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国家现代化来梳理意大利的历史无疑是一个冒险的项目，因为它所涉及的是近代科学史、技术史和社会史、政治史等方面的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将科学革命置于国家或地区的与境之中也同样有着很大的难度，且是一个基础非常薄弱的研究领域。但通过对意大利自文艺复兴时期以降政府、科学与技术的互动的梳理，我们已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经济发展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职业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在科学革命的发生时期，意大利商业经济积累的大量财富和新兴阶级对政治、学术话语权的追求，使得研究技术与科学获得了经济资助，从而提高了研究技术和科学的专家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这是早期科学家和工程师，或者说科学家-工程师这一群体能够获得独立地位的基础。小城邦的自由政治也为学者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障。这是意大利在科学革命早期成为欧洲最活跃的科学中心的社会与政治基础。中世纪末期，意大利成为欧洲商业经济的中心，商业经济的发展很可能是最早促进新的技术需求出现的重要原因。欧洲自身的工匠传统并不一定能够提供足够使技术出现革命性发展的需求，且工匠行会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及眼界的局限也并不能为技术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刺激。商人很可能有最早能够发现异地材料、产品的优势，并成为推动新技术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远距离航海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正是在商业经济的需求推动下出现的。当然，这一需求也是由当时已经存在的技术而得以具体化。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虽然在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初期成为欧洲技术和科学发展的重要中心，但在此后却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较法国、英国等相对滞后，并最终成为工业革命的追随者。这与意大利半岛持续的战乱及小的城邦政府相对于教廷权力失衡有着很大的关联，因为意大利在19世纪之前确实未能成功地将商业经济转化为产业经济，而英国产业经济的发展确实是工业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在科学革命初期，技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需求

以火炮技术为例，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与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火炮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战场平衡，它提出了对进攻技术和防守技术的革新需求。我们看到对进攻技术的加强提出了对冶金技术、射击准确性等的技术需求，文艺复兴至早期科学革命时期，与这两类技术相关的科学确实有革命性的发展。对防守技术的加强不仅提供了对防御性建筑的需求，也提出了对新的防御工事和城市整体设计的需求，正是在这方面数学家得以介入。但值得注意的是，单纯应对这些技术的需求，科学家不需要进行欧几里得式的证明，不需要强调新理论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相关内容的对立。科学家利用抛物在纸上的墨迹来探讨抛物理论，塔塔利亚等虽然是应军事需求开始注意抛物问题，但他们在得出新的理论之后，开始的是从哲学角度讨论运动的属性等问题。这显示出科学和技术专家追求目的的不同。

三、技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

此方面，最为明显的是博物学的研究。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跨洋航行得以实现，美洲大陆的发现和欧亚之间的交通使得新的物种被发现并被带回欧洲，欧洲的博物学家们积极地投入到新物种的研究中。耶稣会士邓玉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要完成一部新的像普林尼《自然史》那样的著作。力学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由新技术提供的研究对象，对这些新对象的研究为科学家提出了新的对自然的认识的理论，机械论的宇宙观不仅以力学科学理论的发展为基础，也是从对机器的观察得出的。但同样的，科学的目的和技术的目的的不同，使得博物学的研究并不仅以新的经济物种的移植为目的，力学家也不仅以新机器的发明为目的。科学革命期间新的知识并不一定能够很快地被转化为技术发明，但为后期的工业革命打下了知识基础。

四、技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

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望远镜的发明。虽然科学家，如哥白尼、克拉维斯等早已提出数学证明可以与哲学、物理学证明具有等同的地位，并能够获得关于自然的真理，但这既未使得数学的地位得以获得真正的提升，也未能导致哥白尼宇宙体系被广泛接受。

五、类似于现代政府职能的出现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导致了人文主义的兴起

在人文主义的研究中，古代科学技术典籍被重新发现和追捧，这为科学在中世纪末期以后的发展及新科学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哥白尼体系的源泉不仅是数学，还有古代经典。在这个方面，科学革命时期发生的科学家与神学家之间的冲突并不能完全解释为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而更多地表现为知识等级制度和权力的冲突。耶稣会科学家不仅支持伽利略的研究，他们甚至提供了伽利略等科学家未发现的证据并以此论证经院哲学理论的错误性。宗教属性并未限制他们对科学的追求，限制他们的是教廷的权威与权力。以此为例，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探讨新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前人研究已经证明新教本身并不能促进科学研究，但在新教与反新教的对抗过程中，世俗政权，也即类似于现代国家体制的政府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这在新教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意大利中世纪之后发展出的城邦政府确实为科学革命早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战争环境中的弱势政府既不能发展出规模化的产业经济，也不能为其科学家提供必要的保护以抵御意识到新科学对其权威与权力具有挑战性的教廷的干预。(www.daowen.com)

此处，我们并不是试图建立政府支持技术、技术促进科学的简单化的理论，但在科学革命早期，政府、技术、科学的互动关系确实为科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六、意大利在科学革命初期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在亚平宁半岛的发生

从大环境来看，意大利的城邦体制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和科学革命早期科学和文化的繁荣与其在欧洲的核心地位，但自17世纪初开始，意大利的经济开始明显衰退，同时，在意识到新科学和新知识对宗教神学知识体系的冲突之后，教廷对新科学的态度也更为审慎，并加强了控制。在此背景中，处于教廷势力辐射中心的意大利小城邦政府的抗衡力明显弱于法国、英国的世俗政权。到17世纪下半叶，处于整体经济衰退和战乱频发的意大利半岛很难在工业发展上与法国、英国等国家体制形成竞争。总之，从意大利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互动的案例来看，现代国家制度的萌芽和经济与技术的发展确实对科学革命了出现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科学革命的发生未必导致特定国家的工业革命与现代化的率先实现。

七、国家统一和近代科学传统是影响19至20世纪意大利现代化进程的两大重要因素

相对于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的突出地位，意大利半岛的发展在18世纪已经落后，但近代科学的学科和组织传统却保留下来，并在拿破仑入侵时期首次实现了整合。19世纪复兴运动之后，意大利在政治上成为具有统一主权的国家，成为推动科学和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工业革命也在政府的保护政策下发生。

八、意大利主要通过对英、法等国技术的引进和有特点的消化实现自己的工业革命

对英、法等国技术的引进和有特点的消化，是意大利工业革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实现的主要路径，也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全球化扩散的结果。国家统一后，政府强化保护性经济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意大利在机械制造、汽车、水电等领域的发展。北部地区富有传统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师培养，也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潜力和活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意大利得以在欧洲现代化发展队伍中没有掉队，获得一席之地。

九、二战之后意大利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鲜明意大利特征

意大利现代化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工业化发展的二元结构上，也体现在科研体系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虽然菲亚特等大型企业一度深刻影响了意大利社会和经济发展，但中小企业传统越来越成为其国家竞争优势所在。中小企业形成的快速高效的“创新而不研究”的模式使意大利经济发展得以持续，这种创新模式的根源，被认为从文艺复兴之前至今从未消失。以大学、国家科研机构以及企业为主体的科学技术系统在战后得到完善，但科学被认为长期孤立于意大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这引发了政府对此进行的深刻讨论和反思。

这更反映出，国家现代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是深受国家文化与传统影响的和非线性的。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国家统一之后的现代化发展，才具有如此鲜明的意大利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