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城邦的王公们不仅资助实用性的科学与技术，也资助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这与天主教学术伦理是相悖的，但却有助于王公们建立自己的声名。王公、贵族甚至中产阶级收集大量的珍奇物品，以展示自己的财富、能力和对自然的占有，由此至少推动了两个领域的快速发展及职业化趋势，即博物学和关于神秘事物的研究。16世纪末，公立植物园和博物馆在原属私人的收藏展示场所基础上发展起来，为博物学家提供了稳定的职位，成为科学革命过程中科学家职业化的最早领域。炼丹术和魔法研究的神秘领域促进了应用科学和实验方法与理论的发展。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科学成果还可以成为科学家向其赞助者或城邦王公馈赠的礼物。伽利略便曾将望远镜样品送给他的赞助者，并将其发现的星体命名为美第奇星，作为礼物送给了科西莫二世（Cosimo Ⅱ de Medici，1590—1621）。这为赞助者带来荣誉，也为科学家带来稳定的地位。（Findien，1991）

16、17世纪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认识的转化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资助系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研究的机构性场所从传统大学转至宫廷、学院和画室等机构有关。由于科学的概念与宫廷的自我形象意识有关，是用以对抗他们认为是“沉闷的”“无教养”的经院传统的方式。为了这一目的，王公们构建了有力的文化理念，本着对艺术的追求，寻求资助的科学家不得不对此一致遵从。宫廷对科学家角色的界定日益加强，后者被希望能够完成使得宫廷增加荣耀和确立其权力合法性的工作。这种机构性支持的转变使得科学的研究领地由大学向资助者体制控制的机构转移。新型的职业化人员进入科学领域，包括那些从事此前被认为是自然哲学的从属职业的研究者，即工程师、工匠、数学家，以及那些研究被认为是不光彩甚至被禁止的技艺领域的人，如炼丹者、魔法师及其他神秘性技艺研究者。

这并不是说科学家就不再寻求学术性的生涯，或者说意大利大学在早期现代的科学研究中是逆行者。实际上，对于很多的意大利大学来说，16世纪是黄金时代。大学学生数量激增，教授收入提高，而且由于其教育质量很高，很多国外的学生都到意大利学习（Kagan，1986）（Schmitt，1976）35-56。王公和城邦政府意识到可以从外来的学生身上获得经济利益，就急切地复兴大学和扩大大学规模。他们建立起新的建筑，为教职人员提供更高的工资，并且推动更符合时代需求的学科的教学^[8]。然而，16世纪意大利大学的复兴是有代价的，也没有形成持续增长。在16世纪末，其衰退已经开始。渐渐地，大学失去了其早期的自治而开始依赖于政府的支持。16世纪后期及17世纪，当政府的支持开始减少时，这些大学开始面临艰难的处境。反新教运动带来的文化环境的转变对于大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好的作用。这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也使得意大利学校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下降。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外国学生的日益减少以及宗教教义和正统知识界变得更为严格，使得意大利大学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下滑过程（Dooley，1989）。(www.daowen.com)

无论如何，科学作为一种新的学科在大学以外发展起来，并与经院学术文化的方法论相对立又有着互动关系。它隐约地出现于一些诸如力学、冶金、外科和火炮等著作中，使得16世纪的科学出版物的性质发生了转变（Rossi，1970）。意大利锡耶纳的比林格塞奥（Vannoccio Biringuccio，1480—1530） 在他的冶金学著作《论高热技术》（Piro-technia）中嘲笑哲学家和大学者“除了思索什么都不用吃”，同时称赞有实践经验的人和探索神秘事务的人像“急切的猎犬”，经常在世界的任何地区旅行，极尽细心地搜寻难以理解的“神奇与力量”（Biringuccio，1942）。他们研究科学的方式是实验性的，几乎根本不考虑哲学性的分析。与哲学家相反，这类人考虑的是如何征服自然。对于这种类型的科学实践者，大学几乎不能提供教书或者研究的机会，而且他们无法在大学系统中得到合法地位（Eamon，1985）。而另一方面，这种科学研究恰恰适合文艺复兴时期王公的树立自我形象的需求。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半岛的各个城邦国中，在宫廷的支持下，科学和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研究科学的方法也出现了变化。这些成果被系统地吸收到科学革命时期的早期科学研究中，而科学方法的转变也在科学革命时期被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