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时，全世界在和平时期正常生产过程中的营运资本都已耗尽，其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在制品中有一部分突然变得对原来的目的毫无用处，消费品存储量到处都下降到远低于正常水平的程度。因此，只要有购买力，对货物的预期需求量是很大的，而且复员的军队也能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如果按照当时的货币工资雇用劳工，同时取消各种战时限制，物价的上涨便势不可挡。此外，对于工具品和住房等其他固定资本，也存在各种迟迟未满足的投资需求。

于是，推动投资使其速度超过储蓄率的动力是极其强大的。同时，为以前服役的军人或从事军需品制造的人找到令其满意的货币工资率的工作，在这方面所承受的压力几乎没有减弱，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利润膨胀无法避免，除非继续保留甚至加强战时限制，同时拖延吸收复员军人就业的过程，使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当时的情况下，银行当局充分阻止利润膨胀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可行，但整体观之，谁又会说这是可取的呢？依我在事后写作时的判断，在后来的阶段，银行当局在以下三个方面应大受指摘：第一，任凭利润膨胀发展成猛烈的收入膨胀；第二，不及早采取措施遏制循环的第二阶段；第三，在它们为害已久之后，仍然继续采用原来的措施。

因此，当回顾过去时，人们会认为，战争似乎必然伴随着利润膨胀，而且利润膨胀还会前仆后继地接踵而至。战后的繁荣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很复杂，但主要原因是迫切需要迅速补充营运资本，而导致投资超过储蓄。虽然在第二阶段刺激产生了非常强劲的收入膨胀，但从1919年春至1920年年中，物价上涨超过工资的程度，以及1920年年中到1921年年底之后，工资上涨超过物价的程度，可以清楚地看出利润膨胀和随后的利润紧缩所达到的程度。

不幸的是，现有的统计数据不适合准确地说明这种变动。1919年，生活费用指数仍然受到物价管制的影响，没有真正的消费指数足以表明制成消费品在1919年秋和1920年春的价格上涨情况。此外，当时的这种现象具有突出的世界性特点，但由于制成品的价格非常高，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都是靠牺牲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来牟利的。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物价相对工资上涨的幅度，可能比世界整体情况要小。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把英国的统计数据应用于整个世界时，将会低估利润膨胀的程度。在权衡考虑各种情况之后，我认为，与鲍利教授的英国工资指数相比，贸易部批发物价指数的变动，至少会从侧面为我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看法。这些变动如下表所示：(www.daowen.com)

鲍利的工资指数是实际支付的工资指数，而不是效能工资指数。我建议可以对此作一个粗略的修正，假设1919年的效能与战前水平相同，并且在那之后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基于这一假设，批发物价指数因战时利润膨胀相对英国的效能工资上涨了18%（按1919年前三个季度的平均数计算）。到1920年上半年，战后繁荣时期的利润膨胀，使这种差距增加到33%（按1920年前两个季度的平均数计算）[70]。在1920年年中以后，出现了利润紧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消除了之前的利润膨胀，并产生了真正的利润紧缩，这种紧缩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即在1921年和1922年的第一季度）其程度不逊于之前的利润膨胀。与此同时，收入紧缩（正如我们前面的论点所提到的那样，如果不采取相反的特殊措施，那这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又接踵而至，但直到利润紧缩已经持续了一年左右才出现（即从1921年年中到1922年年底）。到1922年年中，收入紧缩已经结束，利润紧缩逐渐逆转，直到1924年，如上表第（4）栏所示，才恢复平衡[71]。下面的示意图展示了这些情况的具体过程。

应该补充的是，上述一切观点有必要经详细研究战后史的人加以修正。恕我冒昧地提出假设，也望更勤勉的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加以指正。但是，如果上文对当时的事件描述正确，上述说法就符合前几章的理论预测。当然，1919年的收入膨胀和利润膨胀，是战争时期的延续。除此之外，我们看到银行政策是人们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引发利润膨胀或利润紧缩来实施的，这种膨胀或紧缩在6到9个月后就会演变成收入膨胀或收入紧缩[72]。因为银行体系几乎没有能力直接影响收入状态，它只能通过利润状态才能做到这点。

回顾过去，我们看到经济萧条的极度延长是由于1921年上半年发生的利润紧缩。这无疑是为了抵消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一部分收入膨胀——从1921年年中到1922年年底，接着再到1924年，确实都实现了这个目的。但从国家繁荣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在1920年年底的收入膨胀程度（即与战前相比大约高出175%）的基础上竭力稳定货币状况，也许能够避免过去十年的大部分麻烦，甚至可能像美国那样富裕。这样做还会有附加作用，即让战时债务的实际负担低于目前数额的三分之二。但实际采取的政策使债务严重程度增加了50%，还让我们遭受了十年的失业，从而可能使财富的生产减少了10多亿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