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可用于放贷或投资的资金，相当于存款人账户内贷方存款总额的一大部分（接近90%）。如果所存款项是储蓄存款，那么他只是转移借贷资本的中间人；如果所存款项是活期存款，那么他既是存款人的货币供应者，也是借款人的资金供应者。所以，现代银行家便提供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服务。他能发挥票据交换的作用，并在不同的客户之间，通过贷方和借方的账面记录来回地转移当期支付，从而提供国家货币的替代品。但当他从公众那里收取存款，用于购买证券，或向工业和商业发放贷款，主要应付营运资本的需求时，他又在某种特殊投资贷付方面充当中间人。

这种职能的双重性是现代货币和信用理论中诸多难点的线索，也是一些严重思想混乱的根源。

当商品货币通行时，货币单位的供应和某种特殊投资贷付之间就没有这种密切的联系。但是，一旦表征货币进入市场，无论怎样迫使表征货币模仿商品货币的行为都会产生问题。因为制造表征货币不会消耗任何实际资金，因此，当公众持有更多的表征货币单位时，这种货币的发行者就会有一笔货币可以借贷出去，其价值等于公众为了方便获得更多的现金而作为代价自愿放弃的实际资金价值。

一位表征货币（以银行货币的形式）的发行者，当他将这种发行职能与借贷资本中间人所具有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并把他们充当中间人时所获得的资金，与他们充当表征货币供应者时所获得的资金结合在一起，再继而把这两种不同业务所产生的总收益作为一笔资金借贷出去时，货币发展便进入下一阶段。

在过去，区分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可能比现在容易。首先，银行存款主要是储蓄存款，而银行钞票则大部分用作现在的活期存款。在一些国家，这种区分仍然有相当大的有效性。但在英国，1844年的《英国银行法》（The British Bank Act）压制了银行钞票的发行，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使其无法辨认。最后，到了近代，银行控制了非常庞大的资金，并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组织，它们因而成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专业短期放款人。因此，它们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有责任满足社会对这种特殊借款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其重要性不亚于提供货币的责任。

将这两种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近代银行业的困境。作为表征货币的供应者，银行体系有责任维持这种货币已经规定好的客观标准；作为按照特定类型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放款的供应者，银行体系有责任根据平衡利率（即自然利率）尽其所能地调整这种贷款的供应，使其供求均衡。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客观标准的维持是在一种特殊的方式（其确切性质一般为人们所忽视）下，与银行体系以放款人的身份为促进新资本投资而采用的利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个原因，完全履行其中一项职责有时与完全履行另一项职责是不相容的，银行体系的控制者必须决定哪一项职责是优先的；如果两者不分先后的话，则必须在两者之间采取一种合理的折中方案。

在这些真理中，有些人以偏概全地选择其中一部分，而对另一些真理则选择盲从，这就导致大量非经典学派货币文献的作者之间产生了特有的对立观点。一方面是银行家，他们严格遵守从经验中学到的粗略经验法则，在行为上保持了起码的理智。另一方面是世界上那一群最客观公正的异端学派和思想怪客，其人数和热情异乎寻常。本书的作者由于写了一部《货币改革论》并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度，被他们奉为富有慈悲之心的人。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用各种语言写来的书、小册子、文章或书信，其内容都大同小异，论据也如出一辙[1]。对于任何研究货币理论的学者来说，如何应对这场洪流，应对此表现出多少尊重和礼貌，以及在这方面应花费多少时间，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当他觉得这些异端学派的强烈不满远比银行家的自鸣得意更为可取的时候尤其如此。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漠然置之。因为，就像在这种情况下一样，异端学派以丝毫不减的活力，已经蓬勃发展了两百年（实际上自表征货币出现以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正统学派的论据不可能完全令人满意。异端派学者是老实的知性论者，只要他们得出结论的思路没有被自己的理解所驳倒，哪怕这些结论是令人咂舌的，他们也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结论。当他们惊世骇俗的结论像这样的情形时：如果是正确的，就能解决人类苦难带来的许多经济弊病——他们心中的道德热情就会油然而生，使他们顽固的精神更加强烈。他们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在争论中昂首阔步。他们是值得尊重的；任何写这方面文章的人，都有责任试图澄清这一问题，并使异端学派和银行家在共同的理解下得到调和。因此，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分析是否能使我们得出一个使双方冰释前嫌的论点。

几乎所有货币异端学派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货币和信用方面的理论假说在以下方面是类似的：银行可以以某种方式向工商业界提供其需要的所有合理资金，而不需要任何人花费真正的成本。如果它们对自己的债权提出限定条件，那也是根据借款人用款目的的某种标准提出的。

因为他们是这样辩论的：货币（即贷款）是工业的生命线。如果可以以宽厚的条件获得足够数量的货币（即贷款），我们将轻而易举地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生产要素供应量。对于个体工商业者而言，“银行信用”就意味着“营运资本”；从银行的借款使他有能力支付工资、购买材料和贮存存储品。因此，如果能够自由获得足够的银行信用，就绝不会出现失业现象。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银行能够创造信用，它们为什么要拒绝任何合理的需求呢？为什么它们要对那些花费很少甚至完全不需要花费的东西收费呢？在他们看来，我们的麻烦似乎要归咎于这样一个因素：银行垄断了这种创造信用的权力，通过人为地限制信用供应，使它们能够对信用收取费用而从中谋利。如果他们拥有这种魔法的力量，为什么它们会如此吝啬呢？为什么实业家拥有的营运资本比他们希望的要少，或者被迫为此支付5%的利息？答案只有一个：垄断这种魔法的银行家们，为了提高价格，会有限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如果面包商是一家可以用石头做面包的封闭型公司，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按照四磅石头的成本降低面包的价格。在魔法发挥作用的地方，除非将其国有化，否则公众无法获得全部利益。我们的异端学派确实承认，我们必须小心避免“膨胀”，但这只发生在创造的信用不能适应任何生产过程的时候。创造的信用如果满足营运资本的真正需求，是绝不可能造成膨胀的，因为这样的信用是“自清自偿”的，在生产过程结束时会自动偿还。异端学派总结道，货币改革在于调整信用的创造，以满足营运资本的所有真正需求。如果信用的创造被严格限制在这种范围之内，那就永远不会出现膨胀。此外，除了应付坏账和管理开支所需要的费用之外，没有理由对此类信用收取任何费用。每一个星期，抑或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些人类的祈福者豁然开朗，发现这就是通往乌托邦的钥匙。

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

美国大银行家、金融家、财政部长，梅隆家族重要人物。20世纪初，梅隆家族逐渐形成了一个垄断资本集团，1910年后，梅隆财团控制了美国不少生产钢铁、石油的工矿企业。大萧条时期，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可见梅隆家族当时对美国的影响力。

银行家们对上述全部论据所作出的一贯回答是令人难以信服的。银行家并不否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能够创造信用。他们对这种创造行为所唯一需要的是一块适当比例的“黄金”（或其他形式的准备金）。当一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的余额超过其通常的需要时，它就能向工商界提供额外的贷款，这笔额外的贷款在它或其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另一面，便创造了一笔额外的存款（记入借款人的贷方或他选定的转移账户的贷方）。对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只有当以这种方式“创造”的信用导致了黄金的损失，减少了银行的准备金，从而说明有必要“缩减”信用量时，这种“创造”才是“过多的”。但是，如果黄金供应充足，那么就不需要阻碍这种创造行为。我们经常在金融报刊上读到的一句话是：“联邦储备体系充足的黄金存量表明，银行将毫不费力地为工商界一切的合理需求提供资金。”因此，如果我们相信银行家的话，那么工业可用的营运资本量，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取决于英格兰银行或联邦储备体系中储存的黄金数量。(www.daowen.com)

这种关于黄金的看法，异端学派自然会反驳，这确实带有欺骗性质。很明显，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不可能让工业活跃起来。因为其中大部分黄金都是年复一年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如果这些黄金化为乌有，只要我们蒙在鼓里，其他一切事物照样可以依然如故地继续进行着。如果认为英国工业可用的营运资金量取决于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黄金数量，那就太荒谬了。

尽管如此，银行家们还是努力将这些论点往回拉——拉回到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准备金上——即使他们不把这些事实当作事情的原因，至少也把它们当作一种象征。尽管是他们创造了信用，但他们创造的信用数量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无限的。这种数量一方面取决于贸易需求，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准备金状况。如果他们不顾自己的准备金状况而创造信用，黄金就会流向国外，危及货币的可兑现性；或者，如果没有实行金本位制的话，外汇就会贬值，从而提高所有进口商品的成本。对于有常识的旁观者来说，这似乎是正确而有说服力的。甚至异端学派也开始感到不安，但他并不信服，他的论点并没有得到论证。制造商所需要的信用额度，怎么可能取决于封存在“针线街”地下金库的金属量呢？他很快又回到原来的信念：银行家们唯利是图地编造出一套诡辩来欺骗他。信用是生产运营的道路。银行家们，如果知道自己的职责，就会根据社会刚好充分运用其生产力所需的程度提供必要的运输设施。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明确地解答这些疑难问题。非膨胀性（即不受利润膨胀的影响；收入膨胀又是另一回事）信用创造的真正标准是什么？我们发现，解决办法在于保持储蓄率和新投资价值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信用创造对新投资价值产生的净效应，并不会提高这种新投资的价值，使其超过公众的当期储蓄量，那么，银行家们才能创造信用，而不至成为膨胀倾向的众矢之的；同样，除非他们创造足够的信用，来防止新投资价值下跌到当期储蓄量之下，否则，他们将招致紧缩的非难。需要创造多少信用来维持平衡状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取决于信用的使用方式，以及其他货币因素的情况。答案虽不简单，但却是明确的；而这种平衡状态实际上是否能够得以维持，取决于整个产量的物价水平是否稳定。

因此，异端学派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利润膨胀的可能性。他们承认收入膨胀的本质和弊端。他们认识到，为企业家垫付信用，如果不是为了增加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使他能够增加生产要素的雇佣量，从而增加产量，那就与收入膨胀不是一回事。因为新创造的财富量与新信用是相适应的，但收入膨胀却并非如此。但是他们忽略了基本方程式的最后一项，他们没有考虑到投资超过储蓄的可能性，也没有考虑到以下这一可能性：当新消费力分配给生产要素作为报酬时，新创造出来的财富不一定具有可消费的形式。而且，他们没有认识到，即使生产要素的单位产品的报酬率不变，物价仍然会上涨。

然而，银行家的准备金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也许已经给了异端学派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他们的敌对方——银行家——提供给他们的答案不同。答案确实是不一样的。事实上，银行家的准备金，状况是一种象征——他们正确地把现金准备金的损失视为一种象征：购买力的供应超过了国内物质手段所能满足的程度。这是他们准备金的唯一意义。但是，这一标准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检验利润膨胀是否存在，而是检验膨胀或紧缩的程度是否与外部世界的事件存在适当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在金本位制下处于平衡状态，并不是在当它不受利润膨胀或紧缩影响的时候，而是当总膨胀或紧缩的程度——如第21章所解释的那样——导致国际收支平衡，从而总的说来没有产生黄金流入或流出的趋势的时候。正是这个原因，当金本位制正常运行时，信贷周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而在暂停使用金本位制时，情形则此一时彼一时了。因为，国际金本位制通常是将利润膨胀或紧缩现象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一种手段。

因此，无论是异端学派的原理还是银行家的原理，都无法实现物价稳定的理想。前者的做法可能产生利润膨胀，而后者的做法不但会产生利润膨胀，还有可能带来附加的不利影响，即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产生利润紧缩。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物价稳定的真正标准，即储蓄与投资的平衡。银行根据准备金的数量来决定贷款的数量（不过这种做法当然是现行货币体系强迫它们采用的），而异端学派则让它们根据可雇佣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决定。但双方都不打算按照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来决定，尽管这是维持物价稳定的唯一标准。不过，当异端学派抱怨银行在现行制度下的贷款政策基本上没有受到（也不可能受到）维持最佳就业水平这一目标的影响时，他们提醒人们要注意现行制度中的真正缺陷。

所以，银行家们甚至没有试图维持物价和就业的稳定性，于是在出现不稳定现象时，他们也不会因失败而遭受指责了。在金本位制度下，他们的目标是：与全世界银行体系的一般行为保持一致。他们的观念不是保持清醒，而是按照完美的行为标准，刚好享受所有同伴特有的那种程度的醉意（或头昏脑涨）。

另一方面，异端学派都主张严格的清醒状态和正常的体温，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活动和效率。但是他们对生理学的了解是不足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人保持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给自己服用一剂恰好可以适应体温、血压和其他附带条件的利率。

如果我继续用医学来打比方的话，那么在不稳定现象已经切切实实地发展，并且正在救治的时候，由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而产生了进一步的误解：治疗措施的最终疗效是毋庸置疑的，但除非经过一段时间，否则不能产生所需的反应。

例如，生产类型从投资性产品向消费性产品转变时（或调转过来），由于生产过程要占用一段时间，没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是不会在市场上产生效果的。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这种转变的物价刺激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采取必要的措施后。结果往往是补救措施使用过头了，这就好像某一家人给孩子服用蓖麻油，在第一剂发挥作用之前，每隔十分钟接连不断地给他服用一剂；或者打一个更恰当的比喻：这就好像不同的家庭成员相继给这个孩子服用蓖麻油，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给的剂量。结果，这孩子的病情加重了。接着他们又按照同样的原则给孩子服用铋。科学家将宣称，儿童易患腹泻——便秘循环症。他们还补充道，这种循环症是由于天气所致，不然的话就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或喜或悲的情绪所致。如果第一剂药物发挥效用的时间是恒定不变的，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这种循环是一种时期恒定不变的真正循环。也许他们会建议，治疗方法在于，当孩子便秘时，给他服用铋，而在另一种极端的时候则服用蓖麻油。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父母们会分成使用铋和使用蓖麻油两派，其中一派会因为腹泻的可怕而放弃使用蓖麻油，而另一派则会因为便秘的苦恼而放弃使用铋。

因此，保持使健康处于常态的中庸之道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