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产业结构转变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最早明确提出产业结构转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观点的学者是钱纳里，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中总结出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规律。此后，Pasinett（1981）、Echevarria（1997）、Peneder（2003）等的研究也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部分学者还测算了国家和区域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Denison（1976）的研究表明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12%是由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而Kuznets（1985）在不同的样本范围内测算到1948—1966年美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0%。我国学者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测算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更等（2005）利用河南省的经济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时期内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不相同，他们计算出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8.73%（1953—2003）、12.96%（1953—1977）和5.32%（1978—2003）。

许多文献则强调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Acemo⁃glu等（2008）从技术改变的供给方面来解释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而Foellmi等（2008）则基于恩格尔定律和消费者偏好规律，从需求方面剖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他们的做法不同，Bonatti等（2008）将供给和需求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来考察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生产率水平的差异会导致投入要素（资本或劳动力）从低生产率或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即存在“结构红利”（Peneder，2002；Ngai和Pissarides，2007）。目前，关于“结构红利假说”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刘伟等（2008）以及干春晖等（2009）承认了结构红利的存在，也肯定了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在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中进一步将产业结构变动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分别讨论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吕铁，2002；Singly，2004；李小平等，2007）。从经验研究角度来看，己有的文献一般采用偏离—份额法、结构分解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偏离—份额法是一种描述性核算方法，其原理是通过总量的构成分解来解释部门间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用来计算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变动效应。虽然这种方法是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部分学者认为，偏离—份额法的理论假设可能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程度被错误估计（Timmer等，2000）。结构分解分析法是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一种实证工具，与偏离—份额法相比较，该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将产业的溢出效应及产业间的关联效应纳入分析框架中（Dietzenbach等，2002；Miller等，2009），随着投入—产出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结构分解分析法来进行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上述两种方法均是通过直接的结构分解来讨论结构变迁效应，而计量模型则是引入结构变量或反事实的方法来验证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偏离—份额法和结构分解分析法的一种补充。(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