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章和第25章中，我们研究了货币体系中的会员银行“创造”银行货币的自由裁量权的局限性。我们发现，任何个别银行除非有意上调或下调准备金率，否则就必须与银行体系中的其他银行（包括中央银行）“保持步调一致”。它们可以共同进退。一家银行单枪匹马地朝某一方向的临时行动，可以巩固、加强或刺激其他银行产生朝同一方向行动的倾向。但是，除非其他银行也采取行动，否则单独一家银行不可能走得太远；因为如果这样，准备资金的损益将破坏其准备金率。因此，银行创造的货币总量，是由一切决定会员银行整体准备金总额的因素严密控制着的。

由各会员银行围绕中央银行形成的若干国家体系，与一个统一的货币本位共同构成的国际体系的行为，从原则上来说与一个封闭的国家体系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央银行在贷款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要受这些政策对准备金的影响的限制，即这些政策是否导致它们从邻近的中央银行提取准备金，或使其准备金被这些银行所吸纳。除非它们打算调整自己的准备金率，否则，它们也会面临要求它们“保持步调一致”的类似压力。因为，根据我们对国际体系的假设，这家中央银行的客户与其他中央银行的客户存在买卖和借贷关系，前一家银行“创造”的信用将对其自身产生一定比例的债权，而由此发生的债权将落入其他银行的客户手中。

中央银行管理准备金所依据的法律和惯例在实践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与我们在讨论会员银行时所假定的法律和惯例有所不同，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点。但是，我们先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它们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同的（以下方面除外：中央银行是“没有银行家的银行”，因此它们必须将所有准备金以现金形式保存在自己的金库中），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在这种情况下，假设采用金本位制，每个中央银行都有严格的准备金率，因此，全世界中央银行的货币总量将严格由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总量决定。如果黄金没有投入流通过程，任何变动都只取决于每年新开采的黄金数量和工艺消耗的黄金数量之间的差额。反之，如果黄金投入了流通过程，流通中的黄金数量与黄金储备量之间存在某种比例，这一比例从长期来看基本上是稳定的，它是所有有关国家各种国内准备金率（例如斯特朗总裁为美国制定的准备金率）的加权平均数。

东印度公司

17—19世纪，包括英国、丹麦、荷兰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印度开设了“东印度公司”，以便在印度开展贸易。实际上，这些公司带有垄断和殖民性质，不仅疯狂掠夺资源而且血腥镇压当地人民。图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大楼。

但是，让我们假设，黄金每年的新增量大约相当于世界商品和劳务产出的年增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准备金总额中新增的黄金供应量而言，情况是稳定的。我们的基本方程式表明：即便如此，这肯定也无法确保稳定的物价水平。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仍将受到全世界新投资价值与全世界储蓄总额之间可能出现的每一种不平等的影响。因此，即使对新增黄金供应量实施适当的管理，每当信用风暴来临时，我们仍然会受到全面冲击，除非中央银行目标明确地采取一致行动，来进一步缓和这一局势。一两家单独行动的中央银行，除非在规模上占绝对优势，否则是无法改变天气或控制风暴的，也就是说，仅凭单独一家会员银行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控制国家体系的行为的。如果一家中央银行在繁荣时期单独地落在后面，它将被过剩的准备资金压垮；如果它在萧条时期领先，它的准备资金将很快被动用。即使它愿意脱离自己的正常准备金率，它的能力极限也将取决于盈余准备金占所有中央银行盈余准备金总额的比例。

事实上，战前国际金本位制的作用，与在黄金相对稀少或充裕的影响下通行准备金率会逐渐发生改变（如前文第30章所述）的会员银行的严格准备金率制的作用，并无太大不同。长期的物价水平取决于准备可用的新黄金的增长速度是否快于或慢于金本位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而金本位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又取决于金矿的发现速度，流通中黄金的适当使用情况和金本位国家的数目，以及人口的增长情况和人均贸易的增长情况；而短期物价水平则取决于基本方程式第二项是朝着通货膨胀的方向变动，还是朝着通货紧缩的方向变动。

然而，战前银行体系的行为在许多重要细节上与这一标准不同，而战后银行体系的行为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各国中央银行在国际体系中作为会员银行的行为差异，这些差异在我们分析属于国家体系的会员银行的行为时，并不存在或不重要。需要注意的要点有以下三点：

（一）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像我们在会员银行中发现的那样严格，因为使会员银行能够或诱使会员银行将其实际准备金保持得接近法定或常规最低限额的条件尚未满足。首先，一般来说，中央银行没有办法迅速补充与会员银行向中央银行（直接或间接）贴现的便利条件相对应的准备金。如果中央银行在国外存有余额或除黄金以外的有息资产，这些资产具有可以迅速出售给其他中央银行的性质，那么相比之下，中央银行的情况与会员银行的情况就比较接近。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讨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对我们结论的有效性产生太大影响。

其次，中央银行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会员银行那样，旨在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各种对公共政策和国家利益的考虑，都可能会使其保持的准备金超过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甚至超过合理的谨慎态度所要求的最低限额。

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能够发生大幅的变动。下面将提供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明变动的幅度（见第386页表：各主要国家年底黄金的分配百分比）。

（二）就会员银行而言，我们假设个别银行在“创造”银行货币时，不能依靠这些新货币会以新增存款的形式大量回笼。即使主要银行的数量减少到只有5家，以这种方式回笼的货币仍然非常少。但是，就中央银行而言，客户主要是国家体系的会员银行，间接的客户是其本国的公民个体，以这种方式回笼的货币刚开始可能很多。部分新增货币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海外消费或放贷，因此，就会产生一种使该国中央银行的准备资金流向其他中央银行的趋势。但有多少资金会转移到其他中央银行的客户手中，这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进入对外贸易的商品对当地消费者的相对重要性，关税对国内外物价水平均衡化的干扰程度，以及该国是否是一个敏感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些中央银行可能在短期内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行动的空间，而其他银行，比如英格兰银行，则少得多。(www.daowen.com)

（三）中央银行之间有一种竞争形式，我们在讨论会员银行时可以忽略这种竞争形式。当然，为了吸引和留住存款户，会员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激烈竞争。一般来说，这种竞争不会采取在个别银行贷款或借款时提供具有竞争性利率的形式。银行之间对某种存款的利率（或对某种贷款的利率），通常是有协议或谅解的。毫无疑问，为了吸引或留住特定的客户，银行还会留有一定余地进行竞争性出价或压价，这些方法通常是高度保密的，不会向银行的其他客户披露。但它们公布的利率之间却不存在公开的竞争。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由于资金从一家银行转移到另一家银行不需要任何花费，这种形式的竞争可能会对各银行的利润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人们按照惯例放弃这种竞争形式的话，个别银行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准备资金，可能会通过出高价将其他银行的储蓄存款转移过来，或者通过相对较高的贷款利率，将自己的贷款客户转移到其他银行等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后一种做法有时确实会被采用）。

但是，无论国家体系中的会员银行之间是怎样的情况，各中央银行之间的惯用做法是公布具有竞争性或威慑性的利率，以吸引存款户或将借贷者从本国的银行体系驱赶到其他体系的银行中去，这是银行利率政策的目标之一。当然，不同国家体系的相对银行利率的变动，不足以使这两种体系的广大普通存款户或借贷者轻易转移业务，因为他们没有立即将银行业务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便利条件。但是，国际金融业务中有很大的一块余地，可以根据可获得的利率轻易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此，国际准备资金便产生了大量的流动债权，任何一个中央银行在自己的准备金遭受过度损失时，都能够通过出价来获取补偿。另一方面，甚至将这些债权从一个国际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国际中心都存在一些阻碍和费用，而在会员银行之间转移则不存在阻碍和费用，这就防止了国际资金流动对利率差异过于敏感，同时还能防止资金流动过快或过多，这一点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第36章第三节），对国际体系的顺利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现在可以大致看到，中央银行之间的相对状况和行为，与国家体系内会员银行的状况和行为有何不同。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在“创造”银行货币量方面比会员银行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首先，因为它更愿意改变准备金率；其次，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所“创造”的货币回笼的更多，并且在更长的时间内会持续回笼；再者，因为它可以提供具有竞争性的利率，以此来转移自身同其他中央银行之间的金融业务，它把这种方式作为一种惯常和公开的应急手段来保障准备资金。但是，由于中央银行在这些方面的自由度都是有限的，如果它想确保始终能够应付外国货币体系对其到期的债权，就必须注意以下三点：（1）准备金率；（2）贷款政策对收益账上的贸易余额的影响；（3）贷款政策对长期和短期国际贷款动态的影响。

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中央银行可以安全地推行贷款政策，以实现能确定的任何代表经济最佳状态的目标。但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短期执行这项政策。当涉及更大的变动和更长的时期，它的政策必然会受到其他中央银行政策的制约。如果一家中央银行的政策变化在同一个方向对其他银行产生影响，从而使它们效仿，或者像我在上文所说的，“保持步调一致”，那么就无关紧要。但除了短时期的小变动以外，每家银行都必须受到全体银行一般政策的制约。如果我们的银行是一家大银行，那么它在促成这种一般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更大，因此会比小银行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如果我们的银行打算让准备金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会极大地增强它影响其他中央银行的能力，使它们与之步调一致；因为这延长了它可以贯彻实行自己独立政策的时间长度，并增强了它通过增减准备金率来影响其他银行准备金率增减的程度。即使是小银行，其短期的独立程度，也大大地受到是否会阻碍国际短期贷款资金流入和流出这一体系的影响，这种阻碍行为的性质将在第36章第三节加以讨论。

19世纪的伦敦

这幅19世纪的画作，展现的是伦敦市中心的面貌。画面正中的雕塑是威灵顿公爵。他领导的军队在滑铁卢战争中击败拿破仑。英格兰银行大楼就在这条街上。

很明显，国际金本位（或其他任何国际本位）的主要作用是确保不同国家的行动一致，即每个国家都必须与其他各个国家的一般行为保持一致。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防止个别国家的愚蠢和怪异行为。缺点是它阻碍了各中央银行解决本国问题，妨碍了人们以超群智慧和开创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改进，并且，当一般行为受到盲目力量（如黄金总量）的制约时，或者当一般行为在中央银行整体缺乏协调一致、精心制定的政策的情况下随意乱来时，这种做法是无法确保在短期或长期取得最佳状态的。

如上文所述，当金本位充分发挥作用时，信贷周期一般具有国际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必然的。任何一个中央银行都不可能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方向上走得太远，除非其他中央银行也在朝同一个方向或快或慢地前进。国际金本位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本身并没有提出任何看法。它的职责是确保任何一家中央银行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速度都不会与其邻行相差太大。根据一般行为法则，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变动，但由于它所引发的复杂情况和缺乏中心方向，它又招致了中等规模的变动。

如果中央银行足够强大，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主导总体步调，并为其他银行的速度作出规定，它们一旦利用这一能力来推行一些不符合整个国际局势的国家政策，那么国际体系的运作将特别糟糕。因为这可能导致其他中央银行陷入极不平衡的状况。有人认为，从这个观点来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在1929年的行为和法兰西银行在1930年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批判。我相信，19世纪英格兰银行在某些关键时期的行为也是如此。然而，我认为，当批判一家中央银行为其本国国民的利益而行使各中央银行都希望拥有并希望不受约束地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时，我们应该谨慎一些。如果英格兰银行在1928年至1929年间，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推行更为自由的信用政策来满足国内批评人士，它会不会因为担心给美国潜在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而避免这么做呢？也就是说，为了促进美国的稳定，它是否打算将英国的就业量保持在最佳水平以下呢？或者，当英格兰银行在英国恢复金本位之前的几年里，就推行通货紧缩政策时（它相信，尽早按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这一政策加剧了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人们能否预料它会因此而大受影响呢？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利益可能存在真正的分歧；我们不应期望，各国中央银行在国际上所保持的公正无私要远远超过民族感情，以及该国其他政府机构的行为。

因此，在后面的几章中，我将寻求一种符合不同国家利益的合理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