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同意，在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中，建立国际标准只是常识。如果有相反的观点，它们通常是非经济性的。我们可能不喜欢采用米制或一种通用语言的观点，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反对意见不太可能取决于经济优势。多样性、特异性或传统性等因素，就语言而言，很可能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但就货币体系而言，明显无法与经济利益相抗衡。因此，在决定我们的货币体系时，我们只需要探讨经济利益的影响，包括政治上的权宜做法和政治公正。

从这点来看，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想的货币体系和理想的价值本位应该是国际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类比是错误的；由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原因，给出答案并不容易。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下卷中所看到的，购买力在世界不同地区并不也不可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如果重力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很大，那么重量标准也可能差别很大。但就购买力标准而言，这种困难必然会出现。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标准是什么，只要在统一的标准下，美国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就是与印度的不一样。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

那么，在国际价值本位和国家价值本位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的最终结论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确保拥护国际本位的理由（即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贷付的方便和便利）不能言过其实。

就对外贸易而言，我认为人们往往高估了把外汇的最大变动量限制在相当狭窄范围内的好处。事实上，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比较方便而已。对任何从事对外贸易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他应当在进行交易的同时，确切地知道他能够补进的汇率。但对于他来说，这可以通过自由可靠的期货外汇市场得到令人满意的信息[48]。他今年的补进汇率是否要与他去年的类似交易的补进汇率完全相同，这一点并不重要。此外，外汇汇率可能会出现适度的变动，相对于商人感兴趣的个别商品价格的正常变动来说，这种变动仍然较小，而这种汇率的变动抵消个别物价的变动的可能性，与加剧个别物价的可能性一样大（或许更大）。因此，如果我们的中央银行为期货外汇交易提供足够的便利，我认为没有必要为了外国商人的利益固定外汇价格。适度的变动如果在其他方面是可取的，将不会造成严重的不便。

然而，当我们谈到对外投资贷付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必须更高地估计固定外汇价格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合同所包含的时期，可能比任何实际可行的期货外汇交易预期的时间长得多。未来外汇汇率的这种不确定性，将不可避免地给这项交易增添怀疑因素，这肯定会对国际贷款资本的流动性产生一些阻碍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严格区分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特别是当对汇率的可能变动幅度设定了某一外部范围的时候。例如，假设汇率变动的范围已定为平价上下的5%，那么若以贷方货币计算，5%的贷款按外汇平价汇出，可能在未来几年会支付4.75%至5.25%的利息；若按借方货币计算，偿还时可能会支付95%至105%的偿还金。如果是长期贷款，这些可能性就没那么大；但如果是短期贷款，到期偿还贷款的确切支付费用，可能会对按年计算的全部贷款所付费用的净额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就把我们引向了论点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有意希望对外投资贷付（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那么，这显然是支持固定汇率和严格的国际本位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犹豫不决，无法下定决心采用这一体系呢？主要的疑问是，建立一个比我们的银行体系、关税体系和工资体系范围更广的货币体系是否明智。我们在使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几个方面都极为僵化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允许单独某一元素具有与之不相称的变动性呢？如果其他所有方面的变动性在国际上与在国内都相同，那么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但是，引入一个对外界影响高度敏感的变动元素作为一个机器的连接部件，而其他部件又僵硬得多，这可能会导致机器断裂。

因此，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大多数英国人一直以来就认为，对外投资贷付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对外国贷款则应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这一信念正如我在上文一再说明的那样，是建立在对对外投资贷付和外国投资之间因果关系所持有的过于浅薄的看法之上的。因为，除了黄金的流动，对外投资贷付净额和对外投资净额必须始终保持完全的平衡，所以，人们一直认为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根据这种论点，既然贷付额和投资额必须相等，那么贷付额的增加必然导致投资额的增加，贷付额的减少必然导致投资额的减少；简而言之，英国出口产业的繁荣与英国的对外投资贷付量息息相关。事实上，这种论点有时所涉及的范围更广，不仅仅局限于对外投资贷付净额，甚至认为个别的外国贷款本身就能增加我国的出口量。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忽略了一点，为迫使对外投资贷付净额和对外投资净额实现平衡，而必须使这一机制发挥作用，产生令人痛苦甚至激烈的效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不应该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英国投资者不看好国内的前景，担心劳资纠纷或对政府更迭感到不安，于是开始购买比以前更多的美国证券，人们为什么要认为这会自然而然地与通过增加英国的出口相平衡呢？这当然是不会的。首先，它会造成国内信用体系出现严重的不稳定，至于最终的结果，很难或不可能预测。或者，如果美国投资者看中了英国的普通股，这是否会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减少英国的出口呢？

因此，这里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采用一种容许对外投资贷付具有极端的流动性和敏感性，而使经济综合体的其余元素仍然极端僵化的国际本位是否正确。如果提高和降低工资就像提高和降低银行利率一样容易，那就好了。但这不是实际情况。当国际金融环境或者投机情绪的风向发生改变时，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抵消的话，可能会在几周内使对外投资贷付量减少数千万。然而，迅速改变进出口平衡使之适应这种变动是不可能的。

对这种短期贷款的考虑，也不是我们在突然选择一种国际本位之前犹豫不决的唯一理由。不同国家的货币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公众在货币原理方面所接受的教育也各不相同。例如，我认为，目前英格兰银行或德国国家银行对黄金的态度与法兰西银行或西班牙银行相比，从根本上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在未来5年或10年内，前者可能已经准备好改革，而后者可能仍然认为这些改革太新奇。(www.daowen.com)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那就是美国的态度。由于美国拥有巨大的黄金持有量，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本国和国际本位的综合优势；此外，它极其不愿把自己的任何自主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因此，要克服阻碍达成国际协议的因素——法国的保守主义和美国的独立性——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也许是无法容忍的拖延。

假设这些实际困难已经被解决了，即使这些困难是长期的，又或许是暂时的，仍然会有人反对国际本位，因为它使世界依赖于一种由特定的价值本位来支配长期的准则。

对于我们的长期价值本位，大体来说我们必须在三种一般类型之间进行选择。第一类是货币购买力本位或者消费本位，或者类似的东西。第二类是报酬本位，它对消费本位的比率随着生产要素效能的提高成比例上升。第三类是国际本位的某种变体，即基于投入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的价格，根据其在世界商业中的重要性，按比例进行加权所得数额的本位，这实际上可能与原材料的批发价格本位差别不大。

前两类必然是地区性本位，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活动。因此，如果我们的本位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必须选择第三类本位。

我并不十分重视这一反对意见；因为就稳定的国际本位而言，地区性消费本位或收入本位的长期变动，不太可能对经济利益产生太大影响。然而，我们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对任何个别国家来说，这一类的国际本位都不可能是理想的。

综合考虑了各种不同因素之后，似乎在实际恢复金本位制之前，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摆脱因束缚在一个非管理型的国际体系中需担负的那些不利，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义务的话，那么它便在逐步管理本国货币方面有更好的前景；下一步的工作将是发展具有变动汇率的独立国家体系；而最后一步很可能是要把这些体系重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管理型的国际体系。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1961年，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由1867年成立的加拿大商业银行及1875年成立的加拿大帝国银行合并而成，现在已经是北美洲最大的银行之一。

尽管国际金本位自5年前恢复以来，其运作效率极其低下，这应验了反对者最糟糕的担忧和最悲观的预测，它给世界带来的经济损失也仅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今天，似乎有更充分的理由把形势颠倒过来。实事求是地接受国际本位这一既成的事实，希望从这一起点取得进展，实现对经济生活集中控制方法的科学管理（因为这肯定是我们货币体系的情况）。因为通过一个自主的国家体系来寻求最终的利益，不仅意味着要对牢牢占据了所有财产优势的保守主义势力进行正面攻击，还要把智慧和善意的力量分开，避免使各个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

因此，我偏向于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克服国际管理的金本位所遇到的各种困难（1922年热那亚会议的决议首先指明了方向），那么最好的现实目标可能是由一个跨国当局来管理黄金的价格，并以其为中心围绕着若干国家货币体系，使其各自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在一定范围（比如2%）内按照金价来改变本国的货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