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清晰地暴露出农村经济的诸多问题,单靠振兴运动并不能解决这些矛盾。30年代的经济振兴运动和40年代初的改革都没有处理好土地所有权和佃租制度这两大根本问题,因未能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可行方案而停顿下来。这些措施从某些方面鼓励农民改善农村生活,同时又限制其他方面的发展。关柴居民积极优化生产,迫切提高生活水平。他们一方面追求闲适的现代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排斥都市文化,这样并无益于他们改变农村社会不平等的基本现状。改革无法改变现有佃租制度和农田稀少的窘境,由于条件所限,振兴运动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战争影响到佃租关系和稻米市场,并且预示了日本战败投降后农村的社会转型走向。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由于施行稻米的双重定价制度,对自己种植稻米的自耕农(包括佃农)是一个价格,而对靠地租收入地主的定价则要低得多,因而令地主无利可图。对农田产权变化和租赁的严格约束限制了地主摄取更多利益,而自耕农的经济利益日益增长。尽管如前所述,这些变化不仅缓慢,而且充其量也只是试验性的尝试,但将政治权力赋予自耕农甚至是佃农这一趋势已初露端倪。

换言之,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有迹象表明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的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问题,最终都纳入了改革者的视线。以新澙的西山浩一为代表的佃农被改革态势鼓舞,开始主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与地主谈判,以合理的价格大规模购买农田。(1) 其他社区的佃农纷纷效仿。(2) 这为逐步转变土地所有权模式以及佃农和地主相互制约的方式奠定了基础,也为振兴急需寻求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美国占领者对渐进式变革毫无耐心。虽然他们对日本农村生活现状的熟悉程度大相径庭,但对于农村贫困、地主权力和军国主义三者之间联系的认识却几近一致。占领期间广泛任务之一便是促使战败日本实现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农村因此受到认真彻底的审视与关注。美国决策者把乡村的社会与经济实践视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基石以及民主的绊脚石。这种认识部分源于英译本的日本学者著作和少数熟悉日本农业及农村生活的西方学者著述,其中许多着重描写了战前处于现代初期的日本农村所表现出的封建特点。美国决策者显然受到了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队宣传的影响,当时的宣传强调农村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并明确了农村社会和军队之间的联系。(3) 因而美国决策者相信,落后的农村社会对稳定日本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除了激进式的改革,没有其他途径能在短期内消除贫穷。

土地改革是处理农村诸多问题的首选途径。(4) 连同占领时期改革的其他组成部分,特别是公民生活的民主化,美国规划者对土地改革可能带来的好处寄予厚望。从短期看,改进租佃条款或降低佃租普及率有望提高农业生产率,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原殖民地粮食供应中断这一严重问题。从长远看,土地改革有望在农村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和权力。(5) 改革者认为,一个更加繁荣的农村不大可能支持军国主义政府或轻易屈服于国家意志。

即使占领者过于简化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夸大了军事支援的深度和性质,但他们最终提出了土地改革方案,以弥补他们最关注的发展所引发的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乡村日益凸显。日本学者迅速做出回应,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是日本政府而非占领当局第一个提出土地改革。这些早期土改建议仅限于解决问题本身而并不利于佃农。美国决策者则提出了一套更彻底和更具包容性的改革方案,但更为重要的是占领当局能够加速推进并修正这一业已开展的土改进程。(6) 日本投降前后,这些政策上的连续性以及政策本身的内在逻辑,解释了土地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长盛不衰的原因。

正在讨论的土地改革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要素是强制削减佃农租金并强制转为现金支付(相对于物物交换而言)。战时价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做法奠定了基础,占领时期政策做进一步补充。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相对于作物价值而言佃农的租金极低,因此1949年地主的租金所得仅占收成的1%,远远低于战前的30%至50%。(7) 其他规定也严格限制地主提高租金和将佃农从耕种土地上转移出去的做法。(www.daowen.com)

改革的第二个要素是形成自耕农阶层。日本战败投降前,这一进程在从20年代起实施的自耕农建立计划中就已有先例。该计划有助于促进佃农通过低息贷款购买出租土地(见第10章)。占领时期的做法在某些方面与过去有所不同。一方面,它是强制性的,而日本投降前的方案是自愿的。此外,通过设立限制自耕农和本地地主最大耕种面积,以及全面禁止外地地主拥有土地,截至1950年8月,改革已强制销售100多万町水田和近80万町旱田,约占4/5的出租土地,涉及近3/4的农户(2341000位地主和地主数量两倍多的佃农家庭)。(8) 销售方式不包括地主和佃户间的直接谈判,这一点也与老方案不同。相反,由地方委员会负责指定以及最终农田转让手续,知事则负责为土地购买和转售的实际操作。

土地委员会的民主化进程是改革的第三个要素。战争时期的委员会负责监督土地耕种与荒芜的动态并规范租金,然而不管谁占多数,他们往往被地主所左右,因而缺乏彻底执行改革的权威。而更为强势的占领时期委员会则一贯倾向于佃农利益,10位委员中有5位佃农,3位地主和2位自耕农。(9) 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技巧,以应对确定土地出售对象和出售价格等复杂业务。地主的抵制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但最终意义不大。

很难对土地改革的影响力作过高的评价。在关柴,战争结束时佃农租种了村里47%的土地;到1950年,只有不到8%。由于跻身于不断壮大的自耕农行列,佃户数目迅速下滑。类似趋势在福岛等东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都很明显。(10) 农村改革进行得迅速而彻底,至少土地所有权改革是这样的。(11) 几乎在一夜之间,租佃制度不再是一个社会问题,高额租金负担以及难以确定是否续租以获得土地等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改革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当时偶尔出现一些声音,担心这项改革不够深入,不足以撼动地主的权威,还有人担忧改革在许多社区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12) 改革的书面条款并没有剥夺地主的财产,1946年支付给他们的土地价格还算合理。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即地主虽有可能失去土地但不会丧失财富,从而维持了他们在村里的地位和权力。然而,对地主来说不幸的是,战后通货膨胀势头猛烈,政府用债券支付土地款,而不是预先一次付清现金,这就相当于地主在短时间内几乎将土地拱手相送。(13) 不管1946年土地交易的价值几何,到土地流转完成时其实际价值已丧失大半。地主无法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许多家庭眼睁睁看着其资产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土地改革以尝试重新分配土地的机会开始,又以多种方式铲除竞争环境告终。

对关柴来说,民主化进程还带来了另一些初期成果。宪法的巨大变化深刻改变了政治格局和公民生活,首次普选村知事(县知事选举也同样创下先例),妇女获得选举权,村委会比战前要求更多自主权和权威。此外,作为统一的农民组织,农会开始崛起,相较日本投降之前,该组织在制度上的延续性显然不够。当地领导人也有相当大的变化;1956年,农会只有12%的官员曾在投降前担任过全国性公职,其他职位的流动性也较高。(14) 当地的村知事和其他官员是战后第一批离职的。就官方职位来说,不少人担任过村最高级别的帝国统治援助协会(IRAA)的代表;在这类组织任职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清洗,自动免职。(15) 自1924年1月以来,佐藤佐吉一直担任知事,直到1946年底,他完成了最后几个月的任期。他于1966年辞世。

矢部善卫兵不止失去了官职。由于他在福岛帝国统治援助协会(IRAA)的任职经历,矢部被清除出公共生活,他只好花费几年时间重整旗鼓,尽力打理家里的干货店。不这样做,他就无法维持生活:土地改革剥夺了其大量的土地,切断了他与关柴的直接联系,矢部不再是有影响力的大地主,经济地位也受到损害。战争的最后几年,干货店差点关门,而这是仅存的家产。然而,矢部依然全身心投入到报德运动中去,1951年针对他的清除指令一经撤销,他又回归到公共生活中来。在接下来19年里,矢部一直是报德法和现代日本教育的大力倡导者,他还协助会津及周边地区重新发动轰轰烈烈的地方运动。他于1970年辞世。(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