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本生产替代消费品生产需要投资；之前导致固定资本的增加（因为它们以不可得的形式使生产过程产生了更多的收入，而以可得的形式产生的收入却比以其他方式产生的收入少）的决定要求将当前的消费水平降低到所需的水平以下。

生产量和就业量增加（而不是生产过程延长）所造成的营运资本增加也需要投资，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并不需要将消费水平降低到没有增加生产的水平以下。

也就是说，就业量增加引起营运资本增加的情况，并不像增加固定资本时那样节制或减少整个社会的当前消费，而主要是将消费从社会其他部分重新分配给新就业人群。投资需要重新分配当前消费，但不需要减少其总量，可以说它是生产性消费对非生产性消费的代替。

因此，我们可以把“非生产性消费”定义为消费者在不对其生产劳动量作出反应的情况下可以放弃的消费，而把“生产性消费”定义为没有这种反应就不能放弃的消费。此外，只要减少消费的生产者所受到的不利反应小于增加消费的生产者所受到的有利反应，就可能以增加生产的方式重新分配消费。

所以，当可得收入从一个非生产性或相对非生产性消费者转移到一个生产性或相对生产性消费者时，就可以得出生产数量增加的结论，反之亦然。因此，当这种转移发生时，尽管可用收入的消费没有减少，但社会的财富仍会以一种不可用的形式增加，以增加净投资量（这种增加是由增加生产而不是减少消费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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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国际贸易还不发达的时代，如果小麦大丰收，农民并不一定会增加收入，因为市场上小麦供给过多，导致价格下跌。大米、大豆等农作物也是一样，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对此有具体的描述。

然而，这也需要某些个人（那些消费新受雇的生产要素的现有实际消费物资的人）减少消费。这种非生产性消费的减少和生产性消费的替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个人自愿地把一部分货币收入存起来，也许是由于物价上涨导致这些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因为物价上涨使一部分实际收入转移到个人手中，个人又把这些收入用于生产性消费。

因此，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出两套决定：其一是关于未来收入中可以用于消费和应该由固定资本构成的部分分别占多大的比例；其二是关于在目前收入中，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分别占多大的比例。第一组决定是当我们想到储蓄和投资时通常会想到的。但就业和失业取决于第二组决定。充分利用生产要素需要重新分配，而不是减少消费总量。很明显，如果没有任何其他重新分配消费的方法，通过利润膨胀（注意：收入膨胀对于这一目的是毫无用处的，除非它是为了向某一特定工业或地区提供直接的失业救济金，以便向生产性劳工支付高于产品边际价值的工资）而不是对失业状况放任不管来重新分配消费会更好。也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下，不创造财富的弊端要大于财富被创造出来后不归给那些做出牺牲的人（即那些由于利润膨胀导致物价上涨因而抑制消费的人）的弊端。

只有让整个社会在工作的负效用日期至实际享有收入的日期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才能使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营运资本增加。但是，由于生产要素的额外就业没有立即为整个社会增加消费而产生的投资形式并不在于社会对可用收入的消费有所节制，而在于允许从事生产过程的人对其进行消费，这种生产过程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才会产生收入作为回报。

只要允许失业和非生产性消费并存，目前的净收入总额和未来的可得收入就会低于可能的水平；除了一种将消费从一组人转移到另一组人的方法之外，不需要其他方法去改善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