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基本方程的第二项受到影响，物价水平就会对货币数量的增减作出反应。所以，新增货币对价格的影响必将十分迅速。但如上所述，我们不能因此便假定，这一阶段就已经建立了新的平衡。只要企业家仍在获得暴利（或蒙受亏损），市场就不稳定。如果企业家处于盈利状态，便会相互竞争争取生产要素的劳动，导致生产要素的报酬持续上升，直到生产成本和销售收益再次相等为止。如果企业家处于亏损状态，便会将生产要素解雇，直到生产要素同意接受的报酬可以使生产成本不再超过销售收益为止。只有当刺激或抑制投资导致M1V1增加或减少时，银行的贷款能力才会再次与储蓄平衡（因为，多余的贷款将与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的应计利润相互抵消，下一个生产周期将可直接或间接再次获得这些贷款），为已增加（或减少）的工资报酬提供合适的工业流通。但最终第二项必须再次归零；银行不再拥有过剩的放贷能力，无法刺激投资，使其超过储蓄（反之亦然）。这时一个新的平衡已经建立，其中P和的水平将更高（或更低），与货币量的增加或（减少）一致。

然而，不能就此认为，因基本方程第二项增加导致价格上涨，到因第一项增加导致价格上涨，这一转变过程一定会顺利进行。如果收入降低，生产要素可能会抵制，从而导致失业期限延长。此外，在M1V1充分变化之后，投资可能继续超过（或落后）储蓄，从而导致价格高于（或低于）可长期维持的数值。因此，在最终平衡之前，将发生一系列小的波动。

此外，如果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原有平衡的需求量相比，货币供应量最初增加（或减少）的一部分，可能会与黄金的出口或进口相抵消。以供给增加为例，放宽贷款条件往往会导致国外贷款增加，而外汇结存受国内物价水平上升的影响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因为黄金的变动对国外的影响与国内一样，只是规模可能相对较小，上述影响将使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影响范围扩大，程度降低。

但是，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原因实际上是由此前外汇结存超过国外贷款导致黄金流入本国，那么黄金流入本国之后，国内的变化都将朝着恢复本国外部平衡的方向发展，并不会破坏外部平衡。

可以看出，在平均收益降到与已减少的货币数量平衡的水平时，便可能出现失衡情况，甚至可能持续存在。如果不同生产要素的工资报酬能够同时等量降低，那么一旦达到这个点，就没有人会遭受亏损。但通常没有办法确保这一点。紧缩并不是确保所有方面都等量削减，而是集中削减某些特定生产要素，比如谈判地位最弱的或合同期限最短的（因为合同期限决定收益）。相对收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水平。这也不是通货紧缩特有的弊端；通货膨胀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

问题主要在于，从代数角度看，一段时间内与银行货币总量的变化一致的结果不止一组。货币总量变化将导致投资率发生变化；投资率变化将导致盈利或是亏损；若是盈利或亏损的影响程度够深，时间够长，早晚会导致平均收益发生变化。最终，个人收益变化将再次与平均收益变化相一致，不会像刚开始及未来的几年里那样，不均匀地分布在平均水平附近。但这些变动并不一定会立即发生。

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银行家，都还不明白为什么货币量减少的结果将最终在下降了的收益和物价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所以一直以来，他们对通货紧缩的看法太过乐观。银行家因他们自己可以比较容易地降低物价而过度自信，仅仅只是完成了最简单的第一步，他们便认为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然后，在单位产出收益适应新平衡之前出现长期的失业和亏损时，他们又会大吃一惊。而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物价在短期内可能会背离效率工资，而在长期内两者不可能背离。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银行利率上升会导致物价下跌，从而“让一个国家买进容易卖出难”，等等，但却没有听说过银行利率上升会导致工资下降。如果工资不下降，企业和就业又会是什么状况呢？如果下降的话，从高利率到低价格、从低价格到低工资，这一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呢？(www.daowen.com)

股价崩盘

1929年纽约华尔街，股市大跌，恐慌的投资者从四处赶往纽约证券交易所，聚集在门口。这次大崩盘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各行各业，造成了未来十年美国的经济萧条，并波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大多数现代经济体系中，中央银行无法直接作用于基本方程式的第一项，也就是说不能直接影响收益水平，这可以说是中央银行的一大缺陷。在布尔什维克党当政的苏联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或许可以通过法令一夜之间改变货币收益率。但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制度盛行的其他大多数国家，无法采用这种方法。英国恢复金本位制时，财政部通过法令使价值标准提高10%，但却不能下令让所有收益都降低10%。相反，在这些国家，方程式的第一项只能受到间接影响：通过放宽信贷和异常利润刺激企业家，从而间接使第一项提高；通过限制信贷和异常损失抑制企业家，从而间接使第一项降低。如果银行利率提高并不是为了维持均衡而抑制第二项上升，而是为了使第一项下降，那么这就意味着提高银行利率的目的是使企业家蒙受损失，使生产要素陷于失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货币收入。如此，当出现这些结果时，就没有理由抱怨。

因此，旨在抑制利润增长（或下降）的银行利率变化，与旨在引起收入增长（或下降）的银行利率变化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调节市场利率使之适应自然利率，以此来维持均衡，而后者则强行使市场利率背离自然利率，以此来打破均衡。

正因为如此，现有货币机制虽然能够有效（如下文所述）避免或减轻信贷波动，但却无法使收入降低。因此，我怀疑那些认为通货紧缩的危害通常小于通货膨胀的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对于那些仍在工作的人来说，通货紧缩阶段的实际工资比通货膨胀阶段高。因为在通货紧缩阶段，企业家付给生产要素的报酬大于生产要素产生的价值，而在通货膨胀阶段则相反。从分配公平的角度而言，与损害消费者以利企业家相比，损害企业家以利消费者更可取。前者与就业不充分和储蓄浪费有关，而后者意味着充分就业甚或过度就业，以及资本财富大量增加，这一点不容忽视。就连极力提倡闲暇价值观的人也会认为，宁可繁荣时期忙碌一点，也不愿因失业无所事事。同时，如果人们意识到实际工资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财富积累为代价的，那么他们对高工资的热情将可能不复存在。

我曾听说过，经济萧条时期社会实际财富增长速度比繁荣时期快，尽管表面上看来正好相反，但实际确实如此。无论如何，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从定义来看，高投资率必然意味着财富积累增长率也很高。D. H．罗伯逊先生认为，若是没有连续几个繁荣时期人为刺激带来的资本积累，19世纪不可能迎来经济大发展；投机失败、企业亏损、低价格、失业下的高实际工资等暗淡景象，让金融界的苦行僧感到满足；有时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通过这种方式，也许能够释放其压抑已久的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感。与后者相比，我更赞同罗伯逊先生的观点。[4]鉴于需要是发明之母，所以，只有在经济不景气时某些国家才能发展，技术才能进步，但这却不足以为经济萧条做辩护，因为，还有一些进步只有在经济繁荣时期才能实现。

中央银行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员，银行利率政策有时必须生效，既不是为了抑制信贷波动，也不是为了建立新的均衡物价水平，而是为了与外部类似的紊乱情况保持同步，有意提高或降低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