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里，吉布森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发表在《银行家杂志》（Banker Magazine）］[79]，强调利率（以统一公债的收益率来衡量）与物价水平（以批发指数来衡量）之间在一百多年来存在着异常密切的相关性。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吉布森先生的数据感兴趣，并常常努力建立一些理论上的假说来解释这些数据。有一段时间，我的失败让我试着相信，吉布森先生那些异乎寻常的结果，无非是由于一种公认确证且容易解释的趋势，也就是在信贷周期的上升阶段，物价和利息一并上涨；在信贷周期的下降阶段，物价和利息一并下跌，而且还要考虑到纯属巧合的情况。但要维持这种观点绝非易事。因为奇特的地方是：“吉布森悖论”——我们可以这样恰当地称呼它——是整个计量经济学领域中完整确立了的经验事实之一，只是理论经济学家大多忽略了它。这确实不太可能是偶然现象，因此，是可以对其做出某种普遍性的解释[80]。然而，前几章的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假设性的解释，这里值得一提。

实际数据已在下表中列出。

〔1〕1820年以后的指数是《统计学家》（Statist）杂志续编的索尔贝克指数，而1791年至1819年的指数则是杰文斯指数×，该乘数表示1820年至1829年索尔贝克指数与杰文斯指数之比。

〔2〕直到1839年为止，每年的数字是本年最高数值和最低数值的平均数；自1840年起，则是全年数值的平均数。

〔1〕19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统一公债都维持着人为的价格。

该表的第一栏和第三栏是完全未经校正的普通事实。第二栏中的批发指数做过一些校正（表中已标明），具有减缓其较剧烈变动的效果。如果在130年的时间里不发生任何货币事件，要求改变指数的基数，以清楚地显示出这两栏的变动趋势只是大体一致，而不是以正好相等的数量发生变动，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校正是那样微小，我们最终只是回到了起点。它们包括基数上下10%至20%的长期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是与货币史上众所周知的事件相符合的。

那一栏的数据经过了校正，虽然问题看起来更清楚，但完全没有必要建立相关联系。科茨（W. H. Coates）先生[81]采用未经校正的数字，计算出1825年至1924年这一百年和1908年至1924年现代时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182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大致可归纳如下：物价和利息从1820年到1850年一同下跌，从1851年到1856年一同上升，从1857年到1888年一同下跌，从1858年到1864年一同上升，从1866年到1869年一同下跌，从1873年到1896年一同下跌，从1896年到1900年一同上升，从1901年到1903年一同下跌，从1905年到1907年一同上升，从1907年到1908年一同下跌，从1908年到1914年、1914年再到1920年一同上升，从1920年到1923年一同下跌。除了这些一般趋势以外，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微小摆动，也是在同一个方向上[82]。此外，科茨先生对相关系数的计算值充分证明了这些表面关联的实质。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最明显的解释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贸易在信贷周期的上升阶段扩展时，批发价格和利率都有上升的趋势。然而，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这种相关性是一种长期或中期的现象，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短期现象。即使完全不考虑与信贷周期相关联的批发指数会剧烈摆动，这种相关性也不会因此而减弱。事实上，统一公债的收益并非总是与信贷周期的各个阶段相对应。此外，皮克（E. G. Peake）先生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银行家杂志》，1928年5月，第720页）中使用了与吉布森先生不同的统计数据，但却有力地证实了吉布森先生得出的结果，文章说明了长期利率的相关性高于短期利率。皮克先生使用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的借款股份收益来代替统一公债的收益（以避免后者转换时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他还绘制了统计图，说明伦敦流动货币的利率和为期三个月的银行汇票的贴现率。虽然后者的短期走势与批发指数的短期走势相同，但他却发现，就整体而言，两者的相关性并不紧密，如下表所示：

1882年至1913年的相关系数

关于利率与货币的增值（或贬值）之间的关系，欧文·费雪教授有一个著名的定理，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实际数据作为这一定理例证，事实上这只会背道而驰。因为费雪教授假设的补偿性变动，与一年后对今日贷款应偿还的货币金额（包括利息加上或减去该年货币价值变动的补贴）有关。因此，如果实际利息为每年5%，而货币价值每年下降2%，那么以一年之后的钱，偿还今日贷出的100元，贷款方就会要求每年偿还107元。但吉布森先生提醒我们，这些变动对借贷双方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非但不是补偿性的，反而加重了这一影响。因为他向我们说明了：如果物价每年上涨，例如2%，那么这通常与长期证券的资本价值每年下降2%的趋势有关。因此，长期证券的购买者在一年后所拥有的款项就减少了2%，其间，货币本身的价值也减少了2%，从而他就亏损了4%，这两个变动的因素不是相互抵消的而是相互加重的，而这一年所赚利息的利率变动太小，无法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对这一现象的初步解释如下：

（一）我认为，以长期证券收益衡量的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关系是很“黏结牢固的”（自然利率在第11章下了定义，并在第13章中进一步解释，它是指储蓄量和投资量完全平衡的利率）。也就是说，当自然利率下降（或上升）时，银行界不会很快发现或对此作出反应，于是，市场利率就会呈现落后的趋势，其下降（或上升）往往小于与自然利率保持关联时应有的程度。换言之，在原有的利率水平上，储蓄量相对投资需求过剩或不足时，利率就无法迅速适应新情况，从而维持储蓄量和投资量之间的平衡状态。在19世纪早期，高利贷法可能在这方面起过一些作用。如今，伦敦的银行贷款并非完全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进行，也许和这有关。此外，新的储蓄量必须在对外投资中找到主要出路，这种情况下，一种因素对另一种因素如此缺乏敏感性的情形将特别明显，个中缘由已在第21章中说明。

（二）由于资本总额在任何一年的年增量，相对总额来说都是很小的，所以自然利率的变动是长期动态，可长达数十年之久，但会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中断。

（三）在自然利率处于长期变动的过程中，下降时，会出现投资长期滞后储蓄的趋势，因为市场利率不能以同样快的速度下降；而上升时，则会出现投资长期超过储蓄的趋势，因为市场利率不能以同样快的速度上升。由于市场利率落后于自然利率，因此投资率便无法得到适当程度的刺激或抑制。

（四）作出这些假设之后，从我们的基本方程中可以推出：当自然利率下降时，物价水平就会出现长期的滞后现象，并且方向相反。这种现象的规模不像信贷周期那样大，性质也没有那么显著。这是一种轻微的、长期持续的，并且沿着某个特定方向发展的滞后现象。每发生一次利润紧缩（或膨胀）就会逐渐转化为一次收入紧缩（或膨胀），继而又发生一次新的利润紧缩（或膨胀）；只要投资滞后于（或超过）储蓄一定数额（两者之间的差额没有必要日益增大），物价将继续无限制地下跌（或上升）（参见上卷第13章）。

（五）这一解释，明显会遭到如下反对：在较长的时期内，物价水平受货币供应量的支配（当然也会受到银行营业方法、流通速度等的校正），而货币供应量又是由完全与利率无关的原因所支配的。我对这一反对意见的答复是：过去一百年来旨在根据现状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管理”程度通常被人们低估了；此外，在基本方程式中还有另一个“黏性”因素，即货币效能报酬率。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表现出的对黄金供求关系变化的适应能力，比人们有时想象的要强得多。它们都是天生的黄金囤积者，每当它们发现自己有能力这样做而又不会给企业界造成不便时，它们总是热衷于增加黄金的存储量。因此，过剩的黄金供应量通常可以被吸收，而对物价产生的影响没有预期那么大。另一方面，当黄金短缺时，它们不愿意对企业界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其降低货币报酬率。这方面的小动作已经很令人不快了，所以各中央银行总是力求（如果可以的话）避免更大的动作，于是它们会找到某些方法，例如：渐渐地改变准备方法或流通中黄金的使用量，使较少的黄金“起到”较多的黄金在旧习惯、旧方法下所起的作用。此外，以前不采用金本位的国家，部分或全部采用金本位的速度，仍然依赖于可用于满足其需要的自由黄金的充裕程度。最后，东方国家关于黄金相对白银的估价，一直起到抑制极端变动的调节作用，在长期中尤其如此。换言之，各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参照黄金的相对充裕程度，对黄金的贪求程度进行了调控，而且它们倾向于默默接受新黄金供应量加上上述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使其黄金储备水平刚刚好。

（六）我的结论是：即使是物价水平的长期变动，所受基本方程式第二项影响的程度也远远超出预期。如果这是正确的，就能解释吉布森悖论了。如果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变动方向相同，但又总是滞后，那么物价水平即使在较长的时期内，其变动趋势也往往与利率的变动方向一致。参看上文的统计表，货币的影响不同于利润膨胀和利润紧缩的影响，只限于基数上下10%到20%的周期性变化，此表的第二栏对此作出了大致说明。

布尔战争期间的民兵团

布尔战争一般指1899—1902年英国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所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又称南非战争。最终英国在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与国际舆论压力下，与布尔人签订和约，结束了战争。

总的来说，我倾向于将物价下跌和贸易不景气之间众所周知的关联归因于利润紧缩的影响，而不是归因于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影响。我的意思是，市场利率的下降速度赶不上自然利率的下降速度，这比黄金供应不足更为重要。我们的表格说明了：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布尔战争时期，以及此后（1901—1914年）对外投资大规模扩张时期，以及大战时期，利率的上升速度不足以使储蓄量赶上投资量。另一方面，在1820年至1900年间，利率的下降速度不足以使投资量赶上储蓄量，19世纪中叶（也就是1855—1875年）的巨大投资热潮除外。自1920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局势。

况且，弊端是累积性的。因为超过投资量的那部分储蓄量被浪费了，不会实现为世界财富的任何净增长。因此，利润紧缩不仅使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而且还通过阻碍财富的增长，使自然利率本身保持在没有阻碍时的水平之上。

这几段文字要求我们对当前局势再作一个评论。我重申一下，当前最大的弊端和近期经济发展的最大危险在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不愿意让市场利率迅速下降。战争结束已经过去十年了，储蓄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其中一部分却由于各国中央银行不愿意让市场利率降低至使储蓄量能够完全被投资需求吸收的水平。从而储蓄量被浪费了，白白洒在地面上。在欧洲回归金本位的同时，采取了将利率维持在人为的高水平之上的政策，以促进紧缩的产生。1929年，联邦储备局和华尔街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者为阻止利率达到自然水平而误入了歧途。

特别是在英国，有一个学派认为，为了转换战时债务而长期降低利率的方法是：通过厉行节约的运动来刺激储蓄，同时通过“经济”运动来阻碍投资。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用来投资的储蓄会被浪费掉，对国民财富没有任何增补。只有投资（即以资本货物的形式增加物质财富的生产）才能增加国家财富，才能长期降低自然利率。

然而，展望未来，在我看来，未来二十年的前景将会出现这种强大的趋势：自然利率下降。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危险：中央银行阻止市场利率全速下降的政策将推迟这一趋势的实现，并且会不必要地造成大量浪费和萧条状况。我在第37章第四节中会回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1]此处有关熊彼特教授观点的简要总结摘自韦斯利·米切尔的《商业周期》，第21页。

[2]有关这一学派各种观点最好的简短总结可参看韦斯利·米切尔的《商业周期》，第20—31页。

[3]他的学说最初是在1894年用俄文发表的。

[4]罗蒂上校的“过度投资”理论可以更直接应用于营运资本的增长率超过储蓄率而形成的循环。其优点在于认识到，在这些情况下，问题的本质在于购买力是在扩张开始时就产生的，而商品则是在较晚的时候才会出现，这取决于生产过程持续的时间。

[5]约翰森先生最初是在《关于危机的一个被忽略之点（1908）》［A Neglected Point in Connection with Crises（1908）］中发表了他的理论，然后在1925年、1926年和1928年连续出版了小册子。他的“亏损储蓄”理论，即从消费支出中保留出来但没有实现为资本支出的储蓄，从而导致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家亏本销售这些产品。在我看来这一理论非常接近于真理。但约翰森认为，在现代世界，当期储蓄不能实现为资本支出或多或少是一种永久性的状态，这是由于资本市场饱和，而不是由于银行体系暂时但经常不把全部储蓄转交给企业家所造成的。并且他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这是他诊断出来的病症，那么降低利率将是治愈这种病症的良方。

[6]这是霍特里先生所主张的观点，参看《贸易与信用》（Trade and Credit），第126和156页。

[7]这些数据是根据惠特哈姆（W. C. D. Whetham）先生在1925年12月的《经济学报》上发表的计算得出的。在混合农场的情况下，他按月计算的数据如下：
　　

[8]英格尔斯：《美国人民的财富与收入》（Wealth and Income of the American People），1923年，第150页。转引自韦斯利·米切尔《商业周期》，第96页。

[9]参看弗勒克斯（A. W. Flux）《论国民收入》（The National Income），摘自《统计学报》（Statistical Journal），1929年，第Ⅰ部和第Ⅱ部。

[10]由伦敦和剑桥经济研究所发表。为了保持记录的连续性，这里照搬了娄韦先生原来发表的数据。此后，他对以后几年的数字做过重大的修改。该指数并未根据长期趋势进行校正。

[11]斯奈德：《商业周期与商业测量》，第239页。该指数以87个项目为依据，没有根据长期趋势进行校正。

[12]英格尔斯博士认为（转引自上述韦斯利·米切尔的著作第154页），在1920年间，美国的储蓄量（大概意味着我所说的投资量）缩减到正常数量的一半左右，大约从国民收入的14%至15%缩减为7%至8%。

[13]韦斯利·米切尔教授的统计表（《商业周期》，第338页）表明，上升时期的平均持续时间略少于2年，最长持续时间约为3年。

[14]事实上，英国实际工资的下降有一大部分被推迟到1922年年中才实现。

[15]这里的“工资”包括所有生产要素的报酬。

[16]后面几节未计入存储季节性存货的营运资本。

[17]在这个例子中，虽然我不再假定投入率是稳定的，但为了简化，我仍然假设雇佣强度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是稳定的。

[18]这一数字附带说明了消费者的需求非常缺乏弹性，尽管物价变动很大，但最高消费仅比最低消费高出1%。

[19]那些注意到收成与信用循环之间具有相关性的人可能对以下内容感兴趣。如果把7月份不足1亿蒲式耳的小麦存量视为反常的小数量，超过1.5亿蒲式耳的小麦存量视为反常的大数量，那么最低存货量就分布在1898年、1905年、1908年和1909年的7月份，而最高存货量就分布在1896年、1899年、1900年、1907年和1923年的7月份（不计战争年份）。前一类的所有年月都处于信用循环的上升阶段，而后一类的所有年月，除1899年以外，则都处于信用循环的下降阶段。这样的结论是矛盾的，如果有结论的话，我不知道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但是也许可以看出：由于必须把出口货品的价格降低到对世界市场具有吸引力的程度，从而丰收年的收成会使物价出现比例失衡的现象，于是农村的购买力在存储量小的年份具有明显的优势。

[20]如果营运资本每年增长3%，这可能不会超过年储蓄量的10%。见上文第277页。

[21]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分别赋予这一术语的确切含义可参看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95页。

[22]关于这一学说的历史评述，请参看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附录十。

[23]这一学说除了将“营运资本”与“流动存储”混为一谈外，还有一个次要的错误，就是将可用来维持和酬劳所有生产要素的资金与专门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混为一谈。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资金保持不变，但它在若干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可以变动的。当然，最终导致穆勒放弃工资资金说的正是对这一错误的批判，而不是对其更根本的错误的批判。

[24]《经济学原理》，第545页。

[25]《贸易与信用》，第169页。

[26]《贸易与信用》，第74页。

[27]参看《贸易与信用》，第126页和第10页；《通货与信用》（Currency and Credit），第24—26页。

[28]《贸易与信用》，第156页。

[29]《贸易与信用》，第160页。(www.daowen.com)

[30]伦敦和剑桥经济研究处关于“主要商品存储量”的专题备忘录分别发表于1923年4月、1924年6月、1925年7月、1926年2月、1927年3月和9月以及1929年8月。

[31]据计算［《橡胶季刊》（Rubber Quarterly），1928年11月］，美国棉花的全球存储量在过去一年里，平均约为两个月的供应量，包括工厂存货的话平均则为两个半月的供应量；食糖存储量为一个半月的供应量；茶叶存储量为三个半月的供应量；锡不到两个月的供应量；铜为三个月的供应量。只有超过这些正常存储量的部分才是真正多余的剩余量。

[32]由于在这两年中价格会逐渐上涨，新增生产量也会相应地逐渐恢复，因此，对新增生产的初步削减量必须大于25%。

[33]米尔斯在《物价的性状》中收集的证据说明了许多个别商品价格通常会受到变动强度的影响，并说明短期投机商索取相应报酬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34]（1+0.4）×（1-0.3）≈ 1

[35]1920年刚刚收获棉花时其棉花总存量约为1700万包，若按每磅24美分计算，其价值达20亿美元，要找到愿意承担价格变动风险的人。而这可是一笔巨款。

[36]一年前的存储量更高。但是，由于政府当时尚未释放战时存货，这些存货的分量在市场上并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37]我忽略了随后1923年春季价格上涨超过正常水平的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等程度的生产过剩现象。

[38]因为，如果a衡量的是出清多余存储品并使价格恢复正常所花的时间，那么投机商在这段时间开始时买进货品，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卖出货品，就必须有足够的利润来支付他的贮存开支，即a·x = p。此外，由于从一开始存储品就以2q的速度减少（削减产量而产生的q，增加消费量而产生的q），价格稳步上升，所以存储量的平均削减率是q，即a·q = y，由此得出上述结论。

[39]米尔斯先生所著的《物价的性状》一书中包含了大量的数据，用于研究在上文已从理论方面论述过的现象事实。

[40]另一方面，橡胶提供了严格限制的初步理由，因为一旦栽种树木并开始开花结果，商品就会在高度非弹性供应的条件下生产出来。

[41]“期货”价格是指未来交货和付款的价格，而不是现金支付的价格。

[42]在古代，铜不值钱而且极为丰富，鉴于冶炼的成本和困难，必定只能从纯度非常高的矿石中获得。也许埃及支配了一条异常丰富的铜矿层［现在正在被刚果和北罗得西亚（现名为赞比亚）发掘］，并在此基础上建造了强大的底比斯城。

[43]在罗马从汉尼拔手中夺走摩勒纳山脉之后，从西班牙矿山掌握的大量金银条供应当然也是罗马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波利比乌斯所报，在他那个时代，被雇用的矿工达4万名之多。

[44]古代欧洲世界的贵金属供应在奥古斯都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据估计［参看雅各布（William Jacob）的《贵金属的生产和消费》（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到公元800年，贵金属的存储量已经下降到了原来的十一分之一。我不知道这一估计是否可靠。据我所知，最受认可的现代历史学家，例如罗斯托夫采夫（M. I. Rostovtzeff）［参看《罗马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坦尼·弗兰克（Tenney Frank）［参看《罗马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第二版），第504页］、道普希（Aifons Dopsch）［参看《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Naturalwirtsehafi und Geldwirtschaft），第88页］等都不认为贵金属的缺乏在罗马的衰落中起到了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值得重新考查。

[45]摩尔人重新开发了西班牙的矿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们著名的文明。从那时起，在萨克森、哈兹和奥地利的矿山的帮助下，原来的现状可能得以维持下去。

[46]菲普斯先生（后来的菲普斯爵士）曾带领一支远征队前往打捞一艘被认为大约在50年前在西班牙海岸沉没的运载财宝的西班牙海船，在这个不可能成功的事件中，这次远征创造了非凡的纪录。他从海上捞起了大约价值25万英镑至30万英镑的财宝之后于1688年回到伦敦，并向股东支付了10000%的股息［就连德雷克（Francis Drake）也只发放了4700%的股息而已］。这一事件所引起的兴奋和刺激是证券交易所极度繁荣的近因，这一繁荣在1692年至1695年达到顶峰，并以英格兰银行的成立，现代证券交易所牌价的公布（包括137份证券），以及洛克和牛顿的货币改革而告终。这对国内投资的刺激抵消了威廉三世（William Ⅲ）对法国发动战争而造成的外贸损失，并创造了一种乐观和繁荣的气氛，这对新政权的稳定必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一投资热潮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一马当先成为了后来各个时期非常典型的公共事业繁荣（例如19世纪的铁路繁荣）的“开门红”，其特点是发行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债券。［对于这一事件以及本节提到的其他许多事件的细节，可参看斯考特（W.R.Scott）的《1720年之前的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各处］。

[47]汉密尔顿教授最近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关于他对西班牙财富史的研究，其序言为下文内容提供了不少帮助。他在《经济学期刊》（1929年11月）发表的文章［《美国的财宝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500—1700）》（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500—1700）］中，对这些研究做了最好的总结。但也可以参阅他的以下论文：［《美国宝藏和安达卢西亚的物价（1503—1660）》（American Treasure and Andalusian Prices，1503—1660）］（《经济史和商业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1928年11月）；［《美国金银向西班牙的输入（1503—1660）》（Imports of American Gold and Silver into Spain，1503—1660）］（《经济学季刊》，1929年5月）；以及《西班牙财宝船上的工资和生计（1503—1660）》（Wages and Subsistence on Spanish Treasure Ships，1503—1660）［《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29年8月］。这些调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下文引用他的材料不再特别注明。

[48]汉密尔顿教授的“口粮货币津贴统计表”是由塞维尔贸易局的会计师根据当时的实际物价计算得出的数字，该表提供了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总结：（见表）
　　

[49]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的物价上涨得非常高，部分原因可能是西班牙政府竭力阻止金银出口，对于这种政策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们无疑是盲目的。

[50]在德雷克和其他人的功绩（见下文）之前，新的财宝只能零星地通过安特卫普货币市场流入英国来影响英国的物价。

[51]根据斯科特（见前引书，第一卷，第465页）所说，1603年至1620年是贸易景气的年份，直到1620年至1621年以后市场才开始转向萧条。

[52]莎士比亚像牛顿和达尔文一样，死时很富有。据传说，在他的晚年，“他每年的开销达一千英镑”，这在17世纪初算是相当奢侈的生活了。波普（Alexander Pope）是这样赞美莎士比亚的：
　　For gain not glory winged his roving flight，
　　And grew immortal in his own despite，
　　大致的意思是：他之所以展翅飞翔不是为了辉煌的荣耀，而是为了有利可图。尽管如此，他还是流芳百世。不管波普的这种说法是否得当，莎士比亚的事业生涯确实恰逢充满机遇的盛世，英国任何冷静明智的人只要想赚钱都会这么做。1575年至1620年是利润丰厚的黄金时代，出现了美国近代以前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动态之一（由于收成情况、瘟疫、商业危机和战争事件等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经济不景气的年份：1587年、1596年以及1603年）。莎士比亚在1575年是11岁，逝于1616年。以下论点可供喜欢轻率下结论的人研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轻松愉快、欢欣鼓舞和没有统治阶级所导致的经济忧虑的氛围中蓬勃发展的，而这种氛围则是由利润膨胀引起的。

[53]参看汉密尔顿教授的《安达卢西亚的物价与工资统计图》（Chart of Prices and Wages in Andalusia），原载于《经济学期刊》，1929年11月，第354页。

[54]1540年到1600年间西班牙工资的极端上涨，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完全不一致，人口因流入军队和美洲而减少（在较小的程度上是由于大量的独身主义者和摩里斯科人被驱逐而减少），以及农民进城加入海外冒险家的队伍或为个人劳务赚取高薪，这两件事无疑加剧了这一趋势。所有这一切，以及随之而来的维持耕地的困难，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的老生常谈。但我知道在汉密尔顿教授的研究之前是没有统计数据的；历史学家一如既往地把这些事情归因于道德和政治原因，如懒惰、迷信和奢侈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货币的影响。正如现在把英国的麻烦归因于工人的懒惰，工会的蒙昧主义和雇主的无能等，这些因素如果能被证明是现代所特有的，就更值得作为解释理由了。

[55]包括掳获商船！因为，就英国而言，进口金银条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德雷克捕获了西班牙的财宝船，以及其他人的许多类似行为而得到的。这些远征队是由辛迪加联合组织和公司资助的，象征着商业投机，其成功和成果对各种企业产生了刺激影响。英国的繁荣时期无疑始于1573年德雷克第一次重要远征（他的第三次航海）归来的时候，1580年他第二次远征的丰厚收获证实了这一点，而1586年的第三次远征也不容忽视。在金鹿号上被带回的金银财宝的价值当时是秘而不宣的，历史学家所做出的估计各不相同，从30万英镑到150万英镑不等。斯科特教授特别倾向于较高的数额，并提供证据说明这笔财宝的价值至少超过60万英镑。这些货币的大量流入在建立1575年到1587年的“十一年的大繁荣”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对于这些经济因素塑造了伊丽莎白时代并成就了它的伟大，我们的历史学家连只言片语都没有提及，比如《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56]以上的计算都不是精确的，只是大概的量值而已。

[57]另一方面，须要谨记的一点是：在16世纪初，英国的实际工资高得不正常，远远高于维持生计所需的水平，因此便有很大的下降余地。克拉潘（John Clapham）教授告诉我，仅以小麦工资比率为基础，这些数字表明，就其价值而言，英国实际工资的大致变动趋势可以用以下比例来表示：1340，1；1450—1510，2+；1540—1570，2；下降到1570—1600，1；1600—1650，1+；1650—1700，1。

[58]我们应该记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1570年是英国物价首次受到影响的年份，1636年是物价全面受到影响的年份。

[59]亚当·斯密没有低估短期的长度。他写道：“90年的时间足以将任何一种没有垄断的商品降至自然价格。”

[60]这个表格是根据汉密尔顿教授在《经济学期刊》（1929年11月第354页）的内容和他好心提供给我的一张数据表格汇编而成的。

[61]在17世纪的最后十年，由于上文提到的种种特殊原因，伦敦的投资热潮挽救了荷兰威廉的命运。

[62]《经济学报》，1904年，第459页。

[63]表中列出的数字是有关新发行资本的实际取款通知额，因此不包括证券转换和资本重组等。包括在内的是英国发行的债券，其中有一部分，有时一大部分是在国外认购了的。在这一栏的旁边，我还列出了国内产品的出口价值的变化。在那段时期，我国的海外客户的购买似乎很快地受到了我们对他们的贷款量的影响。

[64]新发行额的年平均量为：
　　

[65]如果我们能把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区别开来，我想前者会翻一番。

[66]《经济学人》杂志在其1892年的《商业史》（Commercial History）中写道：“信托公司融资方式被披露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容易传播和延续不信任情绪，恐怕这种不信任情绪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继续产生这种有害的影响。因此，无论怎样劝诱，公众都已经拒绝参加新的工业或其他事业了。”

[67]回想起来有趣的是，1896年经济开始复苏与商业周期的繁荣有关。

[68]1915年初，贸易局大臣朗西曼（Watler Runciman）发表的一篇演讲［参看贝弗里奇《英国的食品管制》（British Food Control），第9页］说明了当时各当局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中他指出：必须从提高工资中找到阻止物价上涨的办法，而当时的普遍观点是应该压低物价，而使消费不受控制。

[69]对于军需品工人方面每次提出的不满最后几乎都是通过增加工资来解决的。（“工资给他们，我们要实物。”）［参看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战后余波》（The Aftermath），第33页］。

[70]也就是说，当时出现了大约相当于战前水平150%的收入膨胀，除此之外，还出现了33%的利润膨胀率。

[71]在此之后又出现了因恢复金本位制度而引起的紧缩现象，本章下一节将对此加以说明。

[72]当时的工资率的变动是相当大的。在英国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后继而发生的利润紧缩并未在五年后导致收入紧缩。

[73]在截至1925年5月的一年里，以国际指数衡量，黄金大约贬值5%，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又恢复了全部下跌的价值。

[74]最近由国家经济研究局汇编的《公共工程的规划和管理》（Planning and Control of Public Works）一书中收集的材料对评估道奇统计数字非常有用。上面引用的更全面的估计摘自该书第126页。

[75]上述数字可能把实际施工时间全部提前了大约6个月。

[76]这一数字可能被流动资本投资的增加（即存储品的增加）部分抵消。

[77]通过经纪人和直接从银行获得的证券贷款总额为（单位：百万美元）：1929年6月29日，15055；1929年10月4日，16660；1930年6月30日，12170［罗尔齐（H. V. Roelze），《经济统计评论》，1930年8月］。

[78]12月份的上市股票数量大于9月份，9月份的上市股票数量大于4月份，但这对论点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79]特别参看《银行家杂志》，1923年1月和1926年11月。

[80]吉布森先生自己是这样解释的：“这显然是由于生活成本越低，投资的余地就必然越大这一事实。”对于这一解释，恐怕必须毫无保留地予以摒弃。他忘记了，货币报酬加上利润的变动程度与物价的变动程度是相同的。

[81]《科尔温关于国家债务和赋税的报告》（Colwyn Report on National Debt and Taxation），附录XI，第101页。

[82]吉布森先生在1923年1月的《银行家杂志》上分别发表了每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