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说，意大利的工业革命萌芽于19世纪中叶，即国家统一即将实现之时。国家实现统一之后，意大利也同时踏上了工业化的进程，工业革命在自由意大利时期发生。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60—1880年，即统一之后的头20年，这是右翼执政时期，意大利首个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自由贸易和铁路建设。一方面由于希望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先进国家进行更为密切的贸易交流；另一方面，由于意大利出口产品以农产品为主，因此自由贸易政策得到了在国会中代表农业主利益的多数派的支持（Cafagna，1994）58。自由贸易使得先进国家的工业品可以低价进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大利本国工业形成了竞争，从而抑制了其发展。铁路建设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内容。右翼执政党继承了复兴运动时期皮埃蒙特政治家们的观点，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由私人资本来承担，国家应该担负起这一任务。因此，在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下，意大利1861—1876年间的铁路建设达到每年376千米的速度，比统一前增长了一倍多。这期间政府在新建铁路和保证铁路营运上共花费13.72亿里拉，意大利铁路总长度在1876年达到了新政府所要求的8 000千米（张雄，2000）98-99。

这一时期最明显的工业化进展发生在纺织业，尤其是纺丝业。纺丝业开始由原料生产转向纺丝最终产品的生产，出口丝中全纺丝的比重由1855年的17%增长至1865年的80%。棉纺织业的纱锭由1860—1861年的400 000～450 000个，增长到1876年的745 000个（Cafagna，1994）。这一时期，意大利北部继续着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创业活动，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虽然机械制造等行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低成本进口产品的强烈竞争，但由创业活动带来的工业化发展开始向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等地聚集。奇里奥（Cirio）、倍耐力（Pirelli）、奥兰多（Orlando）、里瓦（Riva）和赛龙捷（Salmoiraghi）等著名企业都在这一时期创建。北部地区因其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密切贸易往来，以及他们拥有的技术教育机构（理工大学和技术学校）成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工业化发展中心。虽然在这20年意大利工业领域的进步依然缓慢，但被认为是由更早时期开始的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延伸，而这一进程没有因为政治革命而发生根本性断裂，反而由于统一之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政府开支的增长而继续发展。到1878年，工业增加值最高的三个工业部门依次是食品、纺织和机械（表3-5）。

表3-5　1878年工业部门的增加值（1911年的百万里拉）和百分比（Amatori，1999）202

第二阶段是19世纪80年代至1914年。意大利在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下迎来了第一次工业化高潮。1878—1887年，意大利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政治上的左翼取代了加富尔继承者的右翼，国家在预算上达到平衡，政府开始利用国家权力来刺激经济发展。至1887年，意大利实施了一系列关税保护政策，保护性关税涵盖纺织、冶金、机械等行业。1887年之后，意大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历了近十年的萧条期，终于在1896年之后迎来了其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即乔利蒂时代的工业起飞。

在经济上，乔利蒂时代的工业起飞与意大利国内外的一些特殊的有利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意大利政府将几乎所有的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都列入关税保护之列，除关税保护之外，19世纪80年代海军大臣布林（Benedetto Brin）发起了海军重装计划（Naval rearmament program），其目的不仅在于为意大利缔造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要建立强大的国家工业。这一计划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将意大利本土的一些重要的公司（如安萨多公司）从经济不景气中解救了出来。此外，意大利在经济危机中发生了著名的银行危机，导致了1893年对两家大银行——动产信贷银行和通用银行的清算。这使得意大利原有的金融体系完全崩溃，导致了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重组，并让德国综合银行的资本大举进入意大利。按照德国综合银行模式，逐渐建立起了两个新的商业金融机构：意大利商业银行（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和意大利信贷银行（Credito Italiano）（Cafagna，1994）90，这种混合性的商业银行被认为在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也从1896年开始走向持续了近20年的“美好时代”，制造业加速发展，国际贸易大幅度增长，资本和劳动在价格升幅不大以及黄金兑换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快速流动（Toniolo，1990）；大工业的发展导致生产的集中，并和银行资本结合形成金融资本。这一时期，也是学界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电力在生产中的应用，内燃机的大量使用，工业化学的一系列创新，以及各国新矿床的发现和开发，使得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迅速增长。可以说，正是这个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加上国内日趋改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构成了意大利工业起飞的外部条件。

这一时期，意大利工业化整体水平有一个明显的增长，按照格申克龙的计算，这一时期工业产值增长了2.5倍，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5.4%；而据意大利统计局（ISTAT）的计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业产值大约是经济萧条之前的2倍，年均增长率为4.3%。据ISTAT的统计，工业在整个国家私有部门产值中的比重由原来的1/5提高到1/4（Cafagna，1994）67。在各工业部门中，这一时期增长最快的依次是化学、冶金、机械工程和食品材料（表3-6）。到1911年，工业增加值最高的三个工业部门依次为食品、机械、纺织（表3-7）。雇佣人数最多的三个工业部门依次为纺织、机械和食品。

表3-6　意大利各时期六个工业部门的平均增长率（%）（格申克龙，2009）91

表3-7　1911年工业增加值（百万里拉）和百分比（Amatori，1999）207(www.daowen.com)

续表

从各工业部门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纺织业的发展受益于关税政策的重点保护和水电新能源的发展。纺织业在此时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增加值和雇佣人数等总量上，还体现在组织和技术发展上，其工业化程度增强，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如棉纺织，其拥有的机械化织机从1896年的65 000台增至1912年的115 000台，而手工织机约有30 000台。可以说，意大利纺织业的工业化代表着意大利工业革命中传统的一翼，即通常被称为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无论从增加值还是雇佣人数来看，机械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均成为意大利第二大工业部门。从经济层面上说，铁路机车、造船等传统的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直接受益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在海军和铁路等订单上给予国内企业的优先权，这使得意大利在这些领域得到有利的发展条件，到1900年，意大利在铁路机车上基本实现了自给。除传统机械制造业外，意大利的钢铁冶金业在关税的重点保护和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兴起，特尔尼（Terni）钢铁厂于1884年由企业家布雷达（Vincenzo Stefano Breda）创办。当特尔尼厂在1887年处于困境时，意大利政府出台了旨在实现钢铁自给的政策，出手干预和挽救特尔尼厂，企业不仅获得了来自海军的2 500吨武器材料的订单，还获得了国家银行的贷款。20世纪初，特尔尼与奥兰多、奥德罗（Odero）两家著名的船厂在银行巨头的支持下组成钢铁托拉斯（Steel trust），在军队订单的支持下发展迅速。此外，以都灵、米兰等地为中心，打字机、印刷机、自行车、汽车、精密仪器等新兴机械制造产业兴起，创业和兼并等事件频繁发生，意大利几乎所有重要企业在此时均已出现。这些新兴企业不仅成为意大利这一时期参与国际工业化活动最活跃的领域，它们在发展模式上也体现出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不一样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20 000辆汽车在意大利注册，其中只有不到4 000辆是进口的，这意味着意大利国内市场由国内产品所控制。

从企业发展模式来看，意大利这一时期的创业活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安萨多、特尔尼等企业为代表的得到国家支持的创业活动（Supported Entrepreneur）；另一种则是以米兰和都灵为中心的以打字机、自行车、汽车和精密仪器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创业活动，这些企业大都源于拥有技术的企业家自身的投资活动，以中小型规模为主，其发展不依靠国家的订单和金融支持，在市场上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并逐渐形成意大利本土的特色，往往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

水电产业是这一时期意大利另一引人注目的产业，意大利是一个贫煤国，其工业化前途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意大利在这一时期依靠大力发展水电产业不仅跻身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流中，而且给意大利社会带来了对工业化前途的乐观的信心（Cafagna，1994）。意大利的电力工业于1883年诞生于米兰，米兰也是世界上第二个街头安装电灯的城市（张雄，2000）178。其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决策和综合性大银行的青睐，1895—1914年间，大量的资本投到电力行业，这一时期意大利电力设备价值达1 000～1 200百万里拉，1914年发电量为115万千瓦时，其中85万千瓦时为水力发电。值得一提的是水电能源主要用于工业生产，据1911年的工业调查显示，这一时期制造业的动力机有一半是电力驱动的（Cafagna，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