贸易政策安排在促进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合作上成效卓著。

郑英隆、王龙（2011）^[107]研究内地与港澳信息服务业的一体化，认为CEPA的服务贸易制度安排，推动了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三地的贸易与投资。

毛艳华（2003）^[108]认为，CEPA安排完全针对了香港当前的问题与需要，有利于香港经济增长及结构调整。

张天桂（2005）^[109]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CEPA对香港与内地的影响不同，香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本比内地低，香港从CEPA中获得了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产业内贸易，对内地贸易依存度提高。

刘雪琴（2007）^[110]认为，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体现了“一国”的优势，CEPA消除香港与内地经贸领域中的制度性障碍，体现了“两制”的特点。

周运源（2009）^[111]分析了香港与内地CEPA的关系，认为CEPA能推动了香港全面发展。

张宏燕、毛艳华（2009）^[112]运用巴拉萨模型分析了CEPA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发现CEPA对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影响不同。

张光南、邱杰宏、陈坤铭（2011）^[113]的研究发现，由于内地大幅度减免关税，“港产品零关税”使得香港进出口增加幅度大于内地，如果香港与内地实现“全面贸易自由化”，那么经济增长、进出口值、福利水平将大幅度提高，ECFA的实施将影响中国香港作为海峡两岸经贸中转港的地位。

周泳宏（2012）^[114]分析指出，CEPA提高了转口贸易对香港的溢出效应。

冯邦彦、胡娟红（2013）^[115]采用1997—2010年内地各省（地级市）与香港贸易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CEPA的签订对内地和香港经济产生了正的贸易创造效应，但仍然存在限制效应发挥的贸易障碍，建议扩大CEPA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CEPA发展方向及区域经济体合作的研究，熊凤琴（2011）^[116]研究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认为扩大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度会提高对内地的福利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度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即“营商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

陈利静（2012）^[117]发现CEPA实施后虽然香港与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但是，只有服务贸易的总贸易创造效应，而没有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

俞梅珍（2012）^[118]认为CEPA能够促进香港与内地贸易自由化，建议从战略上推进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关系的深化。包括消除香港与内地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深化了两地经贸关系，建立更快捷、方便的通关机制，拓宽了两地合作领域，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华晓红、郑学党（2012）^[119]认为，港澳台地区是推动中国自贸区的核心，CEPA是中国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

姚莉、姚晓东（2012）^[120]认为，中华经济圈（内地与港澳台地区）货币合作具有很强的经济基础，在建立香港与澳门的次区域货币区及人民币与港元汇率目标区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推进中华经济圈的货币联盟。“大中华经济圈”是指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区，此概念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美国印第安纳州坡尔大学的郑竹园教授提出。

张光南、邱杰宏（2013）^[121]分析中国台湾、香港、内地与新加坡分别推动的双边自由贸易，认为CEPA、ECFA和CSFTA将促进四地贸易往来。

（五）服务贸易、离岸贸易与离岸金融

关于服务贸易效应的研究。曹瑛、王耀中（2009）^[122]研究发现，内地金融服务贸易均落后于香港，建议发展香港与内地金融体系互动关系。

关红玲（2011）^[123]认为，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深入到服务领域，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上，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呈水平分工，例如：旅游、海上客运、航空客运等，在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上，香港与内地呈垂直分工，例如：金融、保险、商贸服务。

陈广汉、胡才女（2012）^[124]对香港产品与服务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认为在粤港合作日趋密切的形势下，内需主导型经济方式发展为香港产品进入内地提供了机遇；但是，香港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生产成本高，品牌推广难，建议香港与内地政府为港商进军内地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黄卫平（2002）^[125]在研究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关系的基础上，对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发出了警报，指出香港已有的服务业所处的产业层次偏窄、偏低，香港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偏高，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周边的竞争加剧。

关于离岸贸易的研究，彭羽（2013）^[126]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研究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的影响，认为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制造业。

沈克华、彭羽（2013）^[127]认为，离岸贸易成为香港与内地贸易第一大贸易方式，离岸贸易对珠三角整体发展有促进作用。

陶雯婷（2013）^[128]从推动内地金融改革的视角研究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认为应该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契机，促进国内金融改革，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这才符合长远利益。

关于离岸金融的研究。离岸金融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贸易与汇率的关系，人民币离岸业务及离岸中心。华民（2012）^[129]认为，促进贸易发展最为重要的方法是选择一个有竞争力的、能够保持汇率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

黄叶苨、黄志刚（2012）^[130]认为，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想削弱中国经济，维护美元霸权，建议人民币应加速国际化。

石建勋、官沁、李海英（2013）^[131]认为，在当前尚不能实现货币统一的情况下，内地与港澳台之间首先开展汇率合作，逐步推动人民币成为该区域主导货币。

张泉（2013）^[132]在对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中认为，香港作为内地参与全球贸易的重要转口基地，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及人民币国际化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