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一般认为，可以称为现代国家的体制最早出现在18、19世纪的欧洲，但我们仍希望辟出一定篇幅谈一下欧洲，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体制。

国家现代化理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在20世纪30年代对韦伯理论的阐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化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流行版本。在此理论框架中，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1904—1987）认为，在12、13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国家的雏形。他如是描述现代国家起源的迹象：“我们要探寻的是在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存在的政治单元的出现，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的发展，对需要做最终裁决的权威的认同，以及这一权威应该获得其臣民最基本的忠诚。”（斯特雷耶，2011）5他认为中世纪中期，教会已经拥有很多国家的特征，如持续的制度，而且正在发展其他的特征，如关于教皇统治的理论。事实是教会已深深进入了世俗政治，其政治理论和行政技能已对政府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教会也教导世俗的统治者给予他们的臣民以和平和公正，这在逻辑上导出了建立新的法律和行政制度的需要。当然，教会的影响并不足以产生国家。欧洲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也为国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1世纪之后，欧洲逐渐稳定下来，政治稳定的增进提供了国家建立的关键条件之一，使某些权力机构的影响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连续，使得它们有机会和动机去发展出长久的制度。实际上，对于任何存在一定的稳定程度和持续性的政治单元，可以预期那里存在建立提高内部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可以为抵抗外部侵略者袭击提供必要资金的财政制度的努力。

基督教教廷与世俗政权的互动也为欧洲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1世纪之前，在基督教国家，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势力深深混淆在一起。一方面，国王们被认为是半宗教的重要人物，而且对宗教事务有广泛的影响。他们提名修道院长、主教以及教皇，甚至干涉教条的制定，正如查理大帝那样。另一方面，教会里的领袖在世俗事件里扮演了重要角色。11世纪时，在教会中产生的新领导阶层对神职人员进行改革。一些改革者认为，教会需要在政治关系和各种社会问题上有最终的权威。如果欧洲真的接受基督教，那它必须由基督教领导。而世俗统治者反对教会的这一方案，并导致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冲突。教会取得了这场冲突的胜利。在冲突中，国王失去了他们半宗教的特征与他们对教会提名的控制权，然而也出现了教会的胜利者不可预见的结果：通过发挥教会的特质，通过把它完全从世俗政府中独立出来，教会在不知不觉中明确了世俗权威的实质。

这场斗争之后，欧洲政治结构的重组确实为国家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西欧的每个王国或公国都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存在，多元化的国家体系的基础已经建立了。与此同时，世俗统治者开始主要作为正义和司法的保证者与散播者。

在12世纪，也许最后导致欧洲国家出现的刺激因素是受教育人口的快速膨胀，这使得书写的记录和官方文件得以长期保存。欧洲复兴的一部分是学习欲望的极大提高，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学校，然后成为世俗的或非宗教的行政官。可以说，在公元1000—1300年的几个世纪里，构成现代国家的一些关键元素都开始出现了。在12、13世纪，几乎在西欧的每个地方都出现了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元素，但其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在当时的欧洲，高度系统化的封建制体系更容易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君主体制的国家体系，如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具体到意大利，斯特雷耶称：“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有扭曲。”（斯特雷耶，2011）5-19

与这些国家不同，意大利半岛的体制为城邦制，但这些城邦已与古代的城邦有本质的区别。布兰克那（Reinhard Blaenkner）称：“在关于‘现代’的起源和特点的讨论中，‘城邦’永远有一席之地。”（Blaenkner，1992）事实上，现代国家的一些管理模式在意大利城邦中的出现并不比欧洲其他国家晚，我们可以从意大利半岛上的两类城邦——专制王国和共和国的体制中发现现代国家体制的部分重要特征。

针对意大利的城邦制，自13世纪，至少有三类城邦值得我们讨论：其一为西西里和南部的地区，如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194—1250）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其二为天主教教廷占据的意大利中部，即教皇国（Prodt，1987）；其三为北部的城市，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腓特烈二世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者说南部和西西里组成的诺尔曼帝国的制度被很多史学家视为欧洲最早的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制度。腓特烈二世以《罗马民法大全》（公元6世纪）为基础构筑了一套法律体系。《罗马民法大全》于1070年在比萨的一个图书馆被发现，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们对这部法典进行了阐释。腓特烈二世在他的统治范围内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制度，他通过建立申诉制度将法庭和行政部门从封建宫廷的手中夺取过来，并最早雇佣律师来管理政府机构。他引入了国内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如未经允许不得与外国人通婚，不得到国外（包括意大利半岛上与其敌对的城邦）求学，等等（Burckhardt，2012）。腓特烈二世于1198年被加冕为西西里国王，1212年被加冕为德国国王，1220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1229年，他还为自己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但他的王国政治框架在西西里最具影响力。

为了给王国培养专业化的政府行政人员、律师、法官，以及培养年轻的学生和学者，腓特烈二世于1224年建立了那不勒斯大学，这是欧洲最早的由世俗政权建立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与天主教大学不同，该校分为13个系，分别为农业、建筑、食品学、经济、工程、法律、哲学、数学科学、医学和外科学、药学、政治学、社会学、兽医学，具有明显的世俗性特征。

在宗教事务上，腓特烈二世承袭或者说为了其权力而采用了拜占庭的东正教模式，此模式与基督教在体制上最根本的区别是：东正教的教廷隶居于王权之下。他试图统一意大利的行为及其对宗教事务的干涉均引发了与教皇和教皇国的冲突。虽然他曾一度兵临罗马城下，但最终因突然去世而结束了统一意大利大业。虽然腓特烈二世自以为他在仿效古罗马的帝王，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王（Detwiler，1999）43。(www.daowen.com)

腓特烈二世与本书主旨关系密切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博学多才及对科学事务的探索和支持。他的西西里王宫成为知识活动（intellectual activity）的中心，翻译过亚里士多德著作和柏拉图主义著作的学者阿维罗伊（Averroes，Abu Al-Walid Muhammad ibn Ahmad ibn Rushd，1126—1198），数学家和星象学家斯考特（Michael Scott，1175—约1232），将阿拉伯数字和代数引入欧洲的列奥纳多（Leonardo of Pisa，1170—约1250），撰著了占星著作《天文书》（Libes Astronomiae）的意大利占星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博纳蒂（Guido Bonatti）等，都在他的宫廷中工作。他还不分宗教信仰地雇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他翻译古希腊和阿拉伯的著作。

腓特烈二世本人掌握6种语言，学习了数学、哲学和博物学，并对医药、建筑、占星学和天文学感兴趣，且撰著了历史上第一部关于鹰猎的著作《利用鸟捕猎的技术》（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哈斯金斯（Haskins）曾评论称：“这是一部科学著作，虽然以亚里士多德的内容引入主题，但是全书以观察和实验作为根据。”“同时这又是一部经院式的著作，其分目和子分目的结构精细甚至机械化。它也是一部严格的实践性著作，一个鹰猎者为鹰猎者们写作的，书中将其长期的经历结晶为系统的形式供其他人应用。”（Haskins，1927）

腓特烈二世在宫廷中组织了各种实验，其中对灵魂出窍和自然语言的实验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将一个犯人关在一个桶里观察，以确定当犯人死时，灵魂是否可以从桶的一个小孔中飞出。他还将一些儿童自幼圈养，不允许其与外界有语言沟通，以观察他们是否可以形成一种自然语言，对此他声称是在寻求发现上帝传授给亚当和夏娃的最初的语言。这样的实验在现代人看来也许荒唐可笑，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对灵魂飞升的检验已隐然具有一种以实验检验《圣经》中内容的意义，而对自然语言的寻求也有着对拉丁语解释上帝教旨的挑战意味。这些行为固然与他和罗马教廷长时间对立的私人感情有关，但却具有超出他那个时代的意义。腓特烈二世对于科学的支持，让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和现代早期意大利宫廷对艺术和科学的资助的前身。

在意大利半岛上，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立城邦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是共和体制城邦的代表。

威尼斯于9—12世纪发展为城邦，作为亚得里亚前端的海岛城市，威尼斯一直与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13世纪，它主导了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在此段时间里，威尼斯的重要家族联合建立了辉煌的王宫，资助出色的艺术家的工作。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特别是腓特烈二世试图仿照古罗马帝国的体制治理国家，威尼斯则选择了罗马共和时代的体制，城市由贵族家庭的成员组成的大议会（Great Council）主导。大议会选举200多名成员组成行政元老院（Senate），并从这200多名成员中选举10人组成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再从这10人中选举出1位成为公爵（Doge）作为城邦的领袖。这个委员会控制了城邦中的主要行政事务。这一体制使得威尼斯发展出相当完备的安全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包括退休人员甚至是仆人的退休金制度、寡妇和孤儿的抚恤制度等。虽然威尼斯保持了天主教信仰，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城倡导自由且拒绝宗教狂热。在反新教的运动中，该城没有发生一起因宗教信仰而进行的审判，这使得威尼斯经常与教皇国发生矛盾。由于威尼斯的富庶与强大，它在意大利城邦中很难找到同盟。从城邦制度确立以后，威尼斯便成为意大利半岛上唯一能与法国、西班牙等外来势力抗衡的城邦。当意大利的其他城邦，甚至教皇国，均要依靠他国势力以保全时，威尼斯艰难地维持着其独立性，城市积聚的财富、市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成为威尼斯可以制胜的最大法宝。这也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认为，佛罗伦萨比威尼斯更具现代国家的特征。1115年，佛罗伦萨成为一个共和国，其体制为：城邦由被称为执政团（Signora）的委员会治理，该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8人来自行业委员会，1人为执政官，执政官每两个月由佛罗伦萨的行业委员会选举一次。虽然战乱频仍，佛罗伦萨的经济还是于13世纪下半叶达到巅峰。由于经济扩张，乡村人口开始涌入佛罗伦萨，以至于其城市的人口在13世纪初达到3万。至13世纪末，佛罗伦萨成为欧洲的银行中心，其城市建设也开始形成系统的规划。14世纪的黑死病夺走了佛罗伦萨的大量人口，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佛罗伦萨也发生了经济危机（Holmes，2001）250。相较于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艺术以及科学都更为发达。1434年，出身于银行家的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1389—1464）得到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开启了3个世纪的美第奇家族时代，文艺复兴便是在其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发端的。此前，佛罗伦萨已经是古希腊著作翻译的一个中心。布克哈特如此评价当时的佛罗伦萨文化：“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第一个近代国家。在暴君专制的城市中一家一姓的一事情，在这里是全体人民所研究的问题。那种既是尖锐批评同时又是艺术创造的美好的佛罗伦萨精神，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会的政治面貌，并不断地对这种改变做出评述和批判。佛罗伦萨就这样成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的策源地，政治实验和激烈改革的策源地，但也像威尼斯一样成了统计科学的策源地。”（布克哈特，1983）73

意大利的城市很早便有转化为城邦的迹象，有的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意大利中部与北部的历史主要是关于意大利城邦的历史。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盛赞意大利城邦体制为中世纪最为壮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那么这些城市是否可以结成联盟并进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等学者及政治家都曾为此呼吁。事实上，在12、13世纪，为了对抗外来势力的威胁，意大利的城市间也确实结成过短暂的联盟。然而，相对强大的城邦已经发展得具有鲜明特色，这使得意大利联盟的构想并不实际。在商业贸易中，强大的城邦不会放弃使竞争对手受到损失的机会，并使更为弱小的邻邦依附于它们。简而言之，它们都认为自己能够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而独立发展，并可以有朝一日独掌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大权。这是意大利虽然有着发达的城邦体制却没有更早地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教皇国的地位也使得意大利半岛的统一更为困难。很多学者认为教皇国的存在是阻碍意大利统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部分富裕的城邦已经开始资助新的知识阶层，古代知识的复兴又使得原本一统于教会的知识系统和学者等级变得不稳定。而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尝试统一意大利半岛的努力又使教皇国面临着确实的威胁。

在城邦体制中，意大利半岛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宫廷，从最强的罗马的教皇宫廷到各类公国、共和国等小城邦王公的宫廷以及主教的宫廷。这些宫廷对意大利的文化和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Martines，1979）。严格来讲，意大利的宫廷是围绕着一个王公构成的，因为王公的权限包括制定法律、派遣和接待大使、维护正义、设置官员等等。虽然集权政府与共和国的行政体制有很大区别，但其宫廷结构差别并不明显，一个宫廷是由那个有着公共权威的人有权组成的空间，宫廷中的人围绕着他活动。对于威尼斯来说，公爵便是王公，威尼斯人也普遍接受这样的观念，虽然公爵的行为要由行政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监督。从官方结构来看，宫廷是一个城邦的缩影，实行和掌控城邦的事务。以王公为核心的宫廷结构使得宫廷内的人成为王公恩惠的接受者，而不是国家的雇员。这种关系中，一方是命令和期待，另一方则是服从，这便是宫廷赞助的条件。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科学成为王公们喜欢的装饰物及对其自身形象的代表物之一，所以各宫廷资助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都是科学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下文中，我们将对这些内容做更为详细的介绍。

意大利城邦体制也影响到其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欧洲大学出现的时间与意大利城邦制形成的时间基本一致，世俗政权更为关注与实践性政治相关的问题，这使得法律、医学等课程在意大利大学中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导致了中世纪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和神学研究在意大利并不占主导地位。虽然意大利在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表现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亮眼，但是这样的环境更利于人文主义的发展，也为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埋下了伏笔。这是本章下节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