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统一之后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而最根本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每个地区无论是组织上还是制度上都非常的不同。而新兴的意大利决策者为了达到统一的目的，采取的办法是将源自皮埃蒙特的法律迅速应用于整个半岛，从而建立起统一的管理体制，但这却带来一些负面的后果。

这样的状况也同样在科学界出现，科学体系在19世纪的意大利半岛也和其他方面一样，在现实与历史的冲突下表现出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长期的地理上的分裂使各地区同时拥有历史留下来的辉煌的文化传统，这使得意大利半岛拥有众多的学术机构，但其水平和组织状况差异极大，既有像比萨、博洛尼亚、帕维亚、都灵等一些著名的大学，也有一些可能在数月内就能毕业的速成大学；另一方面，统一的意大利诞生于一个以农业为主而且很多地区经济非常落后的社会，但与其经济落后相比，意大利的各种大学和大学学生与人口的比率排在世界前列。这种特殊性使意大利统一政权在对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进行整顿和重组时面临着模式选择上的困难（Micheli，1980）865-893。

当时对大学的整顿和重组可以参考两种模式：一种是法国模式，以一些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大型学术机构为基础；另一种是德国模式（及其英国式的变异），其特点是有更多的中心，并且它们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能形成密切的学术网络并产生成果。意大利统一之后，集中模式的支持者和学术自治模式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并持续了很久。19世纪意大利重要的物理学家马泰乌奇（Carlo Matteucci）于1862—1864年任教育部长，他是主流的迅速集中模式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确信，如果不把意大利过时的大学重新组织起来并以一种新的模式集中稀缺的资源和人才的话，现代科学教育是不可能在意大利实现的。因此，他试图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对意大利的科学及其教育机构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重新组织比萨师范（Scuola Normale of Pisa），将佛罗伦萨物理和自然科学博物馆转变为一个大型的科学机构，并精简过多的大学。1962年9月14日马泰乌奇颁布了关于统一意大利大学的条令，将意大利境内的大学在一个中央控制计划之下进行简单的统一规范，这一条令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的自由，因此引起了学术自治模式支持者的激烈反对。1862年条令的实施也使意大利大学产生了分化，一些优秀的大学（如都灵、帕维亚、博洛尼亚、比萨、那不勒斯、巴勒莫等）获得了优于其他学校的明显的优先权，它们的实验室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职员有更高的薪水；与此同时，其他大学的地位在逐渐丧失，有的甚至被取消，这遭到了大学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与文化界的强烈抗议。反对者认为，如果朝另一方向改革，而不是遵循马泰乌奇政策将半岛境内的大学进行简单的统一规范，为所有现存的大学恢复其应有的地位，结果会好得多。反对者认为新体制阻碍了学术机构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Micheli，1980）865-893。(www.daowen.com)

无论如何，通过这样的方式，意大利统一之后正在形成一种自己的科学体系，其表现为，马泰乌奇的条令被强制推行，几个世纪形成的格局被打破，政府规划战胜了强大的地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