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3世纪，基于个人财产和私人契约的意大利北部城邦中，最为重要的受教育人群是那些参与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人。随着资本社会的发展，意大利急需精于文件起草、记录、书写合同和书信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即公证人，虽然不需要像律师那样受过长期专业的教育，但需要拉丁语法和修辞的训练。这种书信写作、起草官方法律文件的训练一般是通过师徒相授，但在帕多瓦、博洛尼亚等地也有专业的教师，他们不仅传授此类技能，还提供罗马法方面的教育。随着意大利商业的发展及城市受教育人口的增加，专业的公证人为了显示自己与其他人的区别，便开始寻求掌握更复杂的技能，如成为法庭语言——拉丁语的专家，以及在文件和信函中引用古典文献和基督教作家的言论。不仅如此，社会对律师和公证人提出的研究、思索和应用古罗马律法的要求，使他们不仅对法律感兴趣，还要理解古代语言、文学、机构和习俗（Nauert，1995）5。

在此背景中，因法律和医学而著名的大学城帕多瓦最早聚集起一批研究古罗马语言和文学的人。13世纪后期，佛罗伦萨得到快速发展，聚集了大批的律师和公证人，其中大部分是早期帕多瓦古典文化学者中的活跃者，与现代学术联系最为紧密的意大利学者但丁便生活于此。虽然但丁等还保持中世纪传统，但他们是世俗平民且关注实践道德和政治问题而不是更为抽象和应时的逻辑、形而上学和神学等问题，这预示着中世纪末期意大利正趋向新的文化方向（Nauert，1995）6-7。帕多瓦的律师和公证人对古典文献的热衷与但丁等对中世纪传统的兴趣都体现出，大约在1300年，意大利城市受过教育的世俗平民正在开辟新的、与中世纪骑士文化和教士的经院文化不同的文化传统，即后世史学家所称的人文主义传统。

早期的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哲学体系，其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属于考据学范畴。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研究与中世纪有本质的区别，中世纪的经典文献（包括基督教文献）一般是作为权威文献，基本上是一些关于特定事实或者问题的事实性陈述的集录。每一个陈述都被判定了对错，无论对错都被认定为某位权威的言论，其呈现出的是每一位权威者的著作都被解构成独立的陈述集，每一个陈述都是在脱离了其原有文本与境的情况下被引用和理解，更无论其原本的历史环境与作者给出该陈述的目的。中世纪学者利用逻辑来判定一个陈述的是非，并解释或者驳斥对立的陈述。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反对这种基本经典研究方式，认为这样的方法不仅是有瑕疵的，甚至是不诚实的。他们坚持要在每一个陈述的与境中进行研读，进而回到原文的全文中去理解作者的真实含意。以这种方式，古代作者，包括早期基督教作者作为真正的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得以重生。经院哲学家利用集选的经典中的论述或者说观点来论证他们自己的问题，具体来说，他们通过写阐释或注解来重构古代文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原本的论述有时与中世纪的权威文集论及的问题毫无关系。正因如此，人文主义学者拒斥所有这些注解，并要求回到原文（Nauert，1995）7-18。

人文主义学者相信，通过他们对古典学术的研究，将带来新的时代。人文主义的先驱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提出了历史的不连续性，他认为，自古罗马崩溃直到他生活的时代，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中世纪，是野蛮、无知、低等文化的黑暗时代，他们将完结这个黑暗时代，通过对古典学术的研究，曾经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盛行的高等文明将得到重生，并由此开创人类历史的第三个时代，这便是文艺复兴的由来。

意大利城市尤其是佛罗伦萨的世俗学者很快吸纳了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理念。佛罗伦萨自14世纪末期开始成为人文主义的中心。佛罗伦萨在中世纪意大利文化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直到1349年才建立第一所大学，且该大学一直未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能正是大学教育的缺失使得其知识分子相对可以更加自由地不受经院哲学和大学职业化的影响。自1375年担任佛罗伦萨执政官的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便是人文主义学者，他不仅将人文主义发展成为新的文化时尚，还将在佛罗伦萨建立起来的人文主义的主导地位推广到全意大利。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恢复希腊经典。他说服佛罗伦萨政府聘请拜占庭经典学者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约1355—1415）教授希腊语法和文学。此后，赫里索洛拉斯在意大利各地，如博洛尼亚、威尼斯、罗马等地教授希腊语。

到15世纪中期，人文主义文化成为意大利北部城市上流阶层的规范，即使在此方面相对滞后的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人文主义也有很强的影响。可以按照古罗马的语言方式书写和谈话，掌握一定的关于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知识，甚至一定的关于古希腊的知识，被认为是意大利受教育者的必备能力。

人文主义学者们于各地不遗余力地搜寻古代文献，他们不仅发现和恢复了大量的古罗马文献，还找到了古希腊文献。到15世纪30年代，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已经在语言上准备好了接纳古希腊哲学思想。而罗马教廷也聘用一些人文主义学者，1447年，尼古拉五世（1397—1455）成为教皇，他不仅收集了大批古典著作，还网罗了一批学者准备将古希腊知识译成拉丁语。

在此背景中，古希腊哲学思想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复兴，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主义便是如此。柏拉图及新柏拉图主义的阐释在中世纪已对基督教思想有很强的影响，但此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他学者，如西塞罗、圣·奥古斯丁及其他基督教学者和阿拉伯学者的著作间接产生的。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本人的著作只有《蒂迈欧篇》的拉丁文译本在中世纪有广泛的流传。但是柏拉图作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对手，其哲学家声望一直为众人所熟知。虽然早期人文主义学者并不完全了解柏拉图的思想，但他们经常引用柏拉图的著作作为权威思想来批评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赫里索洛拉斯的几个学生开始翻译柏拉图的著作。1438—1439年，拜占庭使者团来到佛罗伦萨，其中成员对柏拉图主义的介绍引起了佛罗伦萨学者的兴趣。很多意大利学者被柏拉图的思想所吸引，认为所有对立的古希腊哲学体系的根本都是一致的，而柏拉图可以完成哲学上的和谐和宗教上的统一。据称，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1389—1464）曾想建立一所新的柏拉图学院（Platonic Academy）。他赞助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进行柏拉图的研究，催促他翻译柏拉图的著作，并给他一座房子建立了柏拉图学院。费奇诺原本受的是经院哲学教育，但他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中否认人类灵魂不朽的观念，而转向柏拉图主义。1484年，他已经完成了当时存世的所有柏拉图对话的拉丁文译本，并翻译了一些后期柏拉图学派学者的著作。虽然他翻译了大量的柏拉图及柏拉图学派的著作，但他并不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方式来探讨柏拉图本人的意图，而是将自己视为新柏拉图主义者，也即柏拉图理念的阐释者中的一员。

“学院”（Academy）一词直接来自柏拉图的对话，在柏拉图的文献中，它可以有三层含意：一个教授年轻人的私人学校，致力于一种教育传统及一些知识分子规律性的聚会。费奇诺的柏拉图学院应该具有前两个性质。他试图仿效苏格拉底来教授佛罗伦萨的上层青年，或者说是哲学朋友，并试图通过对话将他们本质中错误的部分引导出来（Celenza，2007）83。他认为，一个人需要把知识与正直的道德联系起来，而这正是他心目中柏拉图主义的真谛。

费奇诺是一位哲学家，他的著作《柏拉图神学》《基督教》等，都试图利用柏拉图主义，或者说为柏拉图画一幅尽可能趋于基督教真理的画像。在《柏拉图神学》的序言中，他指出，当时有一种将哲学与宗教分离的趋势，是他所设想的一种打破这一僵局的方式。他既想抵御这些新发现的古籍对基督教可能的危害，又试图能够像人文主义学者那样教育社会的上层和精英。费奇诺以为所有先贤都受到神的启示，他们通过传授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的优越性来为基督教信仰做准备，而在基督教出现之后，他们的角色是用哲学的盔甲来保护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为受教育者提供使他们相信基督教的思想源泉（Nauert，1995）60-62。费奇诺对当时大学教育中唯一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哲学非常敌视，因为其理性主义导向对信仰尤其是对不朽性的信仰的否定。他倾向于柏拉图是因为柏拉图贬抑物质世界、提倡精神和永恒（Nauert，1995）63。

费奇诺研究柏拉图哲学的另一个方面是对魔法的研究，这与他翻译的一些后柏拉图文献有关。他主要的兴趣点是精神魔法，其中，他结合了禁欲主义、冥想、音乐及星象的影响来加强他的灵魂以超越实物、他人，尤其是他自己。他的精神魔法的目标是释放和控制像他自己这样的学者会有的精神忧郁。所以，他的柏拉图主义的魔法研究成为一种自我施行的心理疗法，可以获得灵魂的平静。(www.daowen.com)

费奇诺的魔法基础为宇宙的等级观念，虽然其最基本的思想来自柏拉图，但其直接来源为亚历山大的柏拉图主义者。在这一等级观念中，最高层级为自存的、纯粹的精神体，即神，其他的事物都是按照由精神性到物质性的秩序排列。任何确定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在此相互关联的巨大链条中的位置确定了它在现实图景中的真实价值。这一等级的一些不同部分紧密且神秘地相互连接，而其整体与一个巨大的乐器相连，其同样音高的部分同时振动，并与其他部分相和谐。这一理论为神秘的伪科学如占星术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占星术中，因为天体在宇宙等级中占据高位，故可以影响与之相关联的低等级存在。

以更高级别存在的能力来影响或者控制事物，此为魔法的理论基础，自古代后期便被模糊地与柏拉图主义相关联。理解和利用这一关系的人便被称为魔法师。由于柏拉图主义世界承认精神力的存在，魔法师不仅能够利用物质体的关系，还可以召唤精神体，即神魔。当然，由于神魔亦分善恶，所以后一种魔法是非常危险的。正因如此，费奇诺对魔法知识和方法的教育有严格的限定，只有他本人和很少的受过教育、心灵纯洁的人可以进行魔法实践和学习。

在费奇诺设想的宇宙等级中，人类占有关键的中间位置：特有的可以联通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位置。人类既有精神，也有身体，故在两个领地都有能力，作为统一体的创造物，人类也与上帝最为亲近。魔法师所具有的能力来自他对自身精神力的准备及获取的特定的知识，如占星术。费奇诺认为，这种能力也存在于艺术家中，他们有关于上帝的影像。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是培植物质或者说身体天性还是培植灵魂天性的选择，只有后者才能够与上帝融合（Nauert，1995）63-64。

近代科学史研究中，学者一般认为，柏拉图主义的复兴是16、17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故本节特别就柏拉图主义复兴的过程及其关键人物费奇诺做一详细介绍。费奇诺本人的工作看似与科学，尤其是科学革命无关，但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几何是理解宇宙的一把钥匙。这是机械论取代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所以，复兴柏拉图主义本身便对科学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而费奇诺的教育模式也被早期科学机构所仿行。与其魔法研究相关的炼丹术、占星术等虽然在现代被归入伪科学，但它们在16、17世纪非常流行，科学革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和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都在此领域投入大量的精力，已有史学家专门研究此类知识在科学革命过程中的表现与意义。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过程中，虽然经院哲学仍在大学教育中占统治地位，但各城邦中最为活跃的则是人文主义学者，他们对经院哲学构成了挑战。人文主义学者以其专业的考据方式挑战经院哲学文献的权威性，而柏拉图主义则从哲学和神学角度挑战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属性等理论。下文中，我们还会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力学家也已开始挑战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知识，而系统性地批驳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科学内容也正是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等科学革命中的主角所进行的重要工作。将这样的批评置于文艺复兴文化的与境中，我们便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他们在当时所处的地位。

人文主义在意大利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意大利的宫廷文化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提供了一种世俗文化并为公职人员和统治者的幕僚核心提供古代经典的教育，甚至教廷也需要受过经典教育的学者提供信件和文件书写。人文主义对人类天性的赞扬与世俗政府有着紧密的关系。早期人文主义学者将人性的伟大表述为道德的卓越，是融入社会与承担政治义务以及在日常生活和商贸关系中表现出的完美道德。而柏拉图主义对人类天性的赞颂则是在形而上的框架中将其置于宇宙秩序体系的关键位置。很多学者指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的发展可以归因为新兴的世俗资产阶级寻求自我表达和自我定位的一种尝试，实际上，正是各城邦的领导者和精英赞助和支持了人文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研究。在下文中我们还会看到，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支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另一个对人文主义盛行产生影响的是印刷术的变革。到1500年，很多经典都已出版了印刷本。这不仅使得文献有了固化的学术版本，也促进了这些经典的流传，其中反映的思想和学术兴趣也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

随着人文主义文献研究的扩展，其与经院哲学的对立也更加明显。通过对盖伦（Galen，约130—200）等的医学著作及一些古希腊基督教文献的重新研究，他们在医学和神学方面的研究及其法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对当时的权威著作的检视。基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如果他们改变了经院哲学权威文献的字句或关键段落，在此领域的专家必须承认他们的工作。当他们证实了经典法律文本是伪造的，也就意味着律师不能再引用这个经典。由此，人文主义本身虽然不是一个哲学体系，但是它们提供了一套可以应用于所有经院权威文献及对古典经典的阐释和注释的方法。到15世纪末，由于人文主义学者对其方法的价值愈加自信，他们对所有的学术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很多经院学者认为他们是麻烦制造者，甚至是异端分子，由此，在16世纪引发了很多的激烈争论。人文主义学者虽然对经院哲学提出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挑战基督教信仰或者天主教廷。他们认为传统学者和经院派神学家对古典文献的注释对基督教教义是有损害的，全面恢复古典文献也是对基督教的重构。当然，虽然人文主义学者仍是基督徒，但这也并不能否定他们更为关注现世的事务。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被物质财富、权力、世俗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等强烈吸引。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为这些世俗者，尤其是能量充沛且有才能的城市居民提供了主导性文化（Nauert，1995）52-58。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不仅试图为城邦居民提供道德准则，还试图为王公提供道德规则。彼特拉克在其1373年致帕多瓦大公卡拉拉（Francesco Carrara，1359—1406）的信中提出了他理想中的王公所应具备的素质，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一个王公只有被其臣民爱戴才能够取得成功，而他们只能在按照道德规范来统治城邦时才能够得到爱戴。统治者道德的第一规范为公正，与公正伴生的美德是宽恕。王公的公正还包含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这一道德规范来源于古罗马的法律及西塞罗的理念。他还认为，统治者应该致力于公共事业的发展，即如果卡拉拉想获取荣耀，他应该为帕多瓦修建道路、城墙，为沼泽排水及清理乱跑的猪群等。归纳起来，彼特拉克理想中的王公不应以追逐权力和利益为目的，也即王公对于其地位的接受应该是被动的，他应该通过道德来获得他的荣耀，而社会的环境应该是有道德的行为总能够获得实际的有益结果。这样，好的即意味着有用的，由此一个公正的王公必然是有荣耀的。彼特拉克之后，意大利受王公赞助的人文主义学者们，或者说成为朝臣的人文主义学者们，继续以类似的规范来规劝其王公（Nelson，2007）319-324。

人文主义学者为城邦居民及其统治者所构建的理想道德规范正与韦伯等所认为的早期现代国家所应具有的特点相呼应，而他们对统治者所设想的道德规范中涉及公共事业的部分也正与意大利各城邦宫廷对技术的支持相一致。技术发展的需求及王公们对个人荣耀的追求为科学家提供了大学体制之外的工作机会，这是科学早期建制化的开端，也是科学革命的重要方面。

正是在人文主义的背景中，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技术著作也被重新发现、解读和出版，而很多科学家也是以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可以说，人文主义研究正是科学革命的学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