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英国自1925年起，一直遭遇的困难因另一个因素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严重。由于这一因素能够很好地说明上卷第21章的论点，那么就在这里谈一谈这个因素。

我们在第21章中看到，平衡状态下的利率是这样的：按该利率提供的对外投资贷付额，正好等于由国内外相对货币生产成本决定的对外贸易顺差；且按该利率提供的国内投资额，正好等于国家储蓄总额超过对外投资贷付额的逾额部分。恢复战前的黄金价格，对外贸易差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这样使英国的黄金生产成本相对其他地方有所增加。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趋势在起作用：对外投资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比国内投资有所增加，这意味着我们为了达到平衡状态，需要的对外贸易差额不仅同1925年前一样大，而且还要更大。于是，一直以来有两种独立的力量在促使对外贸易差额L（超过自然利率的人为利率未能发挥阻碍作用的情况下）超过对外贸易差额B。因为L（如果任其发展）一直在努力增加，与此同时B则在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实证明充分提高B是不可行的，那么除了通过将市场利率提高到超过自然利率来降低L之外，没有任何补救办法。这不可避免会造成国内投资额和投资总额被迫下跌至平衡状态的水平以下。

由此可见，利润紧缩和失业的出现是有双重原因的。而且，第二种原因还出现了恶性循环。因为利润紧缩造成的实业损失，进一步增加了对外投资的相对吸引力，这样就更有必要维持高得反常的利率，于是总投资相对于储蓄不足所引起的利润紧缩，以及利润紧缩造成的失业，就更加死死地套在我们脖子上了。

一旦放弃实质性地减少货币工资的做法后，仍然有四种办法来摆脱僵局：

（一）第一种方法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方法，是通过降低货币生产成本（不是靠削减货币工资，而是靠提高效能）来增加对外贸易差额B。这被称为“合理化”。显然，在这种意义下，越是“合理化”，情况就越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性质的改善，充其量只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国内的效能相对于货币工资的提高必须比在国外成熟得快；国外的关税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而在1930年，世界范围的循环性萧条又形成了一个障碍。

（二）第二种方法在实业界颇受欢迎，理由显而易见。这个方法也就是通过征收关税或采取类似措施减少进口量，从而增加B。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采用这一补救办法，可能既不会导致英国的出口量减少到与进口量减少相当的程度，也不会导致国内投资减少，而是会导致对外投资有所增加，这种增加将主要成为社会财富的净增加。这种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会发生的情况所做的比较，当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削减货币工资（其流动性对自由贸易的状况是至关重要）的补救办法不可利用。(www.daowen.com)

（三）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实际上相当于某种补贴的方式来增加国内投资，以便弥合市场利率（是指为了限制对外投资贷付额而必须实行的利率）和自然利率之间（是指总储蓄额超过由B决定的对外投资额的逾额部分在国内能够找到有利出路的利率）的差额。因为，这一储蓄逾额成为某种投资，显然要比以实业损失的形式浪费掉更好。但是，有关人士却很难理解这一点。如果市场利率为5%左右，投资于收益只有4%的资本发展自然是浪费了，这就好比是按5%的收益投资还是按4%的收益投资，两者应该如何抉择的问题一样。但事实上，对整个社会来说，真正需要选择的是，增加收益只有4%的资本财富，还是完全不增加财富。应当指出，这一补救办法实际上等同于通过补贴或其他同等措施，为国内投资设立一种相对于对外投资而言的差别利率。

（四）第四种方法是通过国际低息贷款政策，在国内和国外促进全世界的投资。这一政策通过提高世界物价，或至少避免物价进一步下跌来推动我们的出口，从而增加我们的对外投资；同时，利率的下跌将增加我们的国内投资。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将使投资总额接近储蓄额，从而有可能结束实业损失和失业的时代。然而，这种方法需要国际合作，这种合作直到1929年年底华尔街萧条之后才开始。此外，在短期贷款利率的下降对可用长期贷款的数量和价格发生反应之前，预期不会有充分的结果，而这种反应由于各种特殊原因，并没有迅速出现。最后，就英国而言，只能依靠这种补救办法来阻止1930年全球循环性萧条带来的更深层的麻烦加剧，想要得到更多就欠妥了。

所有这些方法都有其价值，其中一些方法在读者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有用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我对英国在自由放任制度下的经济前景怀有更深更持久的关切之心。

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比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都要高。人口将很快停止增长。尽管反对的声音很多，但由于我们的习惯和制度，我们向来是厉行节俭的民族，我们约10%的收入会留作储蓄。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料，如果英国是一个封闭式经济体，那它的自然利率将迅速下降。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美国可能比它自己预期的更快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状况），利率下降的速度可能要慢得多。因此，在自由放任制度下的平衡状态中，我们要在对外投资中为储蓄中比例很大且日益增加的部分找到出路。如果我们先前的对外投资收入增长得比我们的当期储蓄快，那么这种状况到时候会自行调整而不必增加我们的出口。因为根据这一假设，在一段时间内，先前投资中增加的利息有可能会为新投资“提供资金”。但看来这其中可能还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假设我们的储蓄总额在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之间自由分配，那么要在此过渡时期保持平衡状态，又不使我们的出口相对于进口有较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存在着国际性经济萧条，这可能使我夸大了这一问题的难度。但鉴于我们正遭受的关税壁垒，鉴于在大规模生产和普遍采用现代技术的世界中，我们过去在生产制造方面享有的特殊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鉴于我们的工人一贯享有的实际工资（包括各种社会服务的价值）比我们的欧洲竞争对手要高，人们不得不怀疑，在不断扩大贸易盈余的基础上，实现平衡状态的做法实际上是否可行。

也许，按照我们的传统原则，实现平衡状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但是，如果社会和政治力量阻碍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那么，通过诸如对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采取差别条件，用这样的手段来达到平衡状态将更好，甚至对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采取差别条件，这种有失体面的做法也比无限期遭受实业损失和失业要好，因为不平衡状态正是意味着这些。在上面提到的两种方式中，相对于对国内和国外产品采取差别价格的方法，我更倾向于对国内和国外的投资采取差别利率；因为我相信这个方法有更大的作用范围，且不至于在其他方面存在发生有害反应的风险，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利益。但是，我现在逐渐转向于这样一种观点：也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来对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制定差别价格，并且这些方法会产生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