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会津若松市(1955年更名,以纪念原来的市与附近几个乡村合并)的管理者将其描述为“一座没有烟囱的城市”时,暗含着一种积极的心态,丝毫没有告别重工业的不舍之情。和其北邻喜多方一样,90年代会津若松市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开发它的传统特质。农业和传统产业(如味增、清酒等)仍在当地经济(和在火车站纪念品商店)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这一事实并非意味着落后,而是体现了当地特有的生活品质。努力吸引“无污染”的高科技工厂进驻该地区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功,1993年会津大学开办,以计算机和软件设计为机构教育重点,这是向正确方向迈进的另一举措。作为一项可观的收入和就业机会,旅游业脱颖而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本国游客内在需求的驱动,因为许多日本人渴望亲身经历当地农民的生活片段,而会津若松市和会津盆地的其他地区都非常乐意提供这个机会。城市和乡村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新型关系对当地居民来说倒也是巨大乐趣的来源。

会津若松市及类似社区为日本农村如何适应现代日本社会其他组成部分这个顽固问题给出了答案。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当地领导人为发挥社区作用所做的尝试与公众对农村的期待等因素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着。一部分营销计划、社会政策以及政府和个人的种种努力,促使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故土或者说“故里”上,这对几乎脱离农村生活的市民具有重要意义。(46)

“故土”不仅激发了广泛含义的联想,而且蕴含着一种与水稻种植区的原始联系,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基,将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连结起来,帮助人们回归到迷失已久的“家园”。考虑到许多城市居民世代远离稻田,所以他们对回“家”必定会犹豫不决。寻找“传统”以及与农村生活和农耕相关的品质,这其中包括与自然和邻居和谐相处,也是人们对农村重拾兴趣的另一个原因;(47) 此外还包括人们渴望体验奇异的情调,希望在国内找到一个地方来挑战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同时还能彰显团结一致的民族凝聚力。旅行社和铁路率先激起人们前往农村寻根的冲动,去体验一下失落的传统,哪怕是刻意制造出这一旅游需求。(48)

昔日的关柴也就是如今的喜多方经历了漫漫长路才走出危机。接下来也许需要重新确立它的地域身份,究竟其代表的是落后的农村,还是想象中的过去?这种确立身份的过程标志着难以琢磨的农村振兴已发展到最后阶段。大萧条之后,居民试图努力挣脱过去;而90年代,当地领导却发现要靠追忆过去来缔造社区的未来。(49)

和会津若松市一样,喜多方围绕“田园情调”主题兴起了繁荣的旅游产业。喜多方有两个最重要的引人之处。第一个亮点是关柴拥有两千多座‘藏’,也就是青瓦灰浆的仓库,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星罗棋布。明治时期,许多城镇和乡村依靠“藏”防火、防虫、防盗,但喜多方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保存下来的“藏”数量众多。1880年的一次火灾后一切几乎化为灰烬,唯有‘藏’仍然屹立不倒(故事大约是这么讲的)。此后居民开始利用一切空闲到处修建“藏”。拥有属于自己的“藏”成为成功的标志,也使“藏”这种建筑风格和建造方法延续了下来。近年来,喜多方市发现“藏”这种构造虽然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但却令那些见惯了现代日本建筑的人们为之倾倒。为迎合游客的兴趣(当地一位企业家开发出新型的城市光项目,为游客提供复制品“藏”制成的马车),原有的现存的“藏”被一一修复,新的“藏”被建起,当地领导和商人都大力宣扬“‘藏’之都——喜多方”的魅力。(50)

喜多方另一大亮点是拉面,这是一种源自中国并由日本人世代流传下来的带汤汁的面条,如今已是随处可见。喜多方有一百多家拉面馆,专门制作一种“卷曲”的面条,辅以很多薄薄的肉片的清汤;这样的独特搭配的确与众不同,足以使喜多方拉面成为首屈一指的地方风味。预先包装好的速食拉面被送往全国各地的超市,展现出这一特产的吸引力。一车车的游客在其钟爱的本地餐馆外排队也成了一个旅行团的必备项目,这标志着喜多方市找到了另一种成功模式。“藏”和拉面相结合使喜多方崭露头角,使它比众多类似的乡村有更多收获。喜多方展示了这座城市的自身特点及其在日本的地理位置,这些特质表明在其旅游宣传册中不仅可以把东京作为出发点,游客也可以从北海道和九州方向出发。

将喜多方提升为旅游目的地的举措非常成功。70年代中期自从第一部展示该地区的电视节目由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后,游客数量首次攀升至5万余人。随着积极的宣传工作和在电视旅行节目中频繁露面,该地区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新”旅游目的地。1989年游客数量突破50万,截止到有效统计数据的最后一年,从1993年到1998年,该市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超过100万。(51)

这种愿意触及过去,并借过去来维系与界定现在,是喜多方展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喜多方市市志编纂办公室坐落在一幢楼房的顶层,和市立图书馆及小型地方民俗博物馆在同一层。办公室从1978年开始工作至今,其职员一直对当地档案和其他有历史价值的资料进行收集并编纂成册,在此过程中,还召集了当地史学家、教师等人协助编纂工作。90年代初,开始出版十二卷本的《喜多方市市志》的第一卷。将一个地方的历史结集出版并非喜多方独创,但也并非每个社区都能尝试。此举不仅吸引了对地方兴趣浓厚的读者群,而且由于当地(一些是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参与,确保了著作创作的高质量水准。

我这里特别提到历史,是要同密切关注关柴和其居民的其他研究建立一种联系。相比之下,《喜多方市市志》不是将1个而是8个村庄的过去放在一起,也就是喜多方镇和与其接壤的7个乡村。重新划定的行政边界催生出一段由独立村庄叙述组成的历史;出版的第一卷的序言是对该地区历史的概述,主要由单个村庄的历史集合而成。这些章节虽然有一个共同框架,但对各个村庄的不同特点做了充分论述,不仅介绍了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还描述了他们对危机和变革所作的回应。没有两个乡村是完全一样的,而谈及的7个乡村与喜多方镇也不尽相同。

与此同时,《喜多方市市志》创造了独特的元叙事方式,抹去了村庄间的界限。出版的第二卷是一组文件,根据不同主题按照年代顺序组织而成,从7个乡村及喜多方镇收集了教育、经济和管理类资料,并一一列举出来。各村之间的横向关系在涉及单个村庄历史的章节中脉络清晰,但以元叙事方式列出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这种方式至少部分颠覆了事件发生的常规轨道。此外,共享叙述还暗含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服务业以及从乡村到“‘藏’之都——喜多方”的转型过程。

人们可能会用任意一种方式来分析当地历史的构造方法,借以探讨现代日本的“理想社区”模式,然而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它所传递出的真实情况。着眼于单个的独立乡村是该书多数情况下所选用的做法,但很容易忽略关柴对周边社会和经济全景的重要性。《喜多方市市志》提醒我们即使在社区间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从一个地方事件也可以反观其他地方的类似事件。

借鉴关柴的特定历史,我并非有意忽略其他社区,而是希望通过关柴的经历来说明日本农村其他地方的经历。在我看来,《喜多方市市志》还反映出农村、城市和政府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谈判,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地方的身份认同,还涉及经济生存能力问题。在喜多方,乡村变成了城市,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把这一转型视为农民在现代工业化中所面临问题的最终答案,或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答案。喜多方积极投身于旅游业转型就表明农村身份和地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正如30年代当地居民一直在尽力争取的那样。

市志编纂办公室的北边毫无遮蔽,视野开阔,大大的玻璃门通向一个小阳台。在那里喜多方大部分的景色尽收眼底,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还能看到沿盆地边缘向山脉方向游走的灯光。或者像我常常做的那样,可以向右探出头瞥一眼大桥另一面的景物,而过了河向东就是关柴。

(1) 西山浩一、西田美昭和久保康男,《西山浩一日记,1925—1950年》,尤其参见1944—1945年间的日记。

(2) 在和美方占领官员的交谈过程中,当谈及战时他们通过“地租关系确立规划”成为地主的经历,农民时常流露出自豪之情。内皮尔,《日本农村的转型》,第162—163页。

(3) 沃尔夫·I.拉德金斯基是美国土地改革倡议的起草人之一,他非常熟悉那须弘和八木义之介的著作。E.H.诺曼和约翰F.恩布里有关农业和农村生活的著作对决策者也有一定启发。集拉,《审慎的革命》第25、31、54—55页。瓦林斯基编,《农业改革的未竟事业》。

(4) 对这些政策和执行情况的经典研究参见多尔,《日本土地改革》。

(5)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最终也认同了这一观点,其一直致力于的土地改革和泰比利奥斯·森普罗涅斯·格拉克斯及其兄弟盖约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这兄弟二人主张的土地改革限制了地主的权利,因而对农民有利。集拉,《审慎的革命》,第38页。

(6) 大石嘉一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第5页。

(7) 多尔,《日本土地改革》,第186—187页。

(8) 同上,第174页;大石嘉一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第34页。

(9) 多尔,《日本的土地改革》,第139—141页。还可以增添中立党派。

(10)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657—659页;大石嘉一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第30页;同上,《福岛县百年史》,第237页。

(11) 当然,农村社会内部还存在多种其他途径获取基础服务及非农业收入。我使用“农村”一词并非有意将“同质性”强加在并不存在这一特性的农村现实中。

(12) 西田美昭,《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研究》,第262—263页。

(13) 威廉森,“日本的农业规划,1945—1951年”,第103页。

(14) 石田武,“政治制度变化对土地改革与农村的影响”,第230页。

(15) 内皮尔,《日本农村的转型》,第201页。

(16) 渡边英一和矢部经子的《矢部善兵卫传》追忆了矢部在战后的各种活动。

(17) 美国观察家对这种恐惧情绪进行评价,但认为总体而言人们对未来依旧乐观。内皮尔,《日本农村的转型》,第78—79页。

(18) 例子可参见裕次郎速水优,《围困中的日本农业》,第27页。受土地改革思想的影响,朝鲜和台湾的农民经历类似改革,他们和日本农民一样普遍拥有小型农场。台湾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略有下降,从1952年的1.3公顷减少到1990年的1.03公顷。严皑青(音译,原文为Ai⁃Ching Yen),“20世纪50年代台湾土地改革对农业结构变革的影响”,第373页。

(19) 西田还认为战后农村支持日本保守派政党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土地价值的大幅增长,此外还因为农民不愿意看到这一现状受到挑战。西田美昭,《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研究》,第267页。

(20) 裕次郎速水优,《围困中的日本农业》,第88—89页。(www.daowen.com)

(21) 裕次郎速水优,《围困中的日本农业》,第47页。

(22)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史》,第288页。基本法一部分参照了欧洲的立法模式,也就是1955年德国土地法、1957年英国农业法以及1960年法国农业法;裕次郎速水优,《围困中的日本农业》,第77页。

(23) 裕次郎速水优,《围困中的日本农业》,第20、48—49页。

(24) 沃斯沃,《现代日本社会,1868—1994年》,第138页。

(25) 奥里里亚·乔治的《日本的农业政治》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彻底分析。

(26) 农林水产行政研究会,《农林水产》,第286页。

(27) 山本治编,《农业政策与实施近况》,第105—106页。

(28) 小平一生出版了396部著作,其中的313部都是1946年以前发表的。楠本昌弘编,《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1—18页。

(29) 同上,第688、692页。

(30) 小平权一,“农产经济振兴运动研究史与农村标准确立运动”,楠本昌弘编,《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65—66页。

(31) 楠本昌弘编,《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82—83页。小平进一步指出,“扩大工业合作社和合作联盟的运动也属于民主组织”。小平一直都活跃在众多农业组织中,而且富有影响力,直到1976年以92岁高龄去世。

(32) 加龙,“对日本历史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再思考”,第357页。

(33) 加龙,“日本家庭管理”也提到科技和合理化的重要性,而且是日本战败后重建的关键因素;见多尔,《接受战败》,第494—495页。

(34) 加龙,“对日本历史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再思考”,第358页。

(35) 谷野晃,《国土与农村规划》,第128—132页。

(36) 凯利,“合理化和怀乡情结”,第605页。又见同上,“在日本大都会中找寻一席之地”,第189—216页。

(37) 战后《家之光》反映了这些变化。尽管该杂志继续强调农协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有利影响,但其刊登的文章多是在倡导和城市中的职员完全一样的生活方式。安达生津,“《家之光》的战后调整”,第91—95页。

(38) 加田良平、后藤顺子,“可持续性土地使用和日本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第43页。

(39) 有关社区成功抵制合并倡议的有趣事例见贝利,《平凡人们的不凡人生》;斯坦纳,《日本的地方政府》,第187—189页。

(40) 斯坦纳,《日本的地方政府》,第192页。也提到由于日本对土地使用和区域划分没有做出严格规定,因此农业区和非农业区的界限比起欧洲来非常模糊,很难区分农场的界限。西田美昭,“火车窗外”。

(41) 当然,事实是处于城市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对“都市”氛围知之甚少。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城市扩张和合并导致城乡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因此自60年代以来报出的统计数据都依据当地人口的相对人口密度(包含较大管辖单位的人口),这样才能保证数字的精确度。1960年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外人口密集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4000人),但到1970年时,这一数据仅有47%。加田良平、后藤顺子,“可持续性土地使用和日本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第43—44页。

(42)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247、643页。

(43) 西田美昭,《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研究》,第1页。

(44) 西田美昭,“火车窗外”。

(45) 1965年有35%的农户是全职农民;1975年降至13%。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7卷,第635页。农民比例以及农业地位的双重下降这一现状并非日本独有。1930年至1959年间美国农民的比例降低了40%,而在1930至1987年间更是减少了2/3。美国和日本不同的经历是自30年代以来耕地总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大型农场的一部分。到1959年美国有1/5的农场面积超过105公顷。而日本却与之相反,平均每个农场面积仅有1.2公顷。斯坦顿,“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的结构性变化”,第118、121页。

(46) 奈特在“日本的乡村振兴”中对农村社会自行实现市场化以及获得和都市同样平等地位的过程进行了丰富详实的分析;另见贝利,《平凡人们的不凡人生》。

(47) 正如安·沃斯沃指出的那样,老一辈的日本人对农村现实的理解太过痛切,结果就导致他们很难把它理想化。直到最近公众对于农耕不再关注,才使这种理想化的农村得以成功实现。

(48) 不断有著作对当代日本故里的含义进行探究;尤其参见艾维,“大众文化的形成”;凯利,“合理化与怀乡情结”;罗伯特森,“需要村庄”。

(49) 喜多方1995年的人口为37532,仅仅比20年代末稍多一些,比1953年的43273人口数少得多。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8卷,第256页。总务厅统计局编,《日本统计年刊》。

(50) “仓库之城”是喜多方当地宣传册、地图和旅游手册中惯用的宣传口号。

(51)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7卷,第848—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