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更好地说明本书的论点，就需要根据这些论点从物价史上简要地研究某些著名的事例，而不是把这些论点应用到假设的事件中。

人们通常认为，世界积累的财富是由个人自愿节制、不享受即刻的消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节约）所带来的痛苦累积起来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就节制本身而言，它还不足以建造城市或排干沼泽。个人的节制不一定会增加积累的财富；相反，它可能会增加其他人的现时消费。因此，一个人的节约可以使资本财富增加，也可以使消费者的货币获得更大的价值。到底是哪种情况，在我们考察另一个经济因素之前很难有所定论。

这一经济因素就是企业。正是企业创造并增加了世界财富。正如节约的成果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资本积累，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货币收入增值，同样地，企业的开支可以来自节约，也可以来自普通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牺牲。更糟糕的是，节约不仅可以在没有企业的情况下存在，而且，一旦节约的影响超过了企业生产的影响，它就会对企业的复苏产生积极的抑制作用，从而对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企业在发展，无论节约的情况如何，财富都会积累起来；如果企业处于中断状态，无论怎样进行节约，财富都会缩减。

因此，节约可以既是企业的女仆，又是企业的保姆。但也可能不是，甚至通常情况下就不是。因为企业与节约并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是有一步之遥的，它们彼此之间往往不存在连接的成分，因为推动企业的引擎不是节约，而是利润。

企业要活跃起来，必须满足下面两个条件：其一，必须有望盈利；其二，企业家必须有可以支配的足够的资金来实施其计划。他们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非货币因素：和平与战争、发明、法律、种族、教育、人口，等等。但本书上卷的论点已经表明，企业家按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条件实施计划的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银行和货币体系的行为表现。

因此，世界财富积累的速度远比节约习惯多变。事实上，在为现代世界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一般人的储蓄倾向并不一定比中世纪的人高；在19世纪铁路运输业繁荣时期，构建上层建筑的时候，一般人的储蓄倾向也不一定比19世纪90年代的“死寂”时期高。(www.daowen.com)

如果一个社会的储蓄对收入的比例高达15%，那么对当期收入来说就是高比例“储蓄”。相反，如果是5%，则是低比例储蓄。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假设现代社会的平均储蓄率为10%，如果商品发生通货膨胀，从当期收入的实际价值中扣除5%，那么资本财富的当期增量，就会四倍于商品发生通货紧缩使当期收入的实际价值增加5%的情况。此外，如果在利润刺激下的就业率比在亏损阻碍下的就业率大10%，那么收入总额在前一种情况下与在后一种情况下相等：增加的这笔财富完全来自活动的增加，而不是来自消费的减少；更不用说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增加的资本会导致实际收入有所增进。世界七大奇迹是依靠节约建造起来的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根据这些观点，将经济史自远古初期进行重写，对下列事件进行忖度将是一项令人着迷的任务：对索马里文明和埃及文明产生刺激的是否是阿拉伯的黄金和非洲的铜[42]，这些黄金和铜是铸币用的金属，它们在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甚至在更远的地方，在分配过程中留下了利润的痕迹；雅典的伟大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劳里恩的银矿——不是因为铸币金属比其他东西更象征着真正的财富，而是因为它们通过对物价产生影响刺激了利润；亚历山大将波斯的银行黄金储备（这是前几个世纪里归入历代帝国国库的财富积累）分散到各地，这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地中海盆地经济发展爆发这一现象（迦太基人曾试图获取其成果，但最终由罗马成功获得）[43]；罗马的衰落与有史以来最持久和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同时出现，这是否是一个巧合[44]；欧洲铸币金属供应不足，是否比僧侣主义或哥特式狂暴行为[45]更加肯定、更加不可避免地引致中世纪的长期停滞；光荣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菲普斯（W. Phipps）先生[46]。

国民储蓄率

中国人喜欢存钱是举世皆知的，因此，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达42%，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有学者指出，社会保障不足是居民喜爱储蓄的原因，但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也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时间，来让读者品味财富兴衰的漫长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足够的统计资料可以让我的揣测性分析接受彻底检验。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现代，就可以选择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些理论，并通过详细的统计数据来加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