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为了找到一些准确衡量这些变动程度的方法而翻查有关的统计数据时，我们发现这些数据很少，而且并不令人满意。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增加率本来能够被相当精确地度量，但却没有一组数据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最好是采用一些部分指标，并从它们的综合结果中尽我们所能地作出最好的判断。

人们可能认为，投资市场上的新发行额将提供一个相当准确的指数。但这一总额并不能充分代表住房投资率，因为住房投资主要是通过新发行市场以外的其他方式获得资金。然而，房建工程方面的投资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种投资都要大。另一方面，许多所谓的新的发行仅仅是将现有资产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而在控股、金融和投资公司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重复元素。此外，即使是那些主要由债券发行提供资金的投资类别，债券上市日期与相应投资发生日期之间也不同步。因此，债券发行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它们所资助的投资类型的短期变动。所以，投资率的变动可能大于或小于发行率的变动。然而，新发行额的变动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部分指标之一。

现代世界固定资本的大部分（可能不少于四分之三）由土地、建筑、公路和铁路组成。因此，从金融方面到物质方面，任何与这些方面的生产活动直接有关的统计数据都将有所帮助。在美国，有一组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对我们的目标非常重要，即每月营建许可证的价值。由于“营建”一词一般包括建筑和承包工程（我认为包括道路、下水道等），这些数据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在英国，我们没有可比的数据，但建筑和承建业的就业量，以及刊登在《劳工公报》（Labour Gazette）上不完整的建筑季度申报表都说明了这些方面的投资额。

熊彼特(www.daowen.com)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被誉为“创新理论”的鼻祖。1912年，其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提出了“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是创新的结果。

由于目前固定资本投资中不需要一定数量钢铁的较为少见，于是，一些作家尤其是赫尔（G. H. Hull）和斯皮特霍夫（Arthur Spiethoff）认为，这些材料的消费（长期以来可以得到这些材料相当准确的数据）是衡量固定投资率的可靠标准。然而，由于技术方法的变化和投资类型的不同，即使在需要消耗钢铁的地方，其消耗比例也大相径庭（例如，可以比较房建工程和船舶建造），所以最好不要夸大这个指标本身的价值，而应仅把它作为几个指标中的一个。

不幸的是，这些不同方面的统计调查结果［汇总结果请参看韦斯利·米切尔所著的《商业周期》各页］不能列成表格，以致我们不能够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逐年变动量值作出令人满意的数值估计。然而，这些结果是足够明确的，足以表明变动是巨大的，而且它们与信贷周期各个阶段之间的相关性正如我们的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