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外文文献中，直接研究香港转口贸易，以及香港与内地贸易利益的文献不多。外文文献综述涉及的主要范围是转口贸易、贸易与区域经贸合作、贸易与经济增长、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与离岸服务贸易。

（一）转口贸易

Fung KC ， LJ Lau（2003）^[22]结合经香港转口美国的内地货物，研究转口贸易统计口径与中美贸易平衡。

Feenstra R C ， Hanson G H（2004）^[23]研究认为，香港的低税率是香港转口内地产品的重要因素之一。

Feenstra R C ， Hanson G H ， Lin S（2004）^[24]研究认为，香港贸易是典型的转口贸易，国际购买者从香港中间商获得有关内地产品信息，香港中间商向位干内地的厂商提供需求信息，香港通过提供这样的中介服务而获得利润，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对外出口50%以上的货物是通过香港转口的，香港中介服务的利润大致等于经香港复出口的利润，估算是复出口货值的1/4。

MJ Ferrantino， Z Wang（2008）^[25]研究表明，内地统计出口美国贸易数据总是小于美国统计从内地进口的数据，这是因为忽略了香港转口贸易。

JB Ahn， AK Khandelwal， SJ Wei （2011）^[26]研究了转口贸易的效应，实证了转口贸易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香港低税率有利于转口贸易发展，香港的对外贸易是典型的转口贸易，转口贸易促进了贸易发展，香港是内地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内地对外出口50%以上货物经香港转口，香港中介服务的利润估算是复出口货值的1/4。

（二）贸易与区域经济合作

Tinbergen（1962 ）^[27]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于实证分析，实证了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随后不少经济学家引入各种经济变量来对引力模型进行补充。

Linnemannn （ 1966 ）^[28]在引力模型中增加了人口变量，认为国际贸易的规模与人口有关，人口的多少与贸易的规模成正相关关系。

Brada （1985 ）^[29]引入了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虚拟变量，进一步将引力模型应用于估算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贸易的影响。

Alan Deardorff （1998 ）^[30]直接在H-O模型基础上推导引力模型。

McCallum's （1995 ）^[31]利用引力模型测量出1988年加拿大省际的贸易量是美国州和加拿大省间贸易量的22倍。

Peridy （2005 ）^[32]通过将新贸易理论和与贸易成本相关的新理论相结合，对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合作关系进行了定量的评估。

开展相关的区域经济引力模型的代表性实证研究的，还包括Anderson和Wincoop（2003） ^[33]， Sandra Poncet（ 2003） ^[34]。

Gil-Pareja（2004） ^[35]， Balistreri和Hillberry（2007 ）^[36]也主要是从区域经济引力模型入手，进行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利益分析首要的问题是研究香港与内地贸易中的贸易量。在现有的各种研究方法中，引力模型是研究双边贸易量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量取决于其经济量以及相互间的距离。

（三）贸易与经济增长

Lin Tzong-biau （ 1980）^[37]的研究肯定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研究认为，制造业发展带动了香港经济起飞，拉动了就业。

Balassa （1978 ）^[38]运用秩相关检验方法，针对11个工业化国在1960—1966年和在1966—1973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对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与研究。

Tyler（ 1981 ）^[39]利用跨国（地区）横截面数据，对外贸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外贸促进了经济增长。

Feder（ 1983）^[40]运用最小二乘法，对GDP平均增长与出口占GDP增幅的平均变化率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Dollar（1992）^[41]运用最小二乘法对92个国家在1976—1985年期间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贸易与经济之间存在关联。

Jung和Marshall（ 1985 ）^[42]运用双变量系统VAR模型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了3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50—1981年期间的GDP实际增长与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其中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出口推动了经济增长，11个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了出口增加，以色列的特点是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20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经济增长与出口增长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提出质疑。(www.daowen.com)

Chow （1987）^[43]采用双变量系统VAR模型，研究了1960—1984年8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对制造业出口与制造业产出之间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只有部分国家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Coe与Helpman （1995 ）^[44]从实证角度分析贸易伙伴的研发（R&D）通过进口贸易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从投入研发（R&D）的国家的进口，有助于提高本国国内的全要素生产力，影响力与本国市场开放度关，正向联动关系。

Dhawan和Biswal （ 1999）^[45]利用VAR模型与协整分析法，分析了印度1961—1993年实际GDP与出口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是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在研读文献时注意到，分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从进口贸易角度研究的。Krishna和Mitra（ 1998）^[46]研究了贸易保护主义，发现贸易保护政策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

Lawrence （1999）^[47]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进行研究，研究的主题是100多个行业的国际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Lawrence和Weinstein （ 1999 ）^[48]研究了韩国（1963—1983年）与日本（1964—1985年）进口与劳动生产率、产业政策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是，进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口对竞争的贡献大于其对中间投入的贡献。

Hakura和Jaumotte （1999 ）^[49]通过分析8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发现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确实是国际技术转移的渠道，部门间贸易在技术转移中扮演作用要大于部门内贸易。

W Keller， B Li， CH Shiue （2011 ）^[50]研究贸易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回顾了中国对外贸易史，发现制度变迁及政治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贸易对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制度变迁均有贡献；但是，相关文献更多从出口贸易角度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鲜有从转口贸易角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

Peterson和Barras（ 1987）^[51]认为，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影响着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但是，在国家竞争力评估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将服务贸易输出占整个对外贸易的增幅称为测试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Peterson（ 1988 ）^[52]讨论了货物出口份额变化所引起的比较优势（RCA）的变化，货物出口份额减少而导致的比较优势降低会因为旅游等服务业的增加而得到阻止，甚至反而得以提升。

Hoekman （1995 ）^[53]用“试探性第一步”对《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条款进行了评估，指出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 GATS）作为国际上第一设计服务贸易的多边协议，未来多边谈判将改变以货物贸易为中心的谈判，转而重视对直接投资FDI、贸易与劳动力流动相关政策的国际协调。

Whalley（2004）^[54]对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评估，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可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进一步分析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利益的差异，指出服务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益表现在：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外输出劳动力。

关于服务贸易对经济影响研究的代表性文献还有Mattoo （ 2006 ）^[55]提供的计量分析模型，他认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业开放度主要体现在金融与电信业的开放，预测一个完全开放的金融与电信业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将有可能高出未开放的国家具有地区大约1.5%；同时指出，货物贸易政策的开放度与进口国的开放度有关，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不仅需要考虑吸引资金流入，而且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内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结果的支持，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度量及对双方经济的影响是研究重点；但是，计算和比较一国对外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相关于货物贸易竞争力的测量更加复杂，不过早期实证研究发现，在货物贸易有关分析中广为应用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专门化指数（TSC ），可用以衡量各国对外服务贸易的竞争水平。

（五）金融服务贸易与离岸服务贸易

关于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Francois和Schuknecht （2000）^[56]等学者的实证研究均验证了金融服务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假说。利用交叠世代模型，推导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动态效应模型，证明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得出的结论是金融服务贸易提高总产出和总收入。

Cobb（1998）^[57]对离岸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离岸金融中心对周边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体系与税收具有腐蚀作用。

Rose和Spiegel（2007）^[58]研究证明离岸金融业务对周边国家或者地区产生两种效应，金融交易的挤出效应与金融市场的冲击效应。

关于离岸金融中心对所在国或地区的影响效应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以Ronen Palan（1998）和Sikka （2003 ）^[59]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离岸业务是资本的推动，会导致监管放松、税收降低，另外，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提高了经济活力和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

以Hampton（2002）^[60]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认为，离岸业务会引起资本外逃，恶性税收竞争，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离岸金融需要各国之间协调，通过立法进行监管，离岸金融才能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香港与内地贸易中金融服务贸易的作用日益突出。离岸金融中心的效应、监管成为研究的重点。离岸金融的负面效应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