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条件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是科学革命研究的关键问题。20世纪30年代，赫森（Boris Hessen，1893—1938）的《牛顿的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格里斯曼（Henryk Grossmann，1881—1950）的《机械论哲学的社会基础》两篇论文为此方面研究的经典文献。由于他们二人均认为力学是科学革命的核心，所以二人的研究均以力学为核心，而并不关注宇宙论问题。但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科学革命的经济、社会与境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赫森在其文章中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历史可以被描述为个人财产形式的发展史，并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封建主义；第二阶段开始于封建体制解体，其特点为商业资本和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私人财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此时出现了大规模工业，自然力被利用以满足工业、商业的目的，劳动分工最为精细。而16、17世纪自然科学耀目的盛放正是封建经济解体、商业资本发展、国际海洋关系的建立及重工业（如采矿和冶金）发展的结果。”（Hessen，2009）44赫森简要描述了商业对陆路交通、海上运输、工业、战争与军事工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分析了为实现这些发展遇到的主要技术问题以及解决这些技术问题所使用的相应科学知识。以交通为例，其内容可归结如下：虽然中世纪初期商贸已达到一定水平，但由于陆路交通水平的限制，当时的经济仍处于孤立状态。水上运输由于其更强大的载重能力和更快的运输速度而在商贸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当时的船舶制造技术仍未达到满足远航海运的地步。直到16世纪下半叶，海上罗盘才被广泛使用，海洋地理图也出现在同一时段。商业的发展结束了中世纪城镇和乡村社区的孤立局面。河上运输成为国家内部的连接纽带，而海上运输甚至连接起不同国家。河上运输自古便是最为方便和发达的交通方式，通过运河的开掘为内陆运输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赫森进一步总结了商业资本需求的水上运输提出的技术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相应的科学知识：①船舶吨位和航行速度的提升需要知道控制物体在水上漂浮的基本原理；②改善船舶的浮力系统需要知道物体在水上运动的基本原理，即流体动力学的基本问题；③方便可靠地确定船舶在海中位置的方法需要对天体的观察，而其解决需要依赖于光学仪器和天体图及对天体运动规律的理解，这是天体力学问题；④改善水道并构筑将其与海洋连接的通道需要流体静力学和流体动力学基本原理^[1]。

相应地，采矿和冶金发展面对的技术问题指向简单机械力学、静力学、流体和空气静力学、流体动力学以及复杂的传动机构和机器的发明及对化学知识等的需求，军事工业则主要指向抛物问题及其他相关力学问题。另外，赫森进一步详细分析了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内容与上述科学问题的相应关系，并建立社会、经济需要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内容的对应关系（Hessen，2009）45-101。

然而，赫森对科学革命期间经济、技术与科学的互动关系是否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呢？费罗伊登塔尔（Freudenthal）和麦克劳芬（Mclaughlin）将赫森的论点总结为三点：①理论力学是在对机器技术研究中发展出来的；②与17世纪不存在的技术（如热机、电动机和发电机）相关的理论未能在当时出现；③牛顿将上帝引入其力学体系（Freudenthal et al.，2009）5。

通过分析赫森文章的内容可以建立两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①技术的发展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科学研究的特定问题是为了促进技术的发展；②技术的发展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科学则是通过对已经应用或者说发展出的技术的研究而发展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在17世纪，技术究竟是科学研究的目的还是研究对象。

正如赫森所列举的，17世纪的很多科学理论均可对应于某种或某些技术的需求，而这些技术又对应一定的经济发展需求。但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需求未能被满足（Merton，1939）。而经济需求的满足也并不是只能通过唯一的途径。正如商业对运输业的需求并不一定指向船舶技术的发展，将经济需求界定为技术问题这一模式也不是不证自明的（Freudenthal et al.，2009）6。这种事后根据存在的科学理论与相关的技术发明，并进一步与相关经济需求对应的分析所得出的理论显然不能完全解释科学革命时期经济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虽然经济决定论并不能解释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但赫森的研究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科学革命期间，经济、技术和科学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而认真分析赫森的全文，其理论也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早期的力学研究者是通过研究已经存在的技术并理解其原理来发展理论，并不是以技术进步为研究目的。赫森强调，扩大商业的愿望本身并不一定指向与海运有关的技术的需求。商人也可以选取处理更小的商品、发展新的商品或以当地的产品替换进口产品等方式来达到目的。将改善航运作为扩大商业的目的，并由此形成的技术需求是建立在它们可以实现的可能性上的。就经济与技术的关系而言，技术方法并不是为了满足存在的需求或兴趣而发展的，而是使需求具体化的决定性因素。目的可以解释行动，而行动则取决于可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的方法可以决定具体需求的可能性。(www.daowen.com)

格里斯曼的研究则进一步比较了古罗马和中世纪欧洲城镇经济的差异，并指出只有在后者出现了对新的生产品的需求，才由此引发了对新的机械或者说新技术的需求。格里斯曼认为，中世纪城镇劳动力需要收入，这增加了雇佣者的花费，也由此引发了对可以替代劳动力的机器的需求。他指称，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出的科学技术可以最终取代人力的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Grossmann，2009）。

费罗伊登塔尔和麦克劳芬对赫森与格里斯曼的理论给出如下综合论述：科学通过对现存技术的研究得以发展，随着封建模式的生产被资本主义模式生产取代，城市和工业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过程中，自然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农业生产支持自然进程，即自然可以将种子变为果实，人力在其中仅扮演助力的角色。但是机器是由人制造的，并非自然的产品。当机器这种在传统中被认为是超越自然的产物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机构时，便引发了两个后果：其一，机器被认为是遵从而不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其二，世界被认为是理想的机器，而自然现象成为其运行的结果。这便是所谓的“机械世界观”。由此，关于自然、机器或者说是机械学的概念都发生了转变。在新的概念体系中，自然和机器得以并存。这一结合的结果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关于“自然运动”和“受迫运动”的区别揭示了其存在的基础及意义：自然运动本身便是由机器产生的，控制机器的力的作用法则是自然法则。研究自然也意味着是研究人造的机器。研究控制机器结构的法则的力学由此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可以由此被总结为：物质和符号的方法决定了具体问题的提出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法，科学的发展便是基于物质和符号的方法，而不是科学家个人的研究动机。这并不排除社会和经济的兴趣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机构和个人产生影响，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符合社会需求或者有直接经济应用的研究项目。

技术对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增强及其相关活动引发了与其相关的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对此问题，默顿（Merton）给出更为详细的论述：17世纪，经济、技术和科学的从业者的地位得以提升，一些早期会进入其他职业的社会精英开始从事科学研究（Merton，1970）。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学会的建立及对科学活动的赞助也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相关。

此外，基于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技术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这使得力学与理科，即工匠知识与学者知识的结合成为可能。一方面，掌握复杂技术的工匠，如建筑师、仪器制造者等，比原来的工匠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及更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从事机械技术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学者可能进入其研究领域。学者也直接或者间接地从工匠知识中获益，他们也可以在该领域进行观察和实验。伽利略在其《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Discorsi e Dimostrazioni Matematiche，intorno a due nuove scienze，以下简称《两门新科学》）中便对从事军工方面的威尼斯人表示感谢，并指出这一军工活动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有理由推论，新的实验-数学科学正是由工匠的实验传统与学者的系统化和数学的传统的结合产生的（Freudenthal et al.，2009）10-11。意大利16、17世纪的两个主要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机构——林琴学院和佛罗伦萨的实验学社的建立便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研究内容和组织结构又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在第三章对意大利科学建制化的讨论中对这两个学院进行简单介绍，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我们下文要集中讨论的问题。

综上所述，科学革命时期，经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可以概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确实对技术提出了新需求，而这需求的具体化则是由当时已经存在的技术来界定的。技术与科学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即技术一方面对科学提出要求，也为科学提供了研究和观察的对象，技术的发展甚至对人类重新定义自然从而为科学家从根本上挑战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自然哲学打下了基础，科学家与工匠的紧密合作也为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研究方法——数学-实验方法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而科学的发展在另一个方面也依赖于科学原本的方法与系统及其对自然真理的探索的内在本质，这使得科学家的研究超越了工匠。技术对经济的重要性的增长及新贵阶层对自身文化话语权的追求，使得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以提升，为科学的发展甚至是职业科学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