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关柴被县里指定为教化社区,即“道德劝戒”村。(68) 虽然给村里带来的物质利益有限,但广受公众认可。全县只有7个村庄获得这一机会,关柴作为示范社区的声誉明显上升。这不仅仅是村里30年代末所获得的众多荣誉之一:被指定为“道德劝戒”村与被选为经济振兴运动的参与者不同,因为它会对特定目标作出公开承诺,并力求达到目标。正如下面所描述的那样,“道德劝戒”意味着计划“建立一个集生产、教育、道德和经济于一体的理想村庄。”(69)

对于村里参加过振兴运动的老将们而言,在关柴管理者正式起草的五年计划中鲜有他们不熟悉的条款。接下来的五年里,村子按比例对骨干进行培训,定期举行会议,并通过乡村社区建设的一系列指标来监测进展情况。据村里人记述,大萧条后关柴不断向更为和谐、高效以及有组织的社区努力,而经济振兴运动几乎被人遗忘了。(70)

令人惊讶的是,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公共议题频繁谈及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交叉问题,以致对许多社区而言从大萧条走向复苏仍是其工作的突出问题。关柴不仅坚持参与农村改革和振兴运动,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不乏典型事例。一时间《家之光》充斥着写给编辑的文章和来信,描述了旧式陋习和新式的理性方法之间的冲突。比如,1940年一位妇女在信中哀叹道,她在当地农业培训中心参加了为期三周的培训,那里井然有序、纪律严明的生活与她回到村庄后慵懒散漫的生活节奏之间的反差令她茫然失措。她抱怨说,正是这种虚度生活、荒废光阴的态度迫使青少年远离农村。只有采用更合理的方法来分配时间和精力,才能阻止更多(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人奔向城市寻求更美好的生活。(71) 人们不禁好奇,当年刚从监狱释放的桔孝三郎究竟是怎样为把现代性带到乡下而不懈努力的。

1941年后,这种抱怨声就鲜有耳闻了。(72) 但此时此刻,《家之光》当初向农村几大战线(经济、卫生、教育)进军的雄心壮志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为防止节节败退而做出的日益绝望困顿的挣扎。在农村,仅种植庄稼就已令农民殚精竭虑,举步维艰,所以多数情况下更难有余力再去尝试任何改变。像其读者一样,《家之光》对未来也是一筹莫展,更无法奢谈什么期望。

战时消耗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些变化,劳动力和资源短缺致使日常生活更加困难,倘若想购买奢侈品则更需要长期筹划。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战时日本把太多野蛮的非理性思想传递到公民的生活中。本章已经指出了战争初期农村改革工作中一些即谈不上现代性但称得上更理性的方面(下文会进一步论述),但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忽略时代大背景。在此背景下的日本社会中,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受到监禁或更严厉的惩罚,对天皇的话不容争辩,大量种族、恐惧和征服的言论更是左右了人们对外来思想和外国民族的感受。这听上去可能有些自相矛盾,但这些现实都不能轻易地脱离另一些主题,那就是理性、科学、纪律与和谐,这也是在此期间有关农村社会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话题。

这些主题融合在一起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振兴强调社区的作用和发展道德经济显然与政府为呼吁公民绝对服从而提出的“一亿颗心一起跳动”的口号存在共同之处。正如振兴所设想的,从大萧条走向复苏必须建立在没有冲突、合作团结的前提之下。虽然实际上很少有社区能够实现这一理想状况,但重要的是,即使从理论层面讲,繁荣和稳定也需要绝对服从。无论是振兴社区的候选指定村庄,还是特别援助资金的潜在援助对象,都不会考虑那些爆发佃租纠纷冲突的乡村。显而易见的是,大萧条后,冲突危及复苏和改革。繁荣需要的是团结一致,战争则需要绝对的服从。

同样,振兴给农村带来的体制变革不仅有利于动员运动思想的传播,而且最终推动了政府政令的执行。业已壮大的工业合作社、农业协会、村庄集会和经济振兴委员会能够轻松适应并协助当地经济动员。乡村利用许多现有(往往经过振兴规划改良)组织渡过战争初期;如上所述,战争开始没多久,政府为精简机构就放弃了这些维持已久的组织。

促使乡村从大萧条中复苏的许多措施,在经济和当地社会动员中也同样是强有力的工具。30年代初以来,在农村改革者曾成功倡导的农业经济和日常生活方法中,经济规划、使用家庭账簿以及自给自足等只是其中少数几个例子。正因为采用了上述方法,战争爆发时农民才有能力响应号召,为政府和天皇效劳。

农村骨干及其所代表的农村中产阶层是调和新旧力量的最终要素,他们要做的是在理性的新生活和把农村拉回到过去的旧势力之间进行平衡。农村骨干和中产阶级无疑处于振兴运动和动员运动的中心。在关柴,从事具体工作的参与者和泛泛的参与者之间存在延续性。一些与关柴的(成功)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居民在动员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知事就是其中之一,但他肯定不是唯一。

由于中等阶层农民在农村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扩大,振兴和动员运动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目标和理想社区蓝图。当地名流和地主显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但30年代他们手中的权力和为社区建言践行的能力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骨干和中间阶层农民,他们日益成为政府和农村间的纽带,并沟通着农村的过去与未来。

代表合理和效率的现代性以及承诺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的经济实践,强有力地吸引着农村中产阶层。(73) 为了使农村从大萧条的苦难中解除出来,决策者将这两大特性融入到政策之中,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了东京官员和社会改革者的共鸣。这些特性仍是农村动员的一个要素或许不足为奇,尽管它们很少与战时日本的严格管制和独裁形象联系起来。每当日本政体的其他方面和社会局面似乎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时,现代性对于日常和社会生活某些领域做出的持续承诺,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意为何会深入广泛地支持日本战时的独裁主义。从大萧条危机到战争危机,农民和为其请命者努力应对政府、地方领导人、现代(国际)经济、农业以及几乎完全城市化的国家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挑战。现代性的前景显然既存在于战争时代又存在于农村本身,而乡村正处在从农村到城市、从农田到工厂以及从帝治到民治的更为广泛的转型过程。

(1) 村里官方公布的士兵与海军阵亡人数为124人。而1941年底这一数字仅为10人。关柴士兵有几乎70%都是在1944年1月1日后阵亡的,而在1945年1月1日后阵亡军人更是占到2/5的比例。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766—769页。

(2) 对规划和策略思考有价值的描述见巴恩哈特,《日本备战全面战争》;又见皮蒂,《石原宽治与日本和西方的对峙》。

(3) 入江昭,《亚太地区的二战导火索》。

(4) 约翰逊,《通产省和日本奇迹》;多尔,《战时与和平时期的日本》。

(5) 托马斯·R.H.黑文斯将帝国统治援助协会这一组织形容为“一块巨大的海绵,任由穷兵黩武的政府肆意挥舞。一旦吸足水分就变得格外笨重,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1942年中期将所有公民组织纳入麾下之后,这个臃肿庞大的组织就对当局几乎毫无用处了”;黑文斯,《黑暗之谷》,第60页。

(6) 渡边英一和矢部经子编的《矢部善兵卫传》,第101、249—250页、第418—423页;矢部善兵卫,“对报德主义中心思想的体验”,第1部分,第124页。《矢部善兵卫传》还详细描述了其妻经子(两人于1932年结婚)于1939年被选为贵子公主的护士。这一事件带来的荣耀有可能为矢部日后在县帝国统治援助协会谋求的地位起到助推作用。渡边英一和矢部经子编,《矢部善兵卫传》,第111—120页。

(7) 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政治的思想与行为》清楚地阐释了这一方法;又见弗莱彻,《寻求新秩序》。

(8) 加龙,《战前日本的劳力和帝国民主》,第333—339页;西龙尼,《战时日本的政治与文化》。

(9) 黑文斯提供了国内的战争时间表:1937年7月至1940年9月为早期动员阶段,1940年9月至1942年5月为巩固与严格管制阶段,1942年中期至1944年底为大规模的全民参与阶段,1944年底至1945年8月为溃败阶段。黑文斯,《黑暗之谷》,第7页。

(10) 农林省农政局,“农村经济振兴实施计划概要”,1943年4月,NSS1:7,第283页。又见农林省“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计划设备方针”(1940年3月),见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37—450页。

(11) 农林省农政局,“农村经济振兴实施计划概要”,1943年4月,NSS1:7,第290页。还包括对渔村和山村进行的类似指导意见。见农林省“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计划设备方针”(1940年3月),见楠本昌弘编著,《农林渔村经济振兴运动与小平权一》,第445—449页。

(12) SMY,“对经济振兴特别援助实施及战时对策情况展开综合分析的结果”,《1938年经济振兴》,KST。这份日期不详的文件很有可能出自1939年。

(13) 后来的报道更为直白地传达了他们所宣称的放弃早先那种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信仰,更推崇互助和无条件合作的精神。这一变化要归功于经济振兴运动。SMY,佐藤知事向福岛县知事作的报告“农林渔村经济振兴特别援助经济振兴的成绩报告”,1941年5月6日,《1940年经济振兴》,KST。

(14)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史》,第185页。

(15) 梅村又次,《劳动力》,第210—211页、第214—215页。

(16) 森武摩,《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第206页。

(17) 照冈修三,《日本农业史》,第186—190页;同上,《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258—260页。

(18) SMY,“经济振兴委员会妇女补助金申请书”,1939年3月17日,《1938年经济振兴》,KST。

(19) 硫酸铵是人造化肥的主要原料,日本从中国进口硫酸铵,来满足国内对人造化肥的需求。1937年后,该产品的进口量自然就减少了,而到1940年这一供应几乎中断。本应当用于制造化肥的其他化学原料却越来越多地改作生产炸药。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243—244页。

(20) 这些规章最终成为《1942年食品管理法》的一部分。见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243—244页、270页。

(21) 约翰逊,《二战期间日本的食品管理》,第94—95页;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289—290、332—366页。

(22) 例如见石田武,《近代日本政治构造研究》,第35—36页。

(23) 小平权一,“农业会的本质与使命”,第540—546页。

(24) 农业会吸收了当地的农业组织、工业合作社以及茶叶、牲畜、丝绸协会,不仅负责保障这些机构发挥现有职能来服务当地社会,而且还协调各级地方生产来保障战时需要。正如小平权一所言,在界定类似规章制度来加强工业和生产组织的凝聚力时,总是会用到“配合国家政策”这样一个词汇。然而,在针对农业会制定政策时,政策制定者却认为“配合”一次并不能涵盖农业对国家的贡献,因此他们决定采用“完全协调一致”来界定该政策。同上。

(25) 一件轶事能够说明措施的有效性,村里鼓励村民自行享用附近农田的“非法”作物,希望可以阻止村民偷种违规庄稼,而此举比条条框框的禁种规定更有效。B.F.约翰逊,《二战期间日本的食品管理》,第118页。

(26) 黑文斯,《黑暗之谷》,第11—33页。伯杰,《日本1931—1941年的政治派别》,第149—161、186—187、207—208页;照冈修三,《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第2卷,第263—264页。1938年通过的《全国总动员法令》赋予政府强大力量来控制工业、分配资源(包括人力)以及引导经济发展与战时需要相配合,而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国会投入精力。

(27) 《关柴村报》第20期,1939年8月。

(28) 同上,第12期,1938年12月。

(29) SMY,《村落会议日志》第1、3、4、5卷,KST。

(30) 矢部并没有把视线局限在关柴村;1938年在附近山都村的一次演讲中,他面对300名听众发表了近5小时的演讲。《福岛民报》,1938年4月6日。

(31) 所有村落集会评论内容都基于4卷本的《村落会议日志》。起初有5卷,第2卷记载的是1936年8月至1937年12月的会议日志,但已丢失。

(32) 警察在监控资金分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底,警察在村落集会中发表了题为“关于经济警察”的演讲。例子可见堂上村于1940年9月16日的会议记录,SMY,《村落会议日志》,第5卷,KST。(www.daowen.com)

(33) 文件现存版本有缺失,但出版的版本整体上非常完整。

(34) 《家之光》经历了类似变革;自1941年起,农林省利用该杂志来推行其政策法规。有了农林省的支持,杂志一直能够发行报纸,直至战争快要结束时为止,因此到1944年底时,发行量达到1400000。板垣邦子,《战前、战中的农村社会》,第187页。

(35) 农林省有一些类似想法,也曾一度尝试着付诸实践,后来这些想法借地方改良运动之机得以推行。见派尔,“日本民族主义的技术”,第51—65页,尤其是第61、65页。农林省的倡议见农林省经济振兴部编,“第二次农村经济振兴中央委员会”,NSS1:2,第288页。

(36) SMY,“经济振兴规划制定实施状况调查”,《1940年经济振兴》,KST。1939年是该机构举办的长期演进的最后一年。

(37) 会津山村会馆(会津山村道场)在1937年初开办之始叫福岛县山村会馆,6个月后更名,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学生。

(38) 会津会馆的课程设置倾向于实用性与实习培训。在为期一年的课程中,全职学生要接受21门共计3300多小时的授课培训。科目涵盖体育到农业法律,涉及面很广。还设置有精神塑造方面的培训课程,但整体上而言多数课时分配给了农业实践课程。一年的课时分配中精神塑造方面的课时量仅占5%。1938年讲堂仅有40名学生,其中有26人来自南会津,仅有2人来自山郡。见SMY,“会津山村讲堂一览”,1939年1月,《1938年经济振兴》,KST。在薮矢吹原开设的课程不详,因而无法进行比较。

(39) 森武摩,“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振兴与农村经济振兴运动,”第135—152页。西田美昭编,《昭和恐慌的农村社会运动》;森武摩,“农村危机的信号”,第135—166页;沃斯沃,“1900—1950年农村社会的转型”,第598—602页;近一段时期的相关评论见冈田正胜《近代日本的农村社会》。

(40) 冈田正胜,《近代日本的农村社会》,第310—318页。

(41) SMY,“经济振兴委员会妇女补助金申请书”,1939年3月17日,《1938年经济振兴》,KST。另见《关柴村报》第15期刊登的通告(1939年3月),对修改法案做出解释。

(42) 见SMY,佐藤对福岛县经济部负责人作的报告,“昭和十三年县市町村经济振兴委员会事业成绩报告”,1939年6月26日,《1938年经济振兴》,KST。

(43) 尽管没有办法有效衡量委员会的新职能,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关柴水稻大丰收一直持续到1943年。

(44) 我能估算出1934年委员会34名委员有23人拥有土地;到1939年时共有32名委员,其中23人有地。

(45) SMY,“经济振兴委员会妇女补助金申请书”,1941年1月17日,《1940年经济振兴》,KST。又见不同年份的土地税收记录,数字包括稻田和山地。

(46) 我能(从选举名单中)查出1934年委员会34名委员中29人的出生日期;至于1939年委员会,可以确认32名委员中31人的年龄。1934年最年轻的委员35岁(能够确认所有人的年龄区间),最年长的67岁。1939年最年轻的26岁,年龄最大的70岁。　

(47) 西田美昭编,《昭和恐慌的农村社会运动》;中村政则,“经济振兴运动与农村统合”,森武摩针对经济振兴运动撰写了几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被收录在一起,见森武摩《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沃斯沃总结了森武摩的结论性观点,见沃斯沃,“农村社会的转型”,第599—603页。最近出版的相关研究是冈田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冈田正胜,“农村经济振兴运动与村落统合”,同上《近代日本的农村社会》。

(48) 森武摩,《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第193—194页。

(49) 笔者对规划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田美昭的《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研究》,第240—241页。又见农林大臣办公厅总务科编,《农林行政史》,第2卷,第187—188页。

(50) 当农林省第一次向国会提交法案建议时,部分内容如下:“本次提案的目的是要维护农民地位,发展并维持农业生产力,保持经济振兴和农村和平。”国会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新条款,内容如下:“在妥协和互助的基础上,本法案的目的是要维护地主和农民地位(新增内容为黑体)。”森武摩,《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第220页。

(51) 西田美昭的《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研究》,第252—253页。又见清水要次,“食品生产和农村土地改革”,第331—368页。

(52) 西田美昭编,《战后改革期的农业问题》。

(53) 西田美昭的《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研究》,第241页。1926至1941年间,有7.7%的农户参与了地租关系确立规划,1943至1946年,全国参与规划的平均比例跃至13%。森武摩,《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第225页。

(54) 有关佃农如何参与地租关系确立规划的实例见西山浩一、西田美昭和久保康男,《西山浩一日记,1925—1950年》,尤其参见1944—1945年间的日记。

(55) 1945年5月,长野派出37859人,山形派出17177人,福岛派出12673人。数字包括迁居居民和前往发展满洲里和蒙古的青年志愿者。见扬,《日本极权帝国》,威尔逊,“‘新天堂’”和森武摩,《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第160—164页,对移民规划进行分析。

(56) 威尔逊,“‘新天堂’”,第273—274页;高桥康隆,“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农村经济振兴运动的展开”,第19—25页。

(57) 威尔逊,“‘新天堂’”,第282页。

(58) 同上,第281页。

(59) 威尔逊,“‘新天堂’”,第259—261页;

(60) 同上,第259—261页;扬,《日本极权帝国》,第7章。

(61) 森武摩,《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第162页;扬,《日本极权帝国》,第7章。

(62) 仅有3.7%的农户耕种不到半町土地;森武摩,《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第219页。　

(63) 移民在福岛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对前往满洲里的旅费进行打折优惠,去满洲里的火车票是免费的,还对到那里定居的移民进行补助,大石嘉一郎,《福岛县百年史》,第238页。

(64)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609页;数据最初出现在《福岛民报》,1937年7月8日。这一数字比附近上三宫村承诺移民50户和热盐村承诺的75户要少。

(65) 1938年1月、12月与1939年1月矢部在村落集会上发表了有关移民的演讲。1940年7月矢部对满洲里进行了报道。SMY,《村落会议日志》第4—5卷,KMT。见渡边英一和矢部经子编,《矢部善兵卫传》,第105页。

(66) 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609—610页;威尔逊,“‘新天堂’”,第281—282页。

(67) 上三宫村仅派去7户移民,热盐村的移民仅有3户。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610页。

(68) 道德劝诫中央委员会也参与到挑选过程。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2部分,第334—338页。

(69) 《福岛民报》,1939年3月28日。起初福岛县计划制定5个村,但后来又把关柴和另一个村加了上去。

(70) 有关制定村庄的发展情况见喜多方市市志编委会编,《喜多方市市志》,第6卷,第2部分,第338—341页。

(71) 《家之光》,1940年6月。只有一位来自长野县的年轻人对这一问题持不同观点。他写道,人们之所以离开农村是因为生活太单调,缺少娱乐。他建议工业合作社配备便携式的发电机和电影放映器,便于农村能够接触到现代媒体。他认为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家之光》1938年7月,第202—203页。

(72) 板垣邦子,《昭和战前、战中的农村生活》,第281页。

(73) 丸山真男认为中产阶级愿意支持极权主义,原因在于该阶层害怕变革和现代性,而这一观点在板垣邦子和当代研究学者加龙看来,中产阶级有可能同时接纳极权主义和现代性。丸山真男,《现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和行为》;板垣邦子,《昭和战前、战中的农村生活》,第281页;加龙,“对日本历史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再思考”。