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欧洲开始出现高等教育机构，其教育内容一般是统一的课程，包括基础的阅读、语法和基督教神学。道德哲学、物理学、宇宙论、形而上学和神学属于这一课程。13世纪大学的兴起对这些机构和课程的学习有革命性的影响。在专业化的教育系统中，医学、哲学、神学成为高等的教学内容，与之相应的是出现了一些基础教育机构，如教授阅读、写作和语法知识的语言学校和教授商业知识的算法学校。自此开始，意大利的基础学校一般已不再教授哲学^[2]。虽然有一些意大利学者在中世纪欧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如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但总体而言，意大利在中世纪文化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意大利的大学并不是由经院哲学和神学教育主导，而是由法律和医学教育主导，这两类教育可以直接满足城市和商业的世俗掌权者的需求。在经典研究方面，意大利一直到13世纪晚期才突显出来（Nauert，1995）17。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基础学校并不是由教廷组织、支持和控制的。伴随意大利在12、13世纪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使得一些机构对受教育人口的需求大于教廷。商业社会的高层的需求主要是律师和医生，这两类人才主要由大学培养。人文科学也在课程之内，是作为学习医学和法律的基础而教授的。在进入大学之前，年轻人还要学习大学的通用语言拉丁语。

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有三类不同等级的基础学校。第一类教授基础的当地语言（意大利语），学生主要是幼童。其中少数男童继续学习，大部分进入第二类学校，即算法学校。在这里，一些算法老师教授商业算术，多数算法老师还教授对土地测量有用的几何以及图籍保存方法，这一方法在商业城市非常有用。这类教育非常实用化。第三类为大学的预备教育，即拉丁语法学校。这三类学校的教师多是以学生的学费为收入，教授的课程为学生父母的付费科目。13世纪以后，有一些北部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地方政府也主办社区学校，聘请专门的教师讲授特定的课程，并要求达到规定的程度。

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教育改革与人文主义的发展相比显得滞后，直到14世纪末，意大利的语法学校仍延续着中世纪的教育课程和模式。早期人文主义学者对这种教育模式多有批评，他们认为这些学校教授的拉丁语粗俗，教学内容浅显，其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对意大利市民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无所助益。此处我们并不想造成人文主义教育注重自然科学的误解，实际上，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倡导的教育不仅排斥形而上学，也排斥逻辑与经院哲学的自然科学，因为它们是纯粹的推理性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一无用处。他们虽然强调实用，但其实用性表现为一种实用伦理，即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此外，也有少数人文主义学者开设新型的学校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如费尔特（Vittorino Feltre，1378—1446）兴办了一所学校，他极力主张该校学生要擅长运动并学习军事技术。在学校里，学生们学习修辞、音乐、地理和历史，当然，基于人文主义学者对道德的重视，他要求学生将道德原则和政治活动置于三大学科（语法、修辞和逻辑）基本原理、传统的哲学和科学课程的学习之上（狄博斯，2000）3-4。但总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学仍是科学教育的主要机构。

在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共有16所大学（Grendler，2002）5。与欧洲其他大学不同，意大利的大学一般不是由教廷建立，而是由城邦或者社区主持的^[3]。这些大学一般主要关注法律和医学，神学和文理科不占重要地位。意大利大学的教师大都是已婚世俗学者，而不是教士。博洛尼亚大学是意大利建校最早的大学，该校早期由教师和学生自发组成，直到13世纪教廷才有所介入。1350年，博洛尼亚社区开始为大学提供财政支持，并得到学校的控制权。由此，博洛尼亚大学成为公民事业（civic enterprise）的大学，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为世俗科目——法律和医学。意大利的大部分大学都具有这一性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的学生有很多在后来成为大学学者，其毕业生中甚至包括5位教皇。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于1496—1501年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和天文学（Grendler，2002）20-21。1224年，神圣罗马帝国国王腓特烈二世建立了那不勒斯大学，这是欧洲最早的由王公建立的学校^[4]。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的价值，他们都很重视学习。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大学可以为主办城市带来荣耀与声望。大学也为政府、地方社区和社会培养学者、法官、医生、教师及政府和社会需要的其他学者，所以各城邦都争相申请兴办大学教育^[5]。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继承了中世纪的教学课程。15世纪初，意大利大学的课程主要包括语法与修辞、逻辑学、自然哲学、医学、神学、数学、天文学、星象学、宗教法、民法及一定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很多文理课程的内容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医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来自盖伦、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学者的著作。在此后的二百年中，陆续引入一些新的教学内容，如解剖学和植物学。数学则涵盖了原有的数学、天文学和星象学三门学科，且数学的教学更加重视在实践中的应用。宗教法教授的数量在减少，而民法建立起一些新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教授位置。(www.daowen.com)

在人文主义学者进入大学教育之后，他们将原来的语法与修辞改为人文学；在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在大学获得地位之后，其他学科的学者也从人文主义学者那里获得了考据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及人文主义的理念，即将古代文献视为真正的学术源泉（Grendler，2002）197。

虽然大学教育中的逻辑学等受到了人文主义学者的强烈批评，但意大利大学的教育课程总体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实际上，相比于巴黎等地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教育显得更为保守。在意大利大学中，与科学相关的自然哲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物理学》和《灵魂论》（De Anima），其次则是《论天地》（De Caelo et mundo）和《生灭论》（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及其中世纪的注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学教育中最为重要的转变是教学中开始使用基于古希腊文本的亚里士多德经典及古代的注释。文艺复兴晚期，如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体系在15世纪变得更为庞杂，人们试图通过研究更多的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文献以了解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此趋势显然受到了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Black，2007）。

在医学教育方面，意大利的大学继续使用中世纪的经院派教材，其内容来自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盖伦。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医学教育的情况开始改变，因为一些被称为“医学的人文主义学者”的人将人文主义的考据学和理念用于古代医学著作研究。自1409年至16世纪上半叶，费拉拉大学（University of Ferrara）由于强调医学人文主义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后，帕多瓦大学取代了它的领导地位。意识到古典文献与经院派医学著作的区别使得医学从亚里士多德-盖伦的结合体内获得自由。这一发展为解剖学、临床医学和医药植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Grendler，2002）327-328。在解剖学方面，维萨里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6]。中世纪末期，腓特烈二世在为那不勒斯大学设定的医学教育中即包含了人体解剖。虽然在当时学校中是否确实进行了人体解剖仍不能确定，但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意大利已有文献证明了存在解剖教学（Grendler，2002）328-329。15世纪初，佛罗伦萨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都在规章中有要在学生面前做解剖的规条（Grendler，2002）329。医学人文主义驱动了意大利大学医学教育转变。16世纪早期，进入大学的学生都受过人文主义教育，而在大学得到医学学位的人也都坚信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只有在其原来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至16世纪中叶，大学都开始开设了解剖、临床医学和医药植物学的课程。虽然大学的规条在一定程度上延用中世纪的内容，但意大利的大学的医学研究和教学都发生了变化。在科学革命时期，亚里士多德-盖伦医学结构开始解体（Grendler，2002）35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还延续着中世纪将数学、天文学、星象学合为一个教授职位的传统，但在15、16世纪其教育内容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古希腊数学文献的发现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开始对其学科进行重新思考。代数和几何的发展使得数学变得更为重要和复杂。数学中加入了新的实践应用，天文学发展出关于行星系统和宇宙论的革命性理论，而星象学的地位则有所下降。这些内容上的变化甚至导致了学科名称的改变。1400年，很多学校称这一教授职位为天文学、星象学和数学教授。到16世纪末，三者经常被归结为数学。有些大学为天文学设立了单独的职位，而星象学不再出现在教学职位名称中。12—13世纪的数学成果为文艺复兴早期的主要教学内容。中世纪学者将一些重要的古希腊和阿拉伯的数学文献译为拉丁文，这些译本成为学者和学生们的学习材料。1405年，博洛尼亚大学制定了四年的数学、天文学和星象学的课程，课程名称为星象学。一定程度上，这一课程延续了两个世纪。其中数学内容主要来自欧几里得（Euclid，前330—前275），天文学和星象学来自托勒密及阿拉伯学者的星象学注疏（Grendler，2002）408。古希腊文献在15世纪中后期被重新发现，将文艺复兴时的数学带到新的世纪。人文主义学者像在其他领域一样，积极地搜寻数学文献。到15世纪末，几乎所有古希腊数学著作都被重新发现。到16世纪下半叶，人文主义数学家将希腊著作译为拉丁语，为其写注解，并将它们引入自己的工作。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前287—前212）对文艺复兴时的数学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他的大部分著作在1300年已有拉丁文译本，但中世纪学者没用到它们。阿基米德以发明家和实用机器的制造者身份最早引起人文主义学者的注意，此后，他以数学解决力学、水力问题的技巧受到了关注。大约在1450年，他的著作《论浮体》出现了新的拉丁文译本；1544年，阿基米德的大部分著作的希腊本及其拉丁文译本被出版。科曼迪诺（Rederico Commandino，1509—1595）于1558年出版了该文集的另一个拉丁文译本及含有数学校订的重要著作《论浮体》和《论图形的平衡》的拉丁文译本。阿基米德后两部著作中的动力学和静立学对伽利略有很大的影响。丢番图（Diophantus，约246—330）的《算术》于1460年被发现，该书对代数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帕普斯（Pappus，约300—350）的几乎涵盖了所有古希腊几何学的著作《数学集》被发现，1588年该书的拉丁文译本出版，其中还包含了希罗（Hero，约前260—约前180）的工作。1566年，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前262？—前190？）的《圆锥曲线论》（Treatise of conic section）的拉丁文译本出版。最终，亚里士多德的《力学问题》（Questions of Mechanics）的重新发现在以数学解决物理问题方面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Grendler，2002）413-414。

基于这些著作，大学学者们开始研究数学的实践应用问题。他们将数学应用于物理世界中的力学、运动学、潮汐预测、历法改革和城堡建造。最终，数学家发现数学不仅仅是对测量有用的学科，还可以描述物理真实性。伽利略说，那些可以用数学测量的，都应该用数学描述。数学的扩展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托勒密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疑问。关于此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做更进一步的介绍。

总体来讲，意大利的大学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由教廷组织和管理的，而是由社区和城邦管理，这使得其教育带有更为明显的实用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