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没有认识到，传统的英国体系与其他地方流行的体系，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而后者的创始人认为，这一体系与战前的英国体系极其相似，这种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英国体系设法做到其他体系做不到的事：英格兰银行的“垫付款”（如上述定义）数额通常为零（须符合下文列出的条件）。这种垫付款只能临时存在，且只能用于短期应付季节性和每半年结束时的结账日，或者货币市场的意外状况等其他紧急情况，另外就只能用于应付非常短暂的状况，或者在银行利率预计就快提高的时候存在。对此的主要限定条件是：首先，该银行是政府的银行，并按照“岁入”的方式对政府贷款；其次，除股份制银行外，它还像其他银行一样，对一定数量的金融界和商业界提供借款来应付它们的需求，只是规模相对较小。

这种情况可归因于伦敦体系的两个特点，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银行利率通常是根据公开市场上三个月的期票贴现率规定的，这使得此类票据的持有者无法在英格兰银行再贴现时获利；其次，一种有点奇怪的习俗或惯例已经悄然形成，根据这种惯例，股份制银行被禁止直接向英格兰银行出售票据。如果英国股份制银行打算补充其准备资金，唯有以下三种方法可以实现：（1）将资产出售给其他银行的客户，从而获得其他银行的部分余额，这显然无助于缓解整个银行的压力；（2）放出国库券，从而迫使财政部以“岁入”方式向英格兰银行借款；（3）通过收回先前借给票据经纪人的短期贷款，或者停止购买票据，从而迫使他们通过贴现或其他方式从英格兰银行借款，以减少票据经纪人的资金。但是，只要英格兰银行的官方利率高于市场利率，票据经纪人就不会向英格兰银行借款，除非短期借款以度过特殊时期，或争取时间重新进行安排；但另一方面，票据经纪人会试图通过降低票据的购买价格来补充资金。同样，财政部通常会接受较低的国库券投标价格，以避免负担英格兰银行除短期债款以外的债务。因此，只要英格兰银行在市场利率逼近或快要超过银行利率时，通过提高银行利率来与市场状况保持联系，那么股份制银行增加其在英格兰银行的总准备金的能力实际上为零。不管任何一家银行试图这样做，到头来都将损害其他银行的利益；而如果所有银行都这么做的话，没有一家银行能够改善其原有状况。但在战前，英国体系的运作还有一个简化之处。会员银行实际上不仅无法通过向英格兰银行贴现来增加准备资金，而且现代意义下的“公开市场政策”实际上也是个未知数。英格兰银行偶尔也会出售统一公债来获取“现金”，同时又以“记账”的方式回购这种公债（一个月后的任何时期偿还），这是一种间接使货币市场减少一笔资金的方式，数额相当于证券交易所未到期账款。当市场利率远远落后于银行利率，以致对外汇交易和黄金的流通产生不利影响时，英格兰银行就会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但这种做法并不常见，也不是银行控制市场的重要武器。因此，除了某些众所周知的季节性变动，例如每半年结束时向货币市场提供临时贷款，以及在财政年的某些时期，以“岁入”的方式对财政部垫付款项等，英格兰银行的投资量实际上是不变的。多年来，这一投资量也随着银行业务的一般发展而缓慢增长。例如，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期，这一投资量除了极短期的变动外，大约都在4000万英镑到4500万英镑之间。

由此可见，既然垫付款通常为零，投资实际上是不变的，那么英国会员银行准备金的变动，就主要取决于英格兰银行持有的黄金量的变动，这是由流通过程的流入和流出，以及全国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决定的。这就是旧式“自动”体系可爱的简单之处，守旧的人因缅怀这一体系而喟然长叹，而新式的人几乎遗忘了它的特点。在战前，有关“健全的”银行业方面的问题，从未涉及稳定物价水平或避免利润膨胀和紧缩方面的事项，而只涉及一个极其精确的技术问题，即尽可能地预见一个近乎机械系统的运行原理，以及怎样适应季节性变化和类似变化的问题。

回顾过去，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从未采用过“公开市场政策”这一方法来减轻惯常发生和众所周知的季节性黄金流入和流出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在每年的春季会增加约1000万英镑的黄金，而在秋季又会减少大约相应的数额。而且在没有“公开市场政策”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的存款也会大幅上升或下降——有时接近20%。通常情况下，每年秋季的黄金外流会使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减少25%至30%，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严重担忧。但是，由于所得税收入，财政部的短期负债通常在春季达到最低点，这一事实的后果部分抵消了这些变动的影响。各种暂时和混乱不清的影响，可能会在个别年份稍微扰乱这些过程，但总的来说，这就是实际情况的特性。

国库券

公开市场政策是中央银行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一种，也是传统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指中央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政府证券以控制货币供给量及影响利率水平的行为。国库券就是政府债券的一种，多由国家财政当局为弥补国库收支不平衡而发行。(www.daowen.com)

因此，英国的信用创造率是由一种简单的机制形成的，这种机制切切实实地反映了黄金流入和流出的动态过程。此外，由于票据的面值对批发物价水平的变动十分敏感，因此批发物价下跌往往会直接使货币贬值，其效果立竿见影，反之亦然。所以，由于伦敦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体系便非常适合以相对较少的黄金储备维持英镑与黄金的平价，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也适合促进批发物价的稳定。

战后新的“管理”因素在于习惯性地采用一种“公开市场政策”，通过这种政策，英格兰银行买卖投资，以便使会员银行的准备资金保持在其所希望的水平。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而言——在我看来最理想。结合前面所描述的英国货币体系的特点，它使英格兰银行能够对会员银行的信用创造保持绝对的控制，其程度是其他货币体系无法企及的。英格兰银行已经发展出一种完美的方法，将国家银行体系中会员银行的完全控制权移交给中央当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个别会员银行实际上没有能力影响银行货币的总量，除非它们违背了自己的准备金率惯例。即便如此，如果英格兰银行出售相应数额的投资，就能恢复原来的状况。这一体系中唯一的缺点是（上文已经提出过补救措施）：会员银行的准备金率由于不受法律的约束，容易发生变动；银行体系中不属于清算银行的会员银行的准备方式太含糊不清。

战前的体系在稳定世界物价或阻止信贷周期中断方面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它认为这是天意的安排，与自己没多大的关系。但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哪种原则支配着英格兰银行的行动，以及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应该预期什么。战后的体系已经用最有效的“管理”取代了旧式的“自动”体系，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管理”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它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迄今为止，还很难说它已经公开地在专家的讨论和批评的帮助下，尝试应用科学原理来实现最佳经济状态，它只是以伦敦金融区所谓的“幕后之手”的方法向未知的目的地前进。英格兰银行的做法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那种全面公开的高调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大概知道，英格兰银行本来和其他银行一样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现在它不光与会员银行有业务往来，还像其他银行一样与私人客户有业务往来；它与外国银行也有重要的业务往来；它还不时地与外国政府进行私密的交易；此外，尽管自大战以来，纯私人业务可能在下滑，但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却更巩固和扩展了。但我们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数字信息；1928年以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英格兰银行公布的存款中到底有多少代表会员银行的余额，多少属于其他类别的客户。

然而，在控制会员银行创造银行货币方面，英格兰银行掌握了迄今为止发展起来的最佳方法，这一点一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有理由希望，随着知识的进步，这些方法终有一天会得以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