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区分不同用途的货币“平均”速度和某一特定用途的货币“真实”速度是很重要的，后者是指某一特定类型交易的交易量对交易中所使用的货币量的比值。因为“平均”速度的变动可能不是由“真实”速度的变动引起的，而是由不同类型交易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引起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考虑能够引起真实速度产生变化的因素。

存款人在决定按照预期交易量的比例应持有多少余额（两者均以货币计算）时，既会受到以一定的便利程度进行交易所需余额量的影响，也会受到以这种方式冻结等量资金所引起的牺牲程度的影响。因此，某一特定类型的交易所持有的与交易量成比例的余额水平（即这种用途下的真实速度）是由所获得的便利和所遭受的牺牲之间的边际平衡关系决定的。便利和牺牲的程度都是可变的。但后者的可变性可能比前者大得多。经验表明，当牺牲大的时候，企业界能够依靠牺牲微小以至于可以尽情享受便利时持有的一小部分余额继续经营。

对便利的考虑主要是由缓慢变化的社会和商业习惯支配的。但也有一种不那么缓慢的短期影响——在营业兴旺的时候，企业界可以通过同等的现金账款进行更大数额的交易，而不致损失任何便利。

尽管如此，观察到的营业兴旺与“真实”速度的增加导致的增速之间的相关性，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在生意兴旺的时候，以现金形式固定地支配可能转化为营运资本的实际资金意味着更大的牺牲。因此，与采用其他方式支配资金相比，我们必须探讨持有余额所遭受的牺牲程度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我们尤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1）营运资本的需求量和贴现率的变化；（2）对未来物价走势的预期。

第（1）项中含有一种牺牲的成分，因为对个人储蓄者来说，持有余额一旦被冻结，就可以在其他方面支配资金，如定期存款、投资或业务扩张。当业务不景气、投资缺乏吸引力时，保持活期存款的代价仅仅是不把现金用于储蓄存款、证券或其他短期流动投资而引起的相关利息损失。同时，如果贴现率和存款利率都很低，在确定与所进行业务成比例的余额方面就可以考虑便利性。另一方面，当营业处于景气和扩张状态（企业或个人的全部资金都需要作为流动的营运资本）时，同时借贷能力已经接近极限时，以及当贷款的应付利息和可得利息很高时，将会有一种强大的动机把余额限制在任何可行的最低水平，不过，这样会在准备应对意外情况的过程中承担一些风险。因此，将以与之前相同的实际余额进行更多的交易，或者以与之前相同的货币余额（即与货币营业额成比例地降低货币余额）进行价格更高的交易。

当营运资本的需求量极大并趋于供不应求时，这些节省余额的动机所带来的压力可能会对物价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显然，这种情况可能与交易量同时上涨有关；但另一方面，两者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那些试图找到V和T（交易量）的可变性之间确切关系的人，当把调查方向锁定在某段时间时，能够从统计数字上证实他们所预期的情况，在另一段时间却未能证实。例如，在1920年美国的经济繁荣期，交易量的增加伴随着营运资金供应紧张，结果V和T似乎一起发生了变动。然而，在1921—1922年经济萧条之后，经济开始复苏，交易量又回到了以前的高水平，但这一次并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可贷资金供应紧张，结果V和T之间的假定相关性（前一个时期似乎已得到证实）不再成立。换句话说，严格的信贷条件往往会使速度加快。

19世纪末的法国(www.daowen.com)

据说苏格兰人喜欢囤积黄金，而法国人喜欢囤积纸币，这些货币存放在私人那儿，没有被好好利用，反而造成投资率降低，最终对经济发展不利。19世纪末的法国，人民生活水平还是较高的，电灯开始普及，电话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因此，第（1）项下的牺牲量取决于来自其他使用资金的机会的竞争程度。然而，第（2）项下的牺牲量则取决于是预期还是担心余额的实际价值贬值，也即是取决于物价上涨的可能性。

当然，这一原因引起的实际余额下降已经达到了极限，因为欧洲在战后不再信任欧元，由此出现了所谓的“逃离”欧元现象。但是，当存款人普遍倾向于购买超出他们当前或正常需要的东西时，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推迟到正常时间购买，价格就会对他们不利。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逐渐演变成上文第（1）项所讨论的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变大。但是这两种影响是可以区分的，因为对商品有额外需求是由于贸易景气，从而需要更大的供应量，或者是由于对更高物价的预期，从而购买了多于目前真正需要的商品。显然，这两种现象往往同时存在。

在解释通过增加（或减少）速度对物价产生直接影响这方面，我不清楚这一原因是否重要，对货币贬值十分恐惧的极端情况除外。它只在人们购进的商品量超过他们目前正常营业所需要的商品量并囤积所谓的现货时才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很少大规模发生。

然而，在极端情况下，预期物价水平上升是很普遍的，因此，个人投资者在收到现金余额后会尽快将其转换为商品或证券，以免它们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影响对减少实际余额（和增加速度）从而提高物价的作用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近，这类例子很常见，这里不再赘述[31]。警报一旦拉响，物价水平往往上升得比通货膨胀还快；当人们都感到恐慌的时候，它们往往上升得更快。当达到这一地步的时候，即使限制进一步发行货币，也无助于阻止物价上涨，除非公众对物价再次恢复信心。通货紧缩、银行高利率、外汇管制、物价管制等措施的判断，必须主要参照它们对公众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使其实际余额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不是根据公众对其他货币元素的反应来判断。

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货币的效率通常是相当低的（主要是因为人们乐于囤积纸币），货币的价值尤其容易受到不信任情绪的影响，因为在不给任何人带来实际不便的情况下，效率可以大大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