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表对前几章的估计结果进行了汇总。英国银行业和其他统计数据目前的境况很糟糕，所以读者不应忽视这张表所包含的大量猜测、近似值和可能的误差。但是，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张表具有一定的价值，可以综合衡量有关的不同因素的可变性。

几年之后，这种推测将显得相当业余和不准确，并将被科学的估计所取代，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是，通过指出哪些数据是值得了解的，并不确定地尝试指出其数值，我可以激励那些能够获得更好数据的人纠正我的错误。在英国，官方数据的汇编一般都是由个人完成的，这显得草率和不完善。

〔1〕我采用了娄韦指数和罗克林指数的平均值，因为在这段语境中引入票据交换结算额指数虽然不会对结果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也是以未经证实的假定作为依据的。

*这使我们又回到了地方票据交换结算额和地区票据交换结算额，因为我们是用这个指数除以Mw而得出V的

如果我们假定，除金融交易外，适用于收入交易和当期业务的活期存款的数量和速度的变化分别用Mw和V来进行近似的计算，也就是用地方票据交换结算额和地区票据交换结算额来计算工业流通周转额，那么，如果没有利润膨胀或紧缩，MVw应该提供给我们一个关于当期产品总成本的指数，MVw/O应该给我们一个关于当期产品物价水平的指数。因此，如果我们的统计数据可靠的话，MVw/O与实际产品物价水平之间的差额将部分反映成本与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利润膨胀或紧缩的程度。由于存在利润膨胀（或紧缩）的情况，我们应该预计实际物价水平将高于（或低于）MVw/O所表示的物价水平。因此，作为推导利润膨胀（或紧缩）程度的第一个近似值，我们把MVw/O给出的理论物价水平、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贸易部指数）一并列出来：

*用批发物价指数除以MVw/O计算出的数字。

遗憾的是，消费物价指数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我们的产出指数不包括劳务[58]，而我们已经明确地对消费物价指数进行了加权，从而将其包括在内。另一方面，批发物价指数过度重视进口原材料，而对成品关注太少。然而，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将后者作为不包括劳务的产品物价水平的指数，那么用该指数除以MVw/O来表示利润膨胀（或紧缩）的程度将显得非常粗糙，如上表所示。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以1924年为基准年，默认这是一个平衡年，在这一年里，利润膨胀和紧缩的程度都不显著。

到目前为止，可能产生错误的原因已经堆积如山，我几乎没有资格对上表的最后一栏给予任何严肃的评价。但至少它并不与第三篇基本论点的结论相矛盾。因为这里提出的利润膨胀或紧缩的程度完全符合我们的合理预期。1920年的繁荣持续到1921年上半年，但被1921年下半年的萧条抵消了，1922年至1923年持续萧条，1926年严重萧条，以及1927年至1929年长期利润紧缩等都得到了适当的说明。

[1]劳埃德银行提供了自1902年以来的年度平均数据。1902年定期存款占存款总额的41.8%，1903年至1905年为44%左右，1906年为46.4%，1907年至1914年为48.5%左右。这与战后的情况非常相似。定期存款似乎因为布尔战争而大幅减少，此后又稳步回升至50%，而在1906年至1907年间，“牛市”的衰退剧烈地刺激了这种复苏。

[2]这些数据是“五大”银行中的三家银行向我提供的指标的平均数。最近，另外两家银行也公布了它们的数据。

[3]如果不正确，我希望了解情况的银行家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4]皇家印度通货委员会（1926）曾为拟建的新印度中央银行推荐美国的分配办法。印度各银行在中央银行保持10%的短期债款和3%的定期债款。此外，这种分配方法自1923年开始便在南非实行。

[5]这些数据是根据“通知”日期（每年3至5次）持有的平均数额计算的，参见《联邦储备局第13次年度报告（1926）》［Thi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1926）］，第142页。定期存款包括邮政储蓄存款。如果用“短期存款净额”代替“短期存款”，结果会略有不同。

[6]这一点得到了帕克·威利斯（Parker Willis）教授的证实，他在《美国银行业大变革》［Great Changes in American Banking，摘自《银行家》（The Banker），1927年5月，第385页］一文中指出，定期存款之所以增长，是由于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这种竞争导致银行不仅提供高利息，而且还鼓励客户将通常以活期方式存储的款项转移到定期存款的范围中去。

[7]如果包括信托储蓄银行，这一数字将增加1%至2%。

[8]然而，也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支持将“速度”与一个国家的年收入对其现金储蓄之间的比率联系起来。我将在本章的下一节再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对速度概念发展的非常有趣的历史总结，请参看霍尔特罗普的《早期经济文献中的货币流通速度理论》［Theories of th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Money in Earlier Economic Literature，摘自《经济学报历史增刊》（Economic Journal History Supplement），1929年1月］。

[9]庇古教授采用了这种方法（《产业波动》第十五章），但欧文·费雪教授没有采用，他把“速度”的应用限制在活期存款上。

[10]在前一章中，我用字母E代表“收入”。我希望这个符号的重复不会导致混淆。

[11]见前面引用书的各页，以及他的《货币流通速度》（De Omloopssnelheid van het Geld）

[12]我不是很确定，福斯特先生和卡钦斯先生在《论利润》（Profits）中使用的“货币周转速度”一词是我所说的意义，还是庇古教授和熊彼特教授所说的意义。

[13]威廉·配第爵士在他的《献给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1664）一书中十分清楚地理解了这一点，霍尔特罗普博士在他研究流通中的货币是否充足的那一节中引用了他的话（见上引书）：“假设支出是4000万英镑，如果周转时间是按周计算的短周期，比如像贫穷艺术家和工人那样每周六领一次工资，那么100万英镑的40/52就可以达到这些目的。但是，按照我们付房租和收税的习惯，如果周转时间是按季度计算，那就需要1000万英镑。因此，假如一般支付是1周至13周不等，那么在100万英镑的40/52上加上1000万英镑，除以2就有550万英镑，所以，如果我们有550万英镑，也就足够了。”

[14]也许这对于按周获得工资的人来说太高了，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又太低了。如果是这样，用于营业目的而持有的纸币必会超过我的估计。

[15]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比这个国家的净收入还多，因为这一计算所涉及的是总收入（未扣除国债等利息）。

[16]英国（包括苏格兰）的数据可能会高出10%左右。

[17]即使在银行数量众多的美国，据估计也只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支取支票是通过票据交换结算的［参看劳伦斯（J. S. Lawrence）《借入准备金与银行扩张》（Borrowed Reserves and Bank Expansion）一文，摘自《经济学季刊》（1928年，第614页）。

[18]为了计入苏格兰，上述与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关的票据交换和现金存款数据增加了10%。

[19]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第二篇第二章）中有一段话总结道，业务现金的流通速度低于现金收入的流通速度。但他用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点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单个交易规模较小，而且“小额交易的流通速度远远快于大额交易”。这一论点并不具有说服力，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可能就是无效的。

[20]费雪教授的估计数字太高了。由于我对英国估计的依据并不比25年前他对美国的估计好多少，因此它们也可能存在同样的缺点。

[21]《银行存款流通速度》（Velocity of Bank Deposits），《美国统计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23年6月。

[22]包括纽约和141个城市的数据来自斯奈德所著的《商业周期与衡量指标》，第294页。全国的数据来自韦斯利·米切尔所著的《商业周期》，第126页。据我所知，前者是每年单独计算的，而后者主要是根据1922年对持有超过存款总额五分之四的240个城市进行的一次计算得出的。随后斯奈德先生（《经济统计评论》，1928年2月）又估计1927年的支票交易额为7660亿美元，而同年全国的平均速度则为30左右。

[23]这两个数字如此接近纯属偶然。我忘了美国的数字是什么，在我算出英国的数字之前都没有去查过，以免受到影响。

[24]斯奈德，《经济统计评论》，1928年2月，第41页。

[25]《联邦储备银行与货币市场》，第91页。

[26]这个数字与韦斯利·米切尔对各种用途的现金所估算的速度26相符合是合理的，因为现金收入中支付给业务现金的每笔款项都将由与业务现金中支付给现金收入的等量款项来加以抵消，所以上述的数字完全可以解释米切尔所估计的94的总数中有600亿的周转额。不管怎样，以这种方式支出300亿似乎是个相当高的比例。(www.daowen.com)

[27]我是完全独立做出以上推测的，结果发现韦斯利·米切尔也证实了这一数字。他把我所谓的收入交易计算为总额的10%，在1923年约为570亿。他作出这一估计的整个章节都很有意义，值得引用（韦斯利·米切尔，《商业周期》，第149页）：“零售额在支付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1/20，而支付给个人的货币收入约占1/10。就连个人收入后又支出货币而形成的循环流通量在平常营业年度总支付额中似乎只占1/5。虽然这些相当精确的比例可能存在缺陷，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业务交易产生的支付额是个人收支所产生支付额的几倍。”

[28]如果我们将收入存款的速度降低到6，那么根据上述假设，就应该将营业存款的速度提高到40。

[29]当我寄出一张支票之后，就会把它从我的余额中除去，但支票未到贵行收讫，贵行不得视同己有。

[30]这一指数是根据九家清算银行的月度平均数据得出的，与上文根据各银行的年终数据得出的指数略有不同，但差别不大。

[31]我在我所著的《货币改革论》第二章中已有所论述。

[32]劳伦斯教授在《经济学季刊》（1928年，第593—626页）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借入准备金与银行扩张》，他在该文中通过复杂的论证（我还未能了解清楚）得出他的“最终扩张系数”为4.97。

[33]我想，米特兰银行不在此例。一个稳定的平均数应与各银行每日高于或低于这一数字的急剧波动相符合，这对体系的顺利运行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34]《银行业》（Banking），第133页。

[35]这也许能说明米特兰银行在1927年之前一直保持的高额数字——这个数字可以追溯到爱德华·霍尔登（Edward Holden）爵士时代，他率先采用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个数字。

[36]为保证记录的连续性，现已列入票据交换结算所数据以内的国家银行不在此表之内。

[37]除了“粉饰门面”的假账以外，其他银行的真实日平均数可能不会远高于9%。

[38]这些银行当时的存款为12200万英镑，约为全国存款总额的30%。

[39]这是指自1877年以来的情况。从1844年到1877年通过银行法起，伦敦银行家所持有的余额便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出。

[40]1926年底，会员银行共有9260家，非会员银行不少于17824家，但会员银行的资产约占总资产的60%。

[41]库存现金未算入规定的比例以内。因此，其数量已调整到库存现金所需的最低限度。1928年12月31日，各储备银行所在城市和中央储备银行所在城市的会员银行以此种方式持有的活期存款比例不足2%，乡镇银行则为5%。所以，储备银行所在城市和乡镇之间的法定准备比的差异因后者持有的较大数额的现金而抵消。

[42]我认为，这一定是指对活期存款净额所保持的准备金。

[43]关于美国目前在上述方面的做法，我要感谢贝克哈特（B. H. Beckhart）教授提供的有用信息。伯吉斯博士也提供了一些与上述结论相同的有意义的数字（《联邦储备银行与货币市场》，第152—155页）。

[44]当然，如果对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分别保持不同的准备比以及存款总额被划分为两项时，额比例有所变动，必须对计算进行适当的修正。

[45]参看《国家银行检察官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Reichsbank）1927年12月，第37页：“国家银行反对这种发展（即准备金百分比下降），并认为最好敦促银行保持足够的准备金。”

[46]即：利物浦银行、巴克莱银行、库茨银行、格林·米尔斯银行、劳埃德银行、米特兰银行、国家地方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和威廉斯银行。目前每月公布数据的国家银行不包括在本章的各表格之内，因为在整个这一时期无法获得该行的数据。

[47]1891年只有四家股份制银行存款超过1000万英镑，即大伦敦银行持有3700万英镑，伦敦西方银行持有2700万英镑，联合银行持有1600万英镑，伦敦股份制银行持有1300万英镑。

[48]《银行业》，第130页。

[49]自上文写出以来，英国新颁布的“银行纸币法”1928年规定：将信用发行的全部利润划归国库，将会员银行无息存款的全部利润划归英格兰银行。由于信用发行不等于公众手中的实际货币流通量，而会员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的存款也并非其全部常规准备金，因此这种方法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合乎逻辑。不过，这些数字实际上与上述方法提出的相差不大。

[50]给“银行”下法律定义有些困难，但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其性质是法律层面的而不是经济层面的。

[51]《国际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ices），第327页和第279页。这本书是货币学说史上最有价值的资料来源。

[52]安吉尔（James W. Angell）教授（见上述引书第180页）引用沃金（H. Working）教授［《价格与流通手段的数量》（Prices and the Quantity of Circulating Medium），摘自《经济学季刊》，1923年］，说他是在这些方面的第一个美国近代作家。

[53]参看他以下的各篇论文：《交换方程式的新衡量》（New Measures in the Equation of Exchange）［摘自《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24年］，《商业活动的新指数》（A New Index of Business Activity）（摘自《美国统计学会会刊》，1924年）和《关于1875年以来的一般物价水平的新指数》（A New Index of the General Price Level from 1875）（摘自《美国统计学会会刊》，1924年），以及他的著作：《商业周期与商业测量》（其中第七章总结了这些论文）。斯奈德先生在他书中得出的结论中所主张的速度似乎比在他之前的论文中所提出的略小。

[54]斯奈德先生指出，即使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对票据交换结算额的影响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80%或80%以上的交易是由证券交易所自己的清算公司进行清算的（《经济统计评论》，1928年2月，第41页）。然而，如果计入经纪人和客户之间互开的支票，其影响必然非常大。

[55]该指数是罗克林先生编制的英国生产指数的一部分（《经济学人》，1928年10月6日），内容如下：
　　

[56]《商业周期与商业测量》，第79页。

[57]哈佛经济研究所为了编制旨在反映商业状况的B曲线，在除去纽约市以外还排除了其他七个重要城市的借方，这些城市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属于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

[5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上述用途下的MVw/O失去意义；但程度不算太大，因为相当于劳务报酬的货币周转量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