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的第一个事例是：16和17世纪由于美国的贵金属流入所导致的物价上涨。有关这个事例，我掌握的资料很有限。虽然我对这一时期的拙见相当肤浅，但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我禁不住把它们提出来，请专家们给予指正。

据汉密尔顿（Earl J. Hamilton）教授[47]所说，在1503年，少量黄金开始从西印度群岛流入西班牙；1519年，在墨西哥掠夺阿兹特克人获得的第一批战利品被运到西班牙；而皮萨罗（F. Pizarro）从秘鲁抢掠印加人获得的战利品要追溯到1534年。但这些分散的古老宝藏，其数量与两千年前亚历山大的劫掠品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比起波多西和其他地方的新矿产产量更是沧海一粟，这种新矿产是以改良的方法开采的，并于1545年至1560年开始出产。1630年以后，黄金和白银的新供应量相对需求而言大大减少。因此，大概在1550年至1600年这段时期，物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630年，货币史上的这一特殊阶段就结束了。

在秘鲁时期以前的供应量，虽然不足以扰乱整个欧洲的物价水平，但足以在最初接受该供应量的地方使物价呈必然上涨的趋势；在那一世纪的头20年，物价稍有涨跌，总体上出现温和的上涨趋势，在此之后，物价的主要变动早在1519年便始于西班牙。正是在那一年，安达卢西亚的物价开始猛烈上涨，在接下来的80年里[48]，这种上涨一直持续着，没有真正中断过，在临近该世纪末叶（大约在1596年）时达到顶峰，当时的物价是该世纪初的五倍[49]。在接下来的70年里，出现了一系列剧烈的周期性变动，在主要的繁荣时期，物价水平恢复到1596年的五倍，但实质上从未超过这一数字，平均值也远低于此数。

西班牙无敌舰队

无敌舰队是西班牙16世纪晚期著名的海上舰队，舰队有150艘以上的大战舰，3000余门大炮。这支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在世界各地掠夺金银财宝运回西班牙。正是因为黄金的大量涌入，造成了西班牙国内物价大涨。

这是西班牙的情况。几年后，法国也跟着出现了这种变动，并在同一年达到顶峰，但其比率只有西班牙的一半，在该世纪末，物价水平是世纪初的2.5倍。在英国，这一事态出现得还要晚些，轰动一时的物价上涨直到1550年，甚至可能1560年以后才真正开始[50]，到1650年才达到顶峰，当时的物价是15世纪末的三倍多。如果证据可靠的话，英国躲过了17世纪前20年重创法国和西班牙的物价惨跌[51]。我们的经济能力刚好负担得起莎士比亚初露锋芒时的开销[52]。

这是物价发展过程的大致轮廓。但本书的重点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的时候，而是在利润膨胀的时候（也就是在物价超越成本的时候）积累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转向工资的发展过程，将其作为成本变动的唯一可用指标，但在这方面，我们的统计资料必然比物价方面的可用统计资料逊色。在我看来，汉密尔顿教授自己编制的西班牙工资指数是可靠的。但他从威伯（Georg Wiebe）的《论16、17世纪物价巨变的过程》（Zur Gesxhichte der Preisrevolution des xvi.und xvii. jfahrhundert）一书中引用的数据显然是夸大其辞，其中英国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而法国的数据则主要来源于达佛奈（Georges d'Avenel）。

西班牙的利润膨胀看起来开始于1519年（阿兹特克的战利品运到的那一年），并且早早地在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的那一年）就结束了[53]。在这70年时间里，物价和工资都在急剧上涨，但物价总能轻松地超过工资，特别是在头40年。在1520年至1560年期间，西班牙具备了迅速积累财富的条件。但是1588年以后，除了两三年的繁荣期外，在西班牙几乎无利可图；到了17世纪的前30年，西班牙的工资（根据汉密尔顿教授的数据）不仅高于物价，从而导致了利润紧缩，而且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工资而言，甚至达到了惊人的高水平。西班牙的货币工资同法国、英国的货币工资之间的关系，在西班牙政治黑暗时代与现在同英国、法国的货币工资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54]。

法国和英国的工资发展过程与西班牙的大相径庭。在西班牙，新的购买力显然是直接由贵族和统治阶级掌握的，并很快被他们用来抬高劳务费，在16世纪中叶，从美国新运来的财富充分体现在工资水平的提高（即收入膨胀）上，而不再体现在资本积累（即利润膨胀）上。但在欧洲其他地区，新的购买力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实现的，也就是私营商业的渠道[55]。那些受新财富影响最小的国家的商人，能够向受影响更大的国家出售商品，以获取巨大的利润；尤其是那些与近东和亚洲建立了贸易关系的国家，更加能够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出口由此获得的财宝。在17世纪，是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而不是西班牙的资本家，使自己国家的财富巨额上涨。

诚然，德雷克在金鹿号上带回的战利品可以被认为是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凭借其中的收入还清了全部外债，并将一部分余额（约42000英镑）投资于近东公司；而近东公司的大部分利润被用来建立东印度公司，其利润在17世纪和18世纪又构成了英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基础，如此云云。有鉴于此，下面的计算可能会让好奇的人感到有趣。目前，我们的对外投资在计入亏损后（按整数计算），可能净收入约6.5%，其中约一半用于国外再投资，也就是3.25%左右。如果平均来看，这可以作为说明1580年以来发展情况的非常好的范例，那么，伊丽莎白在1580年从德雷克的战利品中提取出来进行投资的42000英镑，到1930年就已经累积到接近我们目前对外投资的实际总额，也就是42亿英镑，或者说大约是最初投资的10万倍。我们确实可以在大约120年后检验这个假定的累积率的准确性。因为在17世纪末，三个大型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构成了英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部分，共有资本约215万英镑。如果我们当时的对外投资总额为250万英镑，那么这就是42000英镑按3.25%的增长率在120年后的量值[56]。

回顾英国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的情况，读者须谨记，重要的并不是输入英国的金银条的绝对价值（可能自始至终都不超过300万英镑），而是其对利润和企业产生的间接影响，英国的财富在营建和改善方面的增量可能是上述数字的若干倍。另一方面的情况也不容忽视，即农业人口所遭受的困难，在伊丽莎白的晚年，由于物价超过工资，这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经济活动的增加（被周期性危机和失业所冲淡），才产生了一部分资本积累。

法国和英国的工资，并没有像西班牙那样出现能与物价相比的上涨趋势，这是本质上的问题。的确，如果可以接受威伯引用的统计数据的表面值，那么法国和英国利润膨胀的猛烈程度是相当大、持续时间也是非常久的，以至于1600年的实际工资只有1500年的一半。汉密尔顿教授是接受这些数据的，但如果这些数据意味着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一个空前进步的世纪中下降到了一百年前的一半，那就不可靠了[57]。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只能相信，伊丽莎白时代和雅各宾时代的经济进步和资本积累，大部分成果都归入了暴发户手中而不是归给工薪阶层。这足以说明我们的论点。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西班牙的利润膨胀从1520年持续到了1590年，英国的从1550年持续到了1650年[58]，法国的从1530年持续到了1700年（其间，1600年到1625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1680年至1700年这段时期，英国的实际工资迅速增长，而法国却没有类似的证据。在近代世界史，对商人、投机商以及投机倒把的人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持续时间如此长久的致富契机。近代资本主义就诞生在这些黄金时代里。顺便提一下，还有另外一种结论，即经济学家的“短期”长度。“短期”看起来并不会被认为比一个人的寿命长。“短期”的持续时间足以见证（抑或谋划）一个国家的兴衰历程[59]。

汉密尔顿教授曾修正过威伯教授编制的英国和法国的物价及工资数据。如果我们对这些修正过的数据再次加以修正，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我们假定所谓的货币工资（可能甚至不能完全说明工人的实际经济报酬）只代表生产成本的一半，而另一半的变动则与物价的变动平行，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英国和法国的物价对成本的比率，如下两表所示：

英国（假定物价和成本在1500年至1550年平均来说处于平衡状态）

1550—1590年间的物价/成本均值为116，1590—1650年间的物价/成本均值为136.5，1650—1680年间的物价/成本均值为124，1680—1700年间的物价/成本均值则为114.5。(www.daowen.com)

这些数据非常粗略，在细节上无疑是不准确的。但是，它们可能有助于表明什么时候是“投机倒把”的最佳时期，因此（假设节约的习惯不变）能够表明什么时候是资本以异常速度积累的最佳时期。

法国的统计数据差不多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只是晚到1700年工资都还未能提高起来。

法国（假定物价和成本在1500年至1525年平均来说处于平衡状态）

在西班牙，利润膨胀的程度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到16世纪末就已经再三衰竭了。下表是以汉密尔顿教授的安达卢西亚物价和工资的统计图为依据，并没有做任何修正[60]。

西班牙（假定物价和成本在1500年至1520年平均来说处于平衡状态）

在上述三个表格中，应该注意从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的变动，而不必注意绝对数字。

我要请历史学家们特别注意的一般结论是：利润膨胀时期和利润紧缩时期，与国家兴衰时期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对应关系。在1520年至1600年，西班牙国势兴盛，利润正好出现膨胀，而在1600年至1630年，西班牙国势衰落，利润正好出现紧缩。英国的崛起较晚，相隔的时间正好与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晚出现时间相同，在1585年至1630年期间，这种影响达到了最高峰。在无敌舰队出征的那一年，菲利普王（King Philip）的利润膨胀恰逢结束，而伊丽莎白女皇的利润膨胀才刚刚开始。如果我们将法国和英国作比较，可以认为路易十四财政实力的强大与詹姆斯二世财政实力的虚弱之间，二者形成的对比归咎于这个事实：在17世纪最后二十年里，法国的工资相对于物价而言，并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的上涨趋势[61]。事实上，这种情况与当前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英国政府的财政实力相比，法国政府的财政实力之所以强大，主要是由于（其他对法国有利的唯一因素是降低战争债务的账面价值）自两国恢复金本位制度以来，法国的货币工资水平一直处于极低水平。战后，法国重建，对外投资大大增加，这既不是由特高的效率造成，也不是由极其节约造成，而是由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的利润急剧膨胀造成的。

南非金矿里的劳工

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的开采量不足导致供应下降，会造成物价下跌，引起通货紧缩。因此，当黄金的产量不足以与经济发展同步时，金本位不可避免地遇到困难。实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886年发现南非金矿之前，其国内的黄金供应经常遭遇不足。

这里提醒一下读者，我并没有把全部经济福利都包括在这次调查中。相对较低的实际工资水平，必然是利润膨胀时期的特征，因为随利润膨胀而衍生出的资本财富异常增长，有一部分是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的。因此，我们不能得出利润膨胀是可取的结论，更适当的结论是：应该避免利润紧缩。

由此可见，利润膨胀几乎肯定会导致财富分配更加不平均，除非对富人征收其他地方或时期没有的，现代英国所特有的直接税以抵消其影响。可以在另一方面作为抵消因素的还有利润膨胀所产生的乐观精神和企业精神，以及良好的就业状况，但主要还是资本财富的迅速增长以及随后几年从中获得的利益。在我们为任何时代或国家断定优势在哪里之前，我们必须权衡这些优势和劣势。现在，拉姆塞（F.P.Ramsey）先生在他的论文《储蓄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经济学报》，1928年12月）中所指出的理想中正确的积累率，几乎肯定比我上面提到的典型现代社会的年收入的10%至15%的积累率要快得多。因此，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个长久时期，工人阶级从利润膨胀而强迫他们节制的情况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他们在消费减少时最初遭受的损失。此外，与资本财富的一定增量相对应的当期消费的减量，如果以这种方式出现，并不会比自愿储蓄的方式所造成的减量大；唯一受影响的只是由此而产生的财富分配方式，而且只要财富及其果实不是由名义上的拥有者所消费，而是积累起来的，那么不公正分配的弊端可能不会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重。

毋庸置疑，所有这一切是可以适用于一个财富积累极其贫乏的社会的，如15世纪末的欧洲。很难想象，法国和英国在1700年和1500年的财富差额仅靠节约就能创造出来。如果从长远来看，在这期间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利润膨胀肯定是有价值的。即使在今天，适度的利润膨胀的趋势，与适度的利润紧缩的结果相比，更能加快我们朝着拉姆塞先生的“理论B”发展（B代表“Bliss”，意思是“福佑”），这一点有利于在考虑到我们的后代时，使这个“福佑”更接近于它应有的状态。

然而，在考虑到一切因素之后，我还是没有转变自己的看法，认为现今最需要的是采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通货紧缩，同时又要以稳定的购买力作为其理想目标。也许最终的解决办法在于：使资本发展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依靠集思广益和长远目光来决定的国家事务。若积累的工作不那么依靠个人变幻莫测的想法，从而不再任由个人“精打细算”（这种精打细算一部分是以如今在世的某个凡人对寿命的预期为根据的），那么对于社会总财富最理想的增长速度到底是通过节约来实现还是通过利润来实现，这样的两难境地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