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古希腊到盖伦

科学活动就如同建筑，其进步总是以前人的成就为基础的。在古代，有关身体结构的知识掌握在屠夫、祭司和木乃伊制作者的手中，不过他们的实践活动多为各种迷信所笼罩。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开始摆脱宇宙处于神灵统治之下的观念，通过观察和思辨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据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克梅翁（Alcmaeon）是第一个带着科学精神做过系统解剖的学者^[11]，他的发现包括视神经和耳咽管这样精细的结构。到了亚历山大时期，希罗菲卢斯^[12]（Herophilos，前335—前280）和他的弟子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前304—前250）在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支持下进行过更深入的解剖学研究^[13]。前者已认识到脑是神经系统的中心，发现了动脉与静脉的区别，区分了肌腱与神经，并且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心脏是智力器官的说法表示了怀疑。后者则对很多器官的细微结构进行了观察，精确描述了二尖瓣、三尖瓣这些心脏构造，甚至还做过一些简单的实验以试图了解循环系统的奥秘^[14]。此二者对医疗实践与解剖知识的态度迥然不同：前者坚持医疗开业者应该熟悉营养学、药物、外科手术和助产术；后者则不认为开业医生必须具有关于身体结构及其正常功能的一般知识。他们各自的门徒一度有过激烈的竞争，不过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衰落，所有的成就与争论都渐渐被掩埋了起来。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征服了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对他们来说，有关建立帝国的实际事务比纯科学问题更为重要，士兵比哲学家更受尊重。尽管如此，在希腊-罗马时期，还是产生过一些对收集和记录知识感兴趣的人，比如众所周知的普林尼（G.Plinius Secundus，23—79？）。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后的一位传奇人物塞尔苏斯（Cornelius Celsus，前25—50），有关其生平著述始终都存在争议，不过由他署名的著作《论医学》（De medicina）在文艺复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奉为医学界的典范。该书以拉丁语写作，因此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完全被忽视了^[15]。直到1426年人们才发现了他的著作，但《药物论》一被发现就立即成了用新式印刷术出版的第一本书。不过，罗马人显然没有从中受到教益^[16]。在他们的世界里，统治了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界一千多年的权威是盖伦，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家都是从他的著作中获得的基础知识。盖伦也成为革命的对象，因此有必要对其略微多加笔墨。

盖伦出生在珀加孟^[17]的一个建筑师家庭^[18]，早年曾拜柏拉图派学者为师，17岁师从一位精通解剖的医生，20岁丧父，从此便开始在旅行中追求医学知识。因为医术高明，他先后服务过4任罗马皇帝。除了医疗实践，他还忙于研究、演讲和著书立说^[19]。虽然受过亚里士多德派的教育，盖伦却丝毫不赞成同时代人中宁愿费尽口舌争论而不愿动手验证的态度。他的解剖技艺精湛、观察敏锐，同时又不满足于纯粹的描述，还想把研究范围从人体的结构发展到器官的功能。事实上，在生理学上很难找到一个盖伦丝毫未触及的问题。他知道实验才是通向科学的正确道路，也常常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20]，但不幸的是，他自己在工作中并没有严格地遵循这条原则。

在罗马人统治的时期，人体解剖是严格禁止的，因此盖伦只能通过动物来学习解剖，并把从动物身上得来的知识应用到人的身上^[21]。他对人体内部的观察一是利用一度为角斗士治伤的职业，再就是一些偶然的机会，比如从坟墓中裸露出来的尸骨等。盖伦的生理学基于一种认为生命过程依赖“元气”和三个层次的灵魂^[22]来控制的学说。他把人体看成制作、分配和改变元气的三种场所，它们与体内三个主要器官——肝脏、心脏和脑，以及三种类型的管道——静脉、动脉和神经相联系。对他来说，身体是灵魂的工具，这种观点使得这个异教的哲学家可以为基督教会所接受。

虽然盖伦的体系是以不完善的观察和不正确的推理为基础，但它却在1 400年里被视为令人满意的理论。因为它一方面满足了把医学和哲学传统结合起来的需要^[23]，另一方面还充满了宗教精神——对伟大造物主及其杰作的钦佩之情洋溢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今天要指出他的错误十分容易，但是在他所处的时代，盖伦所做的工作既没有竞争对手也没有先驱榜样，他的成就和错误就被一代一代地学习下去，并被奉为不可置疑的经典。

2.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疗实践与解剖教学(www.daowen.com)

西方医学的基本理论，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前460—前377）以来，就是由四体液说所主导的^[24]。有关人体结构的解剖学知识在医学体系中始终占有一定地位，但是如前所述，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会把它摆在不同的位置。有些认为它是医学的基础，是理解人体机能的根本途径，有些则认为解剖之于医疗实践只是有益但不必要的补充。后者的观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外科手术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之前，人们对身体结构上的异常通常束手无策，因此不如在哲学解释上多下些功夫。而外科手术的发展，在解决疼痛、出血和感染这三大难题之前，都没有出现质的变化。

中世纪的医疗实践者包含了若干等级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专门化，村庄里的接生婆、采药人及城市里的“江湖郎中”、兼做外科手术的理发师是凭经验吃饭的最低阶层；药剂师、受过专门训练的外科医生和学徒出身的医师是中间层；最高等的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不过这种结构并不严格，并且世俗和宗教的行医者也使事情更趋复杂化。在中世纪后期，对行医者的管理和授权逐渐开始制度化，但从没有达到普遍有效的程度。^[25]

正规的医学院出现在10—11世纪的天主教学校中，其目的并非专为培养职业医生，而是作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这种体制一方面保证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团体的持续存在和医学研究的延续，另一方面也为医学和其他知识门类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林德伯格，2001）341，并造就了文艺复兴起始时的医学文化^[26]。 在正规的医学教育中，重要的文本知识来自伊斯兰世界保留下来的古希腊典籍。12世纪的翻译活动掀起了再次学习盖伦的新潮流，而完整阐述了其解剖学工作的《论解剖过程》（De anatomicis administrationibusa，on anatomical procedure）和《论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De usu Partium，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body）等著作则唤起了人们对解剖学问题的重新关注。

在这一时期的医学课程中，解剖学是一门需要修习的科目，但主要是研读盖伦等人的著作。从13世纪起，解剖人体的做法逐渐恢复。最初是源于法律上的需要，虽然人们不认为这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尸检作为确定有关死亡原因之法律问题的最佳方法，确实在博洛尼亚的法学院经常进行。一旦该活动发展成为看起来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距在医学教学中使用解剖也就只有咫尺之遥了。腓特烈二世在位时就规定，医学院学生必须至少参加两次解剖。到14世纪，这种直接研究人体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意大利各个医学流派的习惯（沃尔夫，1985）。大瘟疫的流行使一般民众习惯了见到死尸，因此对人体解剖的抗拒也在逐步消解。

不过，解剖的重现并没有立即带来新的学术进步，原因首先在于学者的态度。在大学教授解剖的老师，通常熟读古希腊典籍，但却认为操解剖刀不过是种卑微的工作，只能让下属^[27]去做。他们讲授课程，却不注意观察他所进行的陈述是否与事实一致，而下属则只关心如何避免冒犯讲师。盖伦的各种错误因此得以保持^[28]。

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的蒙迪诺（Mondino，1275—1327）可能是教授中亲自进行解剖的一个先驱。他将解剖的过程公开化、系统化、程式化，并于1316年撰写了第一本完全针对解剖学的书籍，因此被称为“解剖学的重建者”。但是这并非真正的曙光。蒙迪诺的很多描述是基于过去的书本，而不是他自己的眼睛。他的解剖手册在此后的2～3个世纪里一直是医学院的通用本，其权威性甚至让学生们认为凡是与手册描述不符的现象都是异常的。在总体上学界仍维持让下属进行解剖的惯例。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意识到古希腊解剖学作品价值的医生，开展解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践来复原这些著作，而不是剔除其中的错误^[29]。他们所做的解剖，正如现代大学生在实验室里进行标准的“食谱式”的实验，并不是希望去发现任何新的东西，仅仅是复习或者验证已经被肯定了的现象，或是学习一种标准的实验程序而已（马格纳，2002）153。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上述口授与操作分离的上课方式对获得解剖学的经验来说并不是很有效，并且当时的解剖工具原始，技法粗糙，观察草率，学习过程基本只是走个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