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财富的更为广泛的分布及高动态的财富转换，促进了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各种设备的加工和各类来自海外的原材料的运输。意大利商人通过对连接意大利与中东的商业路径的控制获得了大量财富，这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量的艺术品、奢侈品的生产以及大规模建筑业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来源。艺术家-工程师的出现便与此经济条件相关。建筑既包括民用建筑也包括军事建筑。由东方传来的火器几乎改变了欧洲所有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前文已经提到，火炮的发展，包括为了方便火炮的运输和相关的城市的防卫，带来了新型的城市规划和城堡建筑，数学家开始介入城市建筑。围绕着城市建设，各类机器和设备，如起重机、风车、水车以及其他大型复杂的机器得到了发展。

对于专业的艺术家-工程师的需求急速增加，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快速提升。意大利各地甚至出现了专门培养这类人才的机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艺术家工作场（Botteghe）、算术学校（Abaco school）、设计学院（Accademia del disegno）等场所都是艺术家-工程师这类人才成长的摇篮（Valleriani，2010）。

科学革命期间工程师-科学家的出现与此非常相似。17世纪之前，工匠与工程师的专业力学知识主要通过口耳相传以及实际参与获得。不过，自古便有记载实践者力学知识的技术文献传统，这种文献是包含各种机械装置及其使用技术与境的技术“手册”（manuals）。15世纪以后，各种关于机械的著作和手稿迅速增多，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阿尔伯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塔科拉（Mariano di Jacomo Taccola，1381—约1458）、安东尼·辛加罗（Antonio da Sangallo the elder，1455—1534）、小安东尼·辛加罗（Antonio da Sangallo the younger，1483—1546）、拉梅利（Agostino Ramelli，旧译剌墨里，1531—约1608）和宗卡（Vittorio Zonca，约1568—1602）的手稿和早期出版物。这些技术实践文献中包含的关于机械技术的描述显示，古代和近代早期机械技术之间具有连续性。(www.daowen.com)

近代早期新兴的工程师-科学家社会共同体的出现表明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诸如锡耶纳、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伦敦、安特卫普和莱顿等欧洲中心城市，也出现了技术发展的不连续性。如果没有一群把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相结合的专业的工匠、技师和工程师，近代早期的大工程将是不可想象的。也由于可利用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有限性，这些工匠、工程师一直面临着技术的而不只是逻辑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被迫探究传统技术知识的内在原理，以创造新的技术方法。举例来说，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为建造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八边形穹顶，设计了一组机器以避免使用昂贵的、经济负担不起的脚手架。因此，近代早期的工程师并不像大多数古代大工程的管理者那样，仅是传统知识的传播者，他们也参加了发明创新的积累和自我进化进程。16世纪这种发展导致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的形成——实践数学家和工程师-科学家，诸如卡尔达诺、塔塔利亚、圭多巴尔多、博内德蒂、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1560—1621）、开普勒及斯蒂文（Simon Stevin，1548—1620）。他们并不像工程师那样完全地投入到技术实践之中，而是相当专注于思考实践中产生的新型知识，当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思考来达成实践目标。作为技术精英，他们的再创造逐渐取得了一种新型学术机构的支持，例如佛罗伦萨的设计学院（Florentine Accademia del Disegno）。在整个近代早期，他们的社会地位一直不稳定，这使得他们依赖于并不可靠的宫廷资助者，也迫使他们同样不可靠地夸大他们的理论研究的实践意义。

正是这个共同体构想出科学革命时期伽利略等的研究项目，塔塔利亚的关于弹道的新科学及博内德蒂的关于介质中的运动的新科学均属此类。前文已经指出，这些新的研究对象具有固有的复杂性，这使得所有的工程师-科学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些研究项目中，他们夸张的陈述与能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不相称。可以理解，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职业使得彼此竞争，甚至时而激烈地对立。但是，他们都在思考所从事的活动中的实践知识，并致力于为这些知识寻求新的理论基础（戴培德等，2008）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