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统一之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的增长

政治上的统一对意大利工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上。这一影响在上述工业革命的两个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头20年（1860—1880年），虽然缓慢的工业进步被认为是从1830年开始的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延伸，但政治的统一仍然带来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成为维持和带动这20年工业逐步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统一对意大利半岛市场及其需求产生的直接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是关税体系的统一，二是铁路网建设等基础设施投入的增长。

首先，1860年意大利实现统一之后，皮埃蒙特关税体系在整个意大利半岛迅速实施。这一关税体系原则上对进口货物征收10%的关税，但对进口原材料和谷物不征收关税，且对几乎所有的出口不征收关税（Schram，1997）83-84。另外，1863—1867年，意大利相继与法国、英国、奥地利、匈牙利签订了贸易协定，消除进出口障碍实施自由贸易。这一关税体系对于统一之前的意大利多数小国来说意味着进出口关税的显著降低，首先半岛各国之间已不存在流通障碍，其次进出口门槛也大大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因统一之前意大利半岛的不同地区有着各自的不同的政权，他们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状况也有着很大差异。统一之后带有明显的自由贸易倾向的关税体系的实施，对意大利南北方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半岛内各地区流通障碍的消除，为北部新兴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市场。如北部伦巴第地区在统一之前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地，其出口占意大利半岛总出口量的85%（Schram，1997）81，米兰和科莫也建立起了棉纺织和金属工业。但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统治者虽然对该地区新兴工业的发展加以支持，却对其产品出口到意大利半岛其他国家有严格限制，故而意大利半岛的统一给伦巴第地区带来了更大的没有障碍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无疑使米兰这样的新兴工业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对于意大利南部来说，统一之后实施的低关税意味着其刚刚发展起来的工业如机车制造等，因失去了原有的保护措施^[2]而面临着来自北部更为激烈的竞争而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

其次，统一后的头10年，意大利半岛迎来了一场“交通革命”，主要体现在铁路建设高潮和蒸汽机在轮船上的普及。19世纪60年代是铁路建设的一个高潮，统一的铁路运营网络首先在北部得以实现，这10年意大利半岛新增铁路里程近4 000千米（表3-8），同时蒸汽技术在意大利轮船运输上进一步得到普及。虽然低关税政策使进口机车对意大利本土新兴机械工业造成了有力的竞争，但交通上的发展也为意大利本土机车与轮船制造工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土制造业的发展。统一后头20年，约1 297辆机车投入铁路运输，其中意大利本土制造的约占20%，北部的安萨多生产了68辆，南部的皮埃特拉萨生产了148部（Merger，1986）。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外，1860—1865年，意大利政府在公共设施、健康和教育等方面投入了约619 000 000里拉（Schram，1997）96，这也间接地为一些新兴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需求。

表3-8　1861—1880年意大利三大铁路网线路的增长里程（千米）（Merger，1986）66-108

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政府开始实施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统一之后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和需求优势进一步扩大。保护性关税的实施和政府及军队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本国制造业的措施，给意大利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带来了有利的发展空间，成为促进意大利机器、轮船、铁路设施等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理工大学的兴起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的诞生

1859年，伦巴第与皮埃蒙特和撒丁王国的君主政体合并，从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意大利统一，新政府的首次立法行为之一是重组教育系统。11月，国王签署了所谓的卡萨蒂法（Legge Casati），该法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管理高等、初等、技术和小学教育，这一法律涵盖了教育的所有层次和分支，并为新系统给出了一个主要框架。由于之前分裂的各国建立了不同的教育体系，因此对于这一新国家来说，统一教育体系被认为非常重要。

根据卡萨蒂法，皇家应用工科学院（Regia Scuola di Applicazione）在都灵得以创办。这一工科学院依附于都灵大学，其学生只有在通过了都灵大学或其他大学数学和物理系的第三年考试之后，才被允许加入在工科学院接受两年的教育。都灵皇家应用工科学院的这一与当地大学密切关联的模式是工科学院非常渴望的：一方面，由于很多工科学院的教师来自大学，他们希望通过与大学的联系保持他们的学术地位，而工科学院本身也希望通过这一联系来维持学校的地位；另一方面，学校的组织者认为工科学院培养的工程师需要具备利用科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依赖经验，因此与大学数学和物理系的这一联系被认为是对该“科学方法”的保证（Guagnini，1988）527-528。这成为此后其他工科学院的模本。

一年之后，米兰高等技术学院（Istituto Tecnico Superiore）也开始创办，但情况与都灵的应用工科学院有所不同。从一开始，米兰高等技术学院的创办者们就坚持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独立的高等技术教育机构，不依附于大学。他们认为学校应该自己决定课程的设置，学校的课程应该能够引导学生进入工业技术的新领域，因此尽管所教的科学原理尤其是数学需要非常全面，但必须排除那些不适用于实际工程应用的知识。出于这一考虑，米兰高等技术学院的组织者选择了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Polytechnics of Karlsruhe）以及瑞士的苏黎世理工大学（Polytechnics of Zurich）作为其典范。然而以此为宗旨建立起来的米兰高等技术学院一开始就被卡萨蒂法认定为一个中等技术学院，而不是像都灵的皇家应用工科学院那样是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出于在米兰建立一个高等技术教育机构的愿望，学校的组织者们就学校的模式做了妥协，米兰高等技术学院也采用了都灵的模式，成为一所进行高等技术教育的机构。

米兰高等技术学院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比都灵工科学院更高的创新和独立愿望，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布里奥斯奇（Francesco Brioschi）既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也是帕维亚大学的校长，还是意大利公共教育部秘书长。布里奥斯奇坚定地支持米兰应该成为高等技术教育的中心，他支持米兰高等技术学院的独立性。从办学一开始，学校就在课程设置和办学模式上进行了更明显的改革，比如很快将在大学数学和物理系的学习时间从三年降至两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寻求在学校内部设立预科，教授原来由大学承担的课程。在这一措施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支持下，布里奥斯奇运用自己极强的活动能力说服了地方企业家和官员，于1875年成立了一个高等教育协会，这一协会包括省当局、市政当局、米兰高等技术学院以及米兰其他文化教育机构。这一协会承诺每年给米兰高等技术学院30 000里拉资助学校预科的开设，其中10 000里拉来自省当局，20 000里拉来自市政当局（Guagnini，1988）。这一结果迫使教育部对学校预科表示认可。米兰高等技术学院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以促进工业技术发展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机构。

与都灵大学比较，米兰高等技术学院的创办者更重视工业技术，在课程设置上，在都灵大学模式中，实践性课程只有在最后三年的工程科目中设置。据称此传统一直被意大利的工科学校沿用，而米兰高等技术学院是唯一的例外（Guagnini，1988）539-540。布里奥斯奇对学生要求很高，学校要求学生周一至周六下午必须参与实践性的课程，包括参与实验室操作、实践训练、写测试报告以及进行科学旅行。科学旅行包括到企业、工业中心和城市建筑等地进行教育旅行，以及到国际工业博览会等进行参观，在参观中学生需要考察最具创新的生产过程并在课堂上讨论。

米兰高等技术学院的实践性倾向在另一方面更为突出，即其教师与当地企业家有着密切联系。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一联系的中枢就是其第二任校长科伦坡（Giuseppe Colombo，1836—1921）。科伦坡出生于米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57年毕业于帕维亚大学数学系，并于1865年在米兰高等技术学院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讲授机械力学。科伦坡的职业生涯可以说与米兰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的工业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于1877年出版了里程碑性质的《工程师手册》（图3-5），这部手册成为了意大利工程师手册的鼻祖和典范，经过无数次再版，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意大利工程师手册的固定称谓了。科伦坡同时又是一个很成功的顾问工程师，他直接推动了米兰电厂的建立，这是欧洲第一家能够对外输送电力的电厂。在他的影响下，米兰高等技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当地创业活动中非常活跃，形成了统一之后一个新兴的创业群体。通过创业，该校早期的毕业生中涌现出一批北部工业企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如著名的涡轮机生产商里瓦（Alberto Riva）、轮胎生产商倍耐力（Giovan Battista Pirelli）等。

图3-5　科伦坡和他撰写的《工程师手册》(www.daowen.com)

3.左翼政府保护性经济政策的实施对重工业发展的影响

如前所述，19世纪80年代左翼开始执政，国家经济政策开始转向保护主义。一方面，政府在1876—1887年两次修改关税，在把几乎所有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列进保护之列的同时，粮食、棉纺织品和钢铁受到了重点保护；另一方面，政府还用其他方式给予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直接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意大利重工业发展的代理，尤其是冶金、机械工程和造船，新的国家保护主义直接引导了意大利现代重工业的兴起（Row，1988）。

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政府的开支在铁路、海运和皇家海军三个领域刺激了机器设备和轮船的需求。如海军大臣布林在80年代发起了海军重装计划，使面临发展瓶颈的大型机械制造业获得了来自海军的订单，直接推动安萨多这样的机械企业摆脱困境，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钢铁冶金业也是意大利左翼政府执政后保护和发展的重点行业，1884年在布林的积极倡议和支持下，企业家布雷达在国民银行和动产信贷银行两家大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创办了意大利第一家现代钢铁企业：特尔尼钢铁厂。特尔尼钢铁厂购买了法国最有实力的企业施奈德公司（la Societa Schneider）的技术（O’Brien，2001）5，施奈德公司向特尔尼钢铁厂派出了炼钢工程师。1886年该厂5个20吨的西门子-马丁炉和2个10吨的贝塞麦转炉投入使用。意大利海军向特尔尼钢铁厂提供了稳定的订单，此外，正如前所述，当特尔尼钢铁厂在1887年陷入困境后，意大利政府出台了旨在实现钢铁自给的政策出手干预和挽救，企业不仅获得了来自海军2 500吨武器材料的订单，还获得了国家银行的贷款。1887—1901年，海军在意大利购买的所有武器（装甲板、子弹、枪和榴弹炮）用的特殊钢材都来自特尔尼，该厂还生产了意大利25%的粗钢和64.5%的钢轨（Mitch et al.，2004）304。20世纪初，特尔尼与奥兰多、奥德罗两家船厂在银行巨头的支持下组成托拉斯，在军队订单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在关税保护政策和海军、造船、铁路的优先订单的支持下，意大利钢铁业增长显著。

从历史来看，国家保护主义政策毋庸置疑是意大利工业革命兴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假设：在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在工业发展的大高涨年间会倾向于发挥一种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这一时期的国家政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却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经济学中对于落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增长率常有这样的假设：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的增长率可以被假定为直接与该国工业落后程度成正比。越是迟到的工业化，当其出现时就可能力量越强。比如，瑞典的工业增长速度在1888—1896年间几乎达到每年12%，日本在1907—1913年间达到8.5%，19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则以每年大于8%的速率实现其工业产出的增长。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意大利在其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时期（1896—1908年）实际的工业增长率比人们预期的要低。正是基于这样的对比，以格申克龙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左翼政府将粮食、棉纺织业和钢铁作为其关税保护的重点是不恰当的。他们认为，“一个落后国家，由于具有如此低的能力，将会特别强烈地感觉到需要促进新产品和新工业部门的产出。在这方面，广泛而多样化的工程制造领域提供了更大的希望”（格申克龙，2009）97。因此，意大利政府应该把保护重点放在更有创新潜力的工程制造业上，而不是钢铁业。但事实上，除了铁路机车的进口税率与钢相同外，其他机械设备的进口关税都低于钢铁，而机械零件和一些新兴的“未明确规定”的机械，其关税尤其低。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倾向于组装机器而不是在国内生产机器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对真正具有创新空间的新兴产业没有起到任何推动作用。而且，在高昂的钢铁进口关税保护下，“昂贵的本国产品充斥这个国家必然会阻碍那些实际上拥有巨大潜力的工业部门的增长”（格申克龙，2009）99。该分析可以说是对比人们预期要低的意大利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化增长率的一种解释。

然而，我们认为意大利工业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并非用关税政策问题就可以完全解释，效率不高的、扰乱生产的政治协议，以及左翼政府日益上升的影响和腐败，也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业成长的环境，意大利落后的重工业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Row，1988）11。从这一角度说，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本身在意大利工业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更多是在如此政治环境下的带动作用。

4.意大利半岛能源状况对工业革命的影响

意大利是个煤炭资源缺乏的国家，这对其工业革命时期的产业与技术选择有明显的影响。例如，蒸汽机作为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源和技术创新，在意大利的传播和运用就受到了煤炭资源缺乏的限制。在工业革命时期，蒸汽作为动力的成本与燃料关系最为密切，燃料成本可以占到一半以上。而由于缺煤，意大利不得不使用进口煤来作为蒸汽机的燃料，通常从英国进口，高昂的运输成本增加了使用蒸汽机为动力机的负担。据统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热那亚的煤价是英国东北威尔士和纽卡斯尔的3倍。高昂的成本使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使用蒸汽机相对于其他能源来说优势非常小甚至为零，这一状况直接影响意大利生产和技术结构的形成。实际上在19世纪末意大利工业部门明显集中在低能源消耗和较少使用蒸汽机的部门，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意大利只有29%的动力机使用蒸汽，而英国该份额达到了91%（Amatori，1999）387-399。煤炭资源缺乏还同样影响着意大利钢铁冶金工业的技术选择，虽然钢铁业是意大利保护主义经济政策重点支持的产业，但煤的缺乏也导致了生铁冶炼的高成本，这使得意大利更倾向于进口生铁，而长期放弃高炉炼铁，例如特尔尼厂计划在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建设4个高炉，但始终未能实现。由于生铁冶炼的不足，在炼钢方面，意大利的钢铁厂也更倾向于选择可以利用废旧钢铁进行精炼的西门子-马丁炉炼钢技术。因此，得益于关税保护和来自海军和造船业的订单刺激下的意大利钢铁企业，很长时期内并不像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型钢铁厂那样建立由生铁到炼钢、轧钢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Amatori，1999）391。另外，煤炭资源的缺乏导致意大利对水电资源的大力开发和发展，从而使意大利跻身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流。1895—1914年，在支持电力输送的法案实施之下，大量资本投到了意大利电力行业。电力设备价值达到1 000～1 200百万里拉，相当于这期间所有企业和设备投资的4%。人们满意地发现，水电可以取代每年二百万吨的煤炭进口，这相当于煤炭进口总量的1/5（Cafagna，1994）。正是看到了电力给意大利工业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建设发电站的国家，米兰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安装电灯的城市。

水电业的发展对于意大利工业化的积极影响首先是在心理上给予了意大利民族工业发展的信心。在工业化早期，意大利国内面临着能源缺乏所带来的困难，这给意大利是否能摆脱经济落后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障碍，水电业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人们摆脱工业落后的信心。

对于意大利的工业化来说，水电业带来的好处是直接促进了早期工业化的能源瓶颈问题的解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意大利新的水力发电主要用于工业，其中纺织业的用电量占了最高份额，其次是机械行业；同时，化工业也因电力而成为另一潜在的发展产业。据1911年的工业调查显示，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动力机有一半是电力驱动的（Cafagna，1994）。此外，意大利水电业的发展还直接促进了与之相关的技术与机器制造行业的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里瓦公司为代表的意大利涡轮机制造业的发展就是在这一有利环境下，使意大利水电技术在其设备和配件制造上完全实现本土化的一个典型范例。

5.私人企业家和德国模式的大型综合银行对工业化进程发挥的推动作用

与国家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作用上的争议不同的是，私人企业家和大型银行的作用似乎得到了一致肯定。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政府自身很少进行直接的创业活动，因此，来自私人企业家和银行的资本成为创业的主角。在传统的纺织业，虽然产出总量很大，但企业以中小规模为主。在经济发达的三角地带，纺织业长期存在小企业传统，虽然这些传统在后来也因国外企业家的进入有所改变，但不可否认，这种生产相对分散的传统反映出意大利存在众多愿意进行创业活动的私人资本家，这对于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外，在金融体系重构之后，德国式的大银行深入地参与到意大利工业的初创及其发展之中，形成了这一时期工业化的另一有效的推动力。这些银行不仅广泛投资于水电、化工、汽车这样的新兴产业，而且积极地帮助企业成立股份制公司，指导企业的创业活动。它们像在德国一样，热衷于影响企业间的关系，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和提高工业部门的集中性，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在这方面，银行与意大利电力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这期间，商业银行与最早建立起来的电力公司爱迪生公司（Societa Edison）密切合作，通过投资各电力股份公司的形式，一方面使意大利电力产业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使电力工业处于爱迪生公司和银行的控制之下。爱迪生公司所掌握的其他电力公司的股份市值在1900年为1 200 000里拉，占全国电力公司股份市值的十三分之一，这一比重到1913年变为四分之一（Cohen，196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