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说明这一观点的历史实例也不少。历史学家往往认为，第一次铸币时便出现了正币[5]；关于铸币，希罗多德认为最早始于公元前6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的吕底亚[6]。目前，这一观点仍然受到认可。然而，我认为铸币这一行为虽然带来了变化，但并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重大。也许这是迈向代用货币的第一步，或者至少可以说有利于后续向代用货币和不兑现纸币转变。但事实有可能是这一根本转变——即转变为国定货币或国家货币——早在此前就已经完成了；正如接下来的重要一步——转变为代用货币——要很久之后才会发生一样。

原因在于，当国家指定对应记账货币的客观标准时，国定货币才出现；当货币不再由客观标准构成时，代用货币才出现；而只有在国家进一步放弃客观标准时，不兑现纸币才出现。铸币，只有国家能铸造，其价值又可能超过铸造它的商品价值，充其量不过是迈向代用货币的第一步而已。因此，铸币便不能算是货币发展过程中的三大关键革新之一。的确，在第一块铸币出现数世纪之后，代用货币才真正发行。对于坚持国家来铸造货币的国定货币说（即国家指定货币标准），铸币也绝非不可或缺的一步。只要是国家指定商品和重量标准，即使货币的衡量标准是按重量而不是按枚数进行流通，国定货币的主要特征就已经出现了。

吕底亚国王初次铸造硬币时，可能是为了方便证明货币的成色与重量，也可能只是向克罗索斯[7]子孙后代与邻国迈达斯炫耀的一种手法——在金属块上刻上印记，仅仅是因为虚荣心、爱国情怀或者宣传而已，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在一些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一做法从未流行起来，比如埃及和中国。在托勒密王朝以前，埃及从未实行铸币；而中国采用的价值标准是白银，一般来说，也是在近代[8]开始将白银铸造成银圆。迦太基民族也是不愿铸造硬币，若非为了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可能绝不使用铸币。闪米特人对于货币的基本品质最为敏锐，只在意金属的重量与手感，对于铸币厂那些骗人的标记一概置之不理。相反，来自北方的民族显得很外行，对这些标记非常满意。因此，铸造塔兰特[9]或谢克尔[10]并非必要，只要这些货币单位是国家创造的就足够了。从法律上来讲，所谓国家创造，是指什么成色与多少重量的银币可以用来偿付以塔兰特或谢克尔计算的债务或者款项，这由国家规定，同时国家有权不时更改其规定。

第一次有明确记录的货币重量标准改革，是公元前3000年末古巴比伦所进行的一次政府改革。但这场改革并不是最早的，历史上存在更早的货币标准。在原始时代，在人们不知道什么叫重量什么是秤的时候，就必须依靠数大麦粒、稻谷粒或贝壳来计量；这时用来清偿那些以“一”“二”或“十”等数字计算的债务，仍然是国家或社会决定哪一种或哪一类性质的物品更适合。直到13世纪，英国政府仍将一纯银便士的重量规定为“谷穗上三十二颗小麦粒”的重量。又比如说，现在的乌干达地区，当地惯用的本位货币是山羊。当地一名地区长官告诉我说，当人们因某一只山羊太老或太瘦发生争执时，裁定这只山羊能否作为偿债的标准山羊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货币制度，与某些其他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一样，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比我们几年前了解到的还要久远。由于冰川融化，货币的渊源已无从考证，或许可以追溯到间冰期人类历史上的繁盛时期。那时气候宜人，人类思想开明，乐于接受新思想。而发源地可能是赫斯珀里德斯[11]、亚特兰蒂斯[12]或是中亚的某个伊甸园。

公元前6世纪，梭伦对雅典货币实行改革。梭伦改革实行货币国定权，其与铸币同时并存，但绝不受铸币影响。这次改革只是改变了本位货币。据我所知，国定本位货币的变更早于第二次布匿战争[13]，这明显是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来使国家受益。罗马人率先将这种措施列为治国政策。从此以后，国定本位币变更就成为了历史学家所熟悉的主题。国定本位币变更一般采取降低货币成色的方式，有时是为了某一种目的，有时又是为了另一种目的。(www.daowen.com)

梭伦

梭伦（Solon，前638—前559年），生于雅典，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古希腊七贤之一。他按财产的多少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高的政治权利。

然而，就其对货币形式的影响来说，这些变更并未超出商品货币阶段。本位币降低成色（本位币变更的一种措施）也就是骤然降低记账货币的价值，这一点本身并不意味着向代用货币迈进一步。商品货币并不仅仅因为商品种类改变或数量减少而不再是商品货币。很久之后才有证据证明，已经有货币在较大程度上成了代用货币。铸币或因使用便利、贵重气派，或因有印记保证其成色与可接受性，或仅仅因美学特质（在现代，玛丽亚·特蕾西亚银元[14]受到非洲阿拉伯游牧民族的欢迎），价值可能超过其所含金属的价值。此外铸币还可能征收货币铸造税。有些辅币的面值很小。浸泡过或磨损的铸币在公众中可按本来面值流通。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例子的特征都不足以说明铸币就是代用货币。商品货币与代用货币的本质联系可能在商品货币中才能找到。商品货币的供应量取决于货币的绝对稀缺而非生产成本，而之所以有需求，完全是因为法律或惯例将这一商品定为货币材料，并非因为它可以用作他途，如密克罗尼西亚[15]的原始石头货币便是如此。

抛开纸币（据说古时就在中国流行）、约翰·劳[16]（John Law）推行的纸币以及其他纸币的前身不说，代用货币的历史并不久远，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引发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导致当时世界的两大主要金融中心——法国和英国不但采用了代用货币，而且还采用了不兑换纸币，长达数年之久。

不过，代用货币虽然是一种相对现代的工具，正如你我所见，国家将银行货币这种较为古老的私人金融工具稍作调整，然后用代用货币取而代之。与国定货币一样，银行货币的原始形态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考证。银行货币，尤其是票据（广义的票据包括各种有价证券和凭证，如股票、汇票、支票、提单）和出国旅客持有的信用证书，存在时间可能几乎和正币一样长。因为，只有人们发现转让债务本身在许多情况下相当于在交易结算过程中转让表示债务的货币，这时银行货币才会应运而生。债务所有权跟货币所有权只差一步。在某种程度、某一领域中，对于债务迅速转换为货币一事人们信心十足，距离因素完全不会影响银行货币在交易清算过程中的适用性。对于远距离交易结算来说，票据这种银行货币，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在，都一样有用且必要。因为与运输正币的成本和风险相比，票据传递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