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投降后的几年中,随着农村最紧迫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个现代都市化的国家里,乡村或者大而言之农村社会应当处于何种地位呢?农本主义者,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振兴运动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农村与城市截然不同,农村不会被城市化,因为它具有独特性和值得保留的价值。即使改革者会敦促农民学习变得更理性、更有效和更彻底的节俭以期更具现代性,他们无疑将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城市化”或“西化”。农本主义者和振兴运动的支持者的目标不谋而合,那就是保留日本农村生活的特殊品质并建立引以为傲的现代化农村。

面对同一问题,战后给出的解答则略有不同。从50年代中期的新生活、新农村运动中可以发现某些趋势。农林省大臣河野一郎在1955年末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新农村发展运动。在其讲话以及随后对内阁的评论中,河野尖锐地提到农村的没落和依靠农、林、渔业生活的乡村需要一套“新的”解决方案。他抱怨说,农村社会在某些关键方面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河野指出,不仅相对于西方国家,即便相对于日本现有其他职业类型来说,农民的收入水平都比较低。由于农村在现代经济中徘徊不前,年轻人逐渐对农村失去了希望。(26)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维持农业的生存能力,并且巩固农村在全社会中的地位。

河野倡导的运动反映出经济振兴既注重社区的独立性,又强调将政策主动权向地方转移。作为其“强化农村核心”计划的一部分,河野表示要创建乡村委员会来协调规划;这一基层组织不免令人联想起经济振兴委员会,其成员将包括知事、各村代表、社区公民和经济组织负责人。新农村运动强调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的合理化,计划培训新一代年轻领导人,不仅为社区提供正规的财政援助渠道,还为受到特别援助的社区开通额外的渠道,河野期待为此次农村危机提供一揽子完整的解决方案。(27)

他是否清楚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早已失效的经济振兴运动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对于许多部门来说,战前和战后推行的政策之间有着相当大的连贯性,人事上也有一定的延续性。由于在帝国统治援助协会(IRAA)中担任过职务,小平权一在1946年的大清洗中被解除公职,但仍继续活跃在众多私人团体中,而且担任农业问题顾问,很受公众欢迎。(28) (1951年,对小平权一的清除命令被撤销;8天后他接受了公共咨询和行政机关多项正式任命中的首个委任。)(29) 当时,小平等人详尽记录了他们在运动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目标,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一途径从根本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早在1948年,小平就已提出经济振兴运动的目标是稳定农业社区确保其经济实力,并指出过去的做法与战后农村需求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30) 小平意识到振兴规划从来都不是由政府简单宣布一下而已,而是由农村来具体付诸实践,他还指出运动具有民主的属性。他强调说,始终都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在为规划的发展和实施负责。从总体上讲,规划本身以及整个经济振兴运动都是“完全民主的”。(31)

政府所谋求的农村改革与官方和大众对日常生活改革重燃的热情非常契合;因此“新农村”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并行展开。新生活运动“承袭了实现现代化的使命,实际上是沿用了战前日常生活改革运动的语言”,与河野倡导的农村改革有许多相似之处,号召公民节俭、理性、健康以及相互合作。(32) 新生活没有将重点放在乡村或农民身上,而是特别关注家庭主妇,鼓励她们实现家庭日常行为“专业化”,此外还培养她们的性别意识,要求她们区分和配偶在家庭中所担当的不同角色。

人们对1955年同时兴起的新生活运动给予广泛而持久的支持。该运动使几十年来支持其理念的公众和社团产生共鸣。(33) 正如谢尔登·加龙所言,“纵观战后时期,不论公众持有怎样的政治倾向,绝大多数日本民众仍然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国家,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在于实现日常生活的现代化或合理化,而不是一味地扩大消费。”(34) 战后时期的道德劝诫运动(那时有很多类似的运动)似乎把重点从区分城乡选区转向关注阶层、性别甚至民族认同的共同特征上。新农村运动是个并不太成功的例外。

和新生活运动不同的是,新农村发展运动既没有被广为接受,也没有持续多久时间。自1956年以来,官方仅支持了7年时间,在此期间新生活运动在农村的进展也微乎其微。比起对新生活运动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公众对新农村运动的支持是零星散漫的。(35) 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公民秉承理性、节俭和现代的生活方式,而拒绝将新农村运动视作现实中解决农业经济问题的答案。从全国来讲,农会拒绝支持这一运动,尽管一些乡村的地方分支机构报告说有参与行动,希望运动能带来资金援助,显然对大多数观察者来说这一运动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和早期经济振兴运动不同的是,新农村运动没有获得地方拥护,所产生的成效也不够具体。

在某种程度上,新农村运动的终结标志着日本农村与全国其他地方全新关系的开始。战争末期的混乱和破坏力暂时平衡了城乡之间以及工农之间的竞争,但并没有解决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些差距是引发30年代改革的部分源动力,同时也是许多农民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战后仅靠土地改革和《基本农业法案》来防止这种差距再次演变成危机。从50年代开始,农村家庭就已完全接受分享全国(有限)的消费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这一做法在富裕农民中相当普遍,并非个例。威廉·凯利指出,由于教育这一“巨大主宰力量”所取得的成就,50年代末城乡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有组织有计划的生活和小型三口之家的出现几乎把所有日本人都纳入了中产阶级。(36) 经济繁荣通过创造出农村家庭强烈渴望实现的中产阶级文化,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中等阶层的农民能将这些节俭、认真、勤奋以及理性行为品质输送到整个农村社会,这和战前极力弘扬和努力倡导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37) (www.daowen.com)

城乡关系以另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展现出来。乡村实际上变成了城市,农民可能会出现在办公桌后,就像出现在田间地头一样。农业和小型农村社区越来越遭到“现代”日本的忽视。尽管在两次战争之间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30年代70%的人口仍生活在城镇或乡村里,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2个人住在人口少于5000人的社区中。城市与农村的这种平衡在此后20年中相当稳定,1950年城市居民还是只占少数,低于人口的40%。(38) 人们逐渐迁入城市,重回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但进度缓慢。

50年代中期,这种逐步向城市移民的模式让位于更加迅速的人口迁移和行政控制。这一举措首先由占领美军委派的休普使节团提出,最终也获得了日本同僚的认同,此建议认为融合或合并全国10000多个城镇和乡村会带来实质性的行政收益和经济效益。在鼓励城镇和乡村合并期间,赋予各县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度,1953年9月,政府首次提出并通过了《城镇乡村合并推进法案》,并于3年后通过了《新城镇乡村建设推进法案》。(39)

这些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1953年9月至1956年10月间,日本乡村的数量从7640个锐减至1600个以下。合并后乡村的面积和人口是合并前的3倍。(40) 此外,通过将临近的城镇和乡村合并到相邻的城市,政府设法使日本转变成一个城市化国家。到1960年,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41) 关柴和喜多方其他相邻的村庄——松山、岩月、熊仓、丰川、山都和上三宫——也是这次城乡转变的一部分。1954年,这7个村子和1个市合并成立了喜多方市。(42)

农业在其他方面也逐渐失去地位。整个三四十年代以及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生产在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0%至25%。1960年仅占15%,10年后所占比例又下降了一半。1990年农业仅占日本GNP的2.6%。按照一位学者的标准,这个数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43)

劳动力方面的变化也反映出类似趋势。20年代,农民占了约一半的劳动力,1940年占40%,1960年停滞在30%的水平。农民劳动人口下降是相对的,因为从1920年到1960年被划分为农民的人口数量几乎不变,大约保持在1300万或1400万。直到1960年后,农业人口才开始经历迅速且显著的下降,1965年下降到不足1100万,而1975年下降到1960年的一半。1990年农民人口只有30年前的1/3了,当时每15个劳动力里仅有1个农民。

即使是数字也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农业补贴、机械化进步以及引入其他节省劳动力的设备意味着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农业日益成为兼职工作。从全国来看,1989年农业只占日本农民平均收入的18%。(44) 60年代中期喜多方居民倾向于把农业做为兼职:1965年,在城市范围内有1061个全职农业家庭;10年后只有366个。(45)

一个相关现象可以说明农业劳动力的前景“惨淡”。在农村,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田间管理庄稼主力是上年纪的男人和女人。一些人是退休后重返农田,而其他人则是耕了一辈子地,他们也是家里唯一的留守人口,将最好的劳动力用于耕种,而不是去当地工厂或零售公司挣钱。农村婚龄男性的共同悲哀是没人愿意嫁给农民,这反映出年轻妇女有其他择偶对象,同时也说明为何很少有年轻男子愿意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