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认为，中世纪后期已经开始了科学的复兴，也即文艺复兴之前就已发生了古希腊科学的复兴。这与十字军从阿拉伯地区带回的古希腊文献有关，通过翻译和研究这些古代文献，当时的人们对古希腊部分自然哲学和科学著作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在天主教大学中传播这些知识。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是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4）。培根之所以在科学史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是因为他强调关于自然的直接经验，二是因为他在13世纪不遗余力地提倡数学。他认为，神学家如果想理解《圣经》的内容，就必须了解现世的事情，数学可以帮助这种理解。如果像培根有时暗示的那样，所有的知识最终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那么，这种理解就是一件紧迫的事情。几何学知识之所以应受到高度评价，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想象《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些几何形状。作为天文学的仆人，数学对于神学研究尤其适合，因为正如培根所说的，“《圣经》从头到尾都号召我们脱离尘世”，“领悟天上的事情”。数理天文学有助于纠正历法，通过其在星象学中的作用，它还对教会的管理做出贡献，如证明基督教的真理性、预测未来、预言疾病的发展过程。培根相信，通过星象学，人们有可能查明人类历史的几大分支，如犹太人、迦勒底人、埃及人、撒拉逊人和基督徒，更为迫切的就是人们可以通过星象学预测敌视基督教者的动态。在当时的欧洲，对现世事务的认识是从属于神学关怀的：认识活动本身包含神的恩典和启示，因为它不只是善功的结果（布鲁克，2000）60-61。培根虽然由于其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大力宣扬和对科学与实验的推崇而受到教会的谴责，但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学者，他认为科学是从属于宗教的。

与培根不同，意大利城邦中世俗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的支持与解决实际问题及建立其自身形象的目的直接相关，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又扩展了对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研究，并为之赋予了新的意义。随着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认为习惯、方式、信仰和生活的物质环境等可以像天主教文化那样被文明化。在意大利的城邦，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他们称为关于人类的学问的内容。这类研究关注人类的成果及可能性。他们关心的是要复活那些他们认为是不可压制的人的智慧，尤其是古代的人的智慧。其中一些人系统性地在修道院搜寻，发现了一些保存着却从未被修士研究过的古代文本。借助于印刷术，这些新发现的手稿可以被保存，并被较为容易地在欧洲传播。虽然原本关心的是艺术著作，他们认为这些著作对于提高修辞学技巧和文明生活中的技巧非常有益，但很快他们将注意力转至哲学甚至古代数学著作。通过研究文稿，他们发现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古代唯一的哲学家，甚至不是最受喜爱的哲学家。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其他哲学家的著作提供了取代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另外选择。亚里士多德贬低数学，但柏拉图显然将数学视为获得确定性知识的方法。很快，数学开始被更为重视，其复兴使得这一阶段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权威让位于不仅是新形式的自然哲学，而且是新形式的关于知识是应该如何被发现及其确定性该如何被确立的新的概念。专家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替换性的哲学体系，甚至非哲学的数学和魔术被用于发现知识。一个意义深远的改变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更为重视自己通过经验和努力发现真理的方式。科学革命的一个特征是对通过经验和观察发现真理的强调。无疑，它是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改变的结果。科学革命的另一个特征是自然的知识应该是对人类生活有用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更为强调事物的本质不是建立新的方法，而且因为数学家和工匠地位的提升，使得以前被认为是低等的科学甚至技艺的内容与中世纪大学发展出来的自然哲学具有相同的地位（Henry，2002）9-11。(www.daowen.com)

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将对科学革命的领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故本章不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科学与技术进行全面的论述。本节仅选取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作为个案探索文艺复兴时期技术与科学及城邦政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